① 建安文學的興盛原因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系。東漢末年州牧割據，戰禍延綿，人民妻離子散，四處逃亡，或死於亂軍之中，或死於飢荒癘疫。建安文人生活於這個巨變的年代，目擊種種社會的慘狀，極有切身的感受。故當時的文學作品，多有反映現實的主題，描寫戰亂、人民疾苦和渴望國家統一的作品大量產生。可見時代環境的刺激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是有重大影響。
儒學的衰微亦助長建安文學的興盛。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一直在思想上占據著統治的地位。儒學傳統的文學觀點乃是原道宗經，文學一直只是經學的附庸，窒礙了文學的自由發展。東漢傾頹，傳統的儒學已失去了統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學開始擺脫了經學的束縛。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傳統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為明顯。他們不再將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和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學的道路更為開闊。
另外，文學批評的盛行和發展也帶動了建安文學的興盛。正由於社會紛亂，儒學式微，建安文人對文學的價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對各種文體的特點、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關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經常相互探討批評，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當時最舉足輕重的一篇文學批評之作，可知建安文學的發展與文學批評不無關系。
當時領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學更為興盛。曹操父子不單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更是政治的領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他們愛好文學，廣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舉」，促成了一群有水準的文人共同創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餘，自己亦有優秀的文學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喜好文學，對文士自然禮遇有加，不同於過去的統治者將之視作「俳優」，相反卻是一同從事創作，討論文章，相處如賓如友。是以文學風氣變得活躍，建安文學興盛，與統治者的態度有莫大關系。
最後，建安文學的興盛，實際也是文學發展的規律。兩漢文學為建安之興起了准備作用，詩、賦等等，皆啟發了建安的作家們。例如建安文學的現實精神，就是師承於漢代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三祖陳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樂府舊題名篇反映現實。古詩十九首等亦為建安抒情詩提供了借鑒。
② 中國文學和社會生活中悲秋的原因有哪些
悲秋探源——中國古典詩歌的悲秋情結摘要：「悲秋」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源遠流長的主題之一。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傳統文人，與秋天有著割捨不斷的情結。「悲秋」情結的產生，發展到不斷深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古典詩歌的情感內涵、以及中國古代文人心態有著很深刻的聯系。關鍵詞：悲秋情結；中國傳統文化；情感內涵；文人心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道出中國詩人的悲秋情結自古有之。悲秋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主題之一，自古以來，無數騷人墨客的作品中，都郁積著濃濃的悲秋情結。悲秋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現象。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傳統文人，不自覺地繼承著某種共同的哲學理想和審美趣味。幾千年的中國歷史被一種持久而堅韌的文化氣質所籠罩，盡管在這個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有過戰國百家爭鳴的活躍、魏晉任性適意的通脫、唐宋的繁盛蓬勃、明清的局促衰落，但時代風氣的轉換，似乎沒有改變古代文人一些代代相沿敘的精神追求，沒有改變伴隨著這種精神追求而來的種種矛盾心態。相反，這些精神追求在繼承中踵事增華，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古代文人與秋天有著割捨不斷的情結，歷來就有文人悲秋的說法，「一葉落而知秋」、「悲哉秋之為氣也」。「悲秋」是中國古代文學中一個源遠流長的主題。「睹落葉而悲傷,感秋風而凄愴」，「悲秋」文學主題從《詩經》、《楚辭》到「建安文學」，從唐詩宋詞到元曲清詩，歷經了上千年的發展、嬗變和積淀，從無意識到有意識，最終形成了特具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悲秋」文學意識。一、「悲秋」意識的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系中國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哺育出的一種文學形式，它的魅力源於燦爛的傳統文化。自然界的秋天是一個百卉俱腓、眾芳搖落的季節；在文學上，蕭瑟肅殺的秋天則象徵著一種繁華的消逝和一個更加殘酷的未來。秋天似乎是屬於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這個季節代表了他們的苦痛，也代表了他們真實的追求和真實的無奈，所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傳統文人，自覺不自覺地承繼著這種「悲秋」的情懷，也自覺不自覺地被這種情懷感動著。1．中國古典詩歌的悲秋情結與自然觀的聯系中國古典詩歌的自然觀就是一種生命態度，其極致，指向一種審美的人生境界。倫理和自然性的哲學塑造著中國人的靈魂，自然性的哲學，給中國人提供無限的自由，自然觀影響著詩歌的發展。感悟傷懷，觸景生情，情景交融於一起，正如王夫之所說得「景者，情之景也；情者，景之情也」。（參見《姜齋詩話》）中國文人的悲秋意識貫穿於自然事物的描寫中，溶注於生活景象的摹狀中。對於詩人，自然既是一種情感語言，也是一種生活態度[3]（p3）。中國古典詩歌往往藉助蟋蟀、蟬、柳等自然景物與生活景象的描寫，或表現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懷，或傳達死亡斷滅的人生感傷與人生愁緒的無限感慨，而對"悲秋"題材的超越則豐富了中國文學的"悲秋"主題，這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自然觀有很大的聯系。中國作為內陸的農業國，「自然經濟」形成了其自足的農業文化心態，這種文化心態的本質，即承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肯定人的自然生命。在這種農業文化心態中，人心向自然界依賴、親近，心與物之間由感應到融會，是詩的品格，也是中國詩歌深厚的文化底蘊[3]（p3）。中國先哲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息息相通的整體，「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管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一」，（《莊子》）「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易》）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中國哲學的精神實質是自然之「道」，這個「道」指的是自然界萬物的自然性，也就是自然的運行狀態——自然而然。從自然發展的角度看，秋天是一個百卉俱腓、眾芳搖落的季節，秋景秋事秋情，都為一「氣」所化，故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氣乃陰盛衰殺之氣。人感秋氣而衰，原是自然之理。自然意義上的天人感應，主要是通過物質性的「氣」的作用來達到的。正如《呂氏春秋》所雲：「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則宮動，鼓角則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客觀自然之秋與主觀人心之悲，其實也是一種「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的關系。從歷史的角度看，悲秋情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時代與個人經歷的統一，但它根本上還是人的自然性與對象世界的自然性相互作用的結果。秋季既是萬物成熟、喜慶豐收的季節，如王安石在《贈劉景文》中寫道：「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一年當中最美好的景色，正是那橙子已黃、橘子還綠的秋天；秋季也是秋風蕭瑟、千樹落葉、萬花凋謝的季節。自古詩人墨客把秋天描繪得多麼蕭瑟、凄涼，一說到秋天，總與凄涼、憂愁、郁悶等連在一起，「秋」好象與「悲」「愁」總有不解之源，正如南宋吳文英在《唐多令》中所言：「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它既用析字法把「愁」析為「心」與「秋」，又似說出了「愁」與「秋」的一種內在的關系。中國古典詩歌的境界就是自然之境，是人的生存之境，也就是自然哲學追求的「天人合一」。所謂「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處理自然界和精神界關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徵是強調：人與自然間並無絕對的分歧，自然是內在於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從自然規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調諧。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達到一種完滿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國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坐忘自然，萬物歸懷，人消融於大自然之中，與自然靈魂合為一體。詩人把自己徹底忘卻，萬思歸一，化為萬物萬象，便能觸摸到自然的底蘊，把握宇宙生命的脈動，獲得自然本體的認識。自然是人賴以生存的家園，是人生於斯，死於斯，歌於斯，哭於斯的生命所在，離開了自然，人無以生存。人為了生存，農業便成了供給人們衣食的必須，農業的發展產生了因遵循自然規律而形成的農耕文化。2．悲秋」情結植根於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農耕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進而影響到中國人的精神層面，影響到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構成。因為自然遵循的規律，農業生產由播種,生長到收獲是一個有規律的循環往復的過程，由此而形成了四季等自然觀念，即所謂《易傳》所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則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則歲成焉。」[4]（p260）自古以來，時序的更替，季節的變化，草木的榮枯盛衰，氣候的冷暖寒暑不僅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而且影響中國人的文化觀念的形成。秋季是一個收獲的季節，同時也是自然界萬物由盛轉衰的季節；對於文人來說，他們的感受是後者。傳統農耕生活的習俗和觀念習養並賦予了秋以強烈的時間意識和生死意味，使秋與逝「同行同構」，形成了古代詩人觸秋傷悲，以秋抒情的心理定勢和審美反應。秋天衰敗零落的景物，凜冽蕭殺的氣象，寂寥凄清的山河令古代文人感到人事的憂勞，生命的流逝以及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的郁悶，由此而聯想到人的生命就像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也有由盛而衰的客觀規律，從而體悟到人的生命的脆弱。面對人生的悲劇性的概嘆往往是在秋的觸發下產生的。從文化心理角度來看，還是由植根於中國人的農耕文化心態所決定的。自然是永恆的象徵，它以無限的豐富性和深邃性，使人類為此傾注綿綿不覺的情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從《詩經》的名句中就可以看出人與自然的關系，通過自然去表達人的內心情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根本。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構成因素不外情和景兩面，情景交融，渾然一體乃是中國詩歌的最高藝術境界。二、「悲秋」情結與詩歌情感內涵的關系自然的豐富意象形態與人的心靈的豐富情感構成了互感與交融，主體心靈總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與其內心情感的對應。莊子齊物論思想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物不是純然外在的客體，物象和人之間存在著心心相印的聯系，人的心靈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質之間構成了一種互相映照、感應的關系。詩人為了表現哀怨，寂寞的豐富感情，往往要藉助豐富的自然意象形態。1．「悲秋」是詩人訴其哀怨感傷的一種特殊方式詩人表現其哀怨不平之情的方式多種多樣，或是比興寄託抒泄其懷，或是覽古、弔古在歷史興亡的感嘆之中寓其身世之悲和失意之痛，或是悲秋傷春述其哀愁，或是傷別離愁羈旅而陳情告哀等[5](p101-112)。寬泛的說，詠古托寄、悲秋傷春等等都屬詠懷。我國地處北溫帶,四季分明,秋天是氣候由熱變冷,植物由盛變衰的季節,古代詩人又生活在那個容易感到悲哀的古代社會,所以他們每每感物興懷,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劉熙載說：「詠古詠物，隱然只是詠懷。」即悲秋是詩人訴其哀怨感傷的一種特殊方式，但悲秋之傳統並不起自宋玉。《詩經》中已有由秋天引出的傷悲之聲。《小雅•四月》有「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這由秋天引出的就是時代的苦難，但時代的苦難與秋日的悲涼還沒有融合在一起。在屈原的作品中，秋與人的悲傷已有了一定程度的關聯，即秋引發、加深和表現詩人的哀傷。如《九章•抽思》「心鬱郁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確實能稱得上「寫秋景入畫」「千古言秋之祖」的，還應該推宋玉的《九辯》。《九辯》首以「悲哉，秋之為氣也」發端，次言秋風蕭瑟，草木花葉隕落，枝葉枯槁。這既是對何以悲秋氣的進一步發揮，又貫穿了自傷之情。「坎稟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宋玉點出悲秋之由，乃是「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悲秋實是自悲，將秋天悲涼的畫面落實到自身的遭遇和不平。《九辯》以傷為主，曹丕的《燕歌行》則是以思為主。秋思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傳統題材，悲秋是悲怨之作的表現模式之一。在北方，人們對自然物的變化有了較早的認識和思考，由大自然的生命規律聯想到人生自我。「只有在有了一個把秋作為整體現象和季節意識之後，自然中的衰敗景物才可能變為對人生短暫深切領悟的標志。」[2]（p94）悲落葉於勁秋，萬木凋零的深秋景象，容易觸發人的愁思，如同「傷春」「惜花」蘊涵了韶華易逝，壯志難酬的感慨一樣，「秋思」的情節多了「悲」「愁」的苦澀味和孤寂的凄涼感。北宋著名詞人柳永一生曾寫過大量的傷感詞，其中以哀婉蕭瑟清秋晚景的作品居多。「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漸覺一葉驚秋，殘蟬噪晚，素商時序。」「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杜甫的《登高》寓憂時傷世之懷於其中，但還是以悲己為主。通觀全詩，詩人悲秋是在悲其自身的窮途抱恨、衰頹愁苦，其意十分清楚。全詩的意象和由諸意象組成的畫面，突出的也是哀怨蕭瑟之情。人與景物情感之間的共生互發，互相交織，也是以人之情感為主。就悲秋而言，詩人之怨憤與愁緒積於心中，當秋天來臨時，而與物互生共發，於是就有了悲秋之歌。中國古代文人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這驅使他們積極入世，建功立業，光耀門楣。可是，在封建專制統治下，文人入世往往如履薄冰，精神壓抑，命運坎坷。於是，蕭瑟肅殺的秋天被視作具有隱喻意義的意象。它象徵著一種繁華的消逝和一個更加殘酷的未來，這與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態有著某種自然的契合。由此，古代知識分子往往將這種失落心態用一定的方式體現出來，從而達到情景交融。2．「悲秋」情結是傳統詩學理論的一種具體體現方式秋歌，是由秋天誘發的情感而形成的詩歌。先秦的《禮記•樂記》最早從心物交感的角度來論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質在人心之感於物者也。」強調的就是物對人的感發作用。鍾嶸《詩品》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這樣一種心物交感過程中的感物興會、情以物興的詩之生成方式就是詩的意象思維的特徵。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更加深入一步地闡釋了心物交感、「睹物興情」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一方面是「情以物興」，作者的情因物的感觸而起興，在觀察或接觸外境萬物之時，物引發作者的感受、誘發他的想像，物是起主導作用的。另一方面是「物以情觀」，從「物」的角度看，它不僅僅為了表達自身，而且是作為「情」的體現者而出現的。感物的意象生成作用，決不僅僅是「物」本身，而且它的指向與根本意義還在於物所蘊蓄或所激發的情思。「秋天的悲傷，就是對時光流逝而沒有能夠完成任何可感知的事業的悲傷。」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篇》中解釋「物節本『好』而人自『惆悵』，風景因心境而改觀耳。」由此看來，悲秋是一種情景相契、人與境同的境界，是自然、社會、心理的有機融合，是詩人的不幸遭遇和內心思想的外化。「悲秋」文學意識是抒情文學中「情」與「景」的關系：情是作家內心之情，景是作家眼中之景。然「一切景語皆情語。」[6]（p225）作家筆下的景物已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觀景物，而是染上作家感情色彩的景物。正如陸機所言：「遵四時以嘆逝，占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7]（p170）所以，在「悲秋」文學作品中，並不是秋景本身就具有「悲」的色彩，而是來自於作家情感深處的悲秋意緒。境由心造，對景物的好惡,一般是由觀者的心境而定，要想真正達到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那是不容易的。「詩言志」的詩歌，是詩人抒發自己感情的平台，詩人為了表達自己的感情，所選取意象的角度就不同。以宋玉的《九辯》為開端的悲秋傳統，作為一種重要的抒發情感母題，被後世文人延續下去。古代詩人愛秋，只是秋在他們的筆下有落花流水東風殘，也有飛燕歸來繞畫梁，正所謂各有千秋，對景思情自悲歡，詩人悲秋，文人傷秋。古人多悲秋，和他們的愛情多坎坷，人生多失意有關，但同樣面對秋天，劉禹錫在他的《秋詞》里就表現出了另一種人生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詩人深深懂得古來悲秋的實質是志士失志，對現實失望，對前途悲觀，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蕭條，感到寂寥，死氣沉沉。詩人同情他們的遭遇和處境，但不同意他們的悲觀失望的情感。他針對這種寂寥之感，偏說秋天比那萬物萌生、欣欣向榮的春天要好，強調秋天並不死氣沉沉，而是很有生氣。秋天在他的眼中，沒有風雨、沒有落葉、有的只是晴空、彩雲如春天般美好，晴空之下，一鶴振翅沖天而飛，便引發他的一腔豪邁，無限詩情！「詩言志」，「詩情」即志氣。人果真有志氣，便有奮斗精神，便不會感到寂寥。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突破，本詩才一反傳統文人悲秋的情緒，唱出了昂揚的勵志高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胸懷成就了不同的秋，呈現了秋應有的多姿多彩，或黯淡，或濃郁；或凄清，或熱烈；或哀傷、寂寞；或熱情、歡快。秋以它特有的風韻豐富著人的心靈，美麗著人的情懷。秋始於露氣變白之時。春夏為露，秋冬為霜。老子說，「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在春夏，露是以清綠覆蓋潤澤萬物，草木因其潤澤而成茂盛豐腴；「梧桐尚覆階前春，秋信先殘水面花」，露色變白，它覆蓋在萬物之上也就變成焦慮，變成晶瑩無力的憂傷。對秋有不同體會——萬物成熟之時，而詩人則從焦慮與憂傷角度，看到是草木因這憂傷所染而變色，秋的美麗也就建立在了感傷上。歷代文人中悲秋也罷，喜秋也罷！這都是由他們的心境來決定的！人有悲，人可以詠其悲；歷史的盛衰興亡不斷循環也有悲。悲是人的基本情感。其一，秋是自然界的基本季節之一；其二亡是歷史循環的基本階段之一，兩者在功能上是相遇的、互感的。人之所以能傷情、訴情、融情於歷史的興亡和自然的春秋，不僅在於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而且更在於歷史盛衰興亡中文人所持有的心態。三、悲秋情結與文人心態有很大的聯系。中國古典詩詞中始終籠罩著濃郁的悲愁情調，這種悲愁情調的背後所蘊涵的是文人對生命的意識以及身世悲涼之感，為了擺脫憂愁，文人們常通過飲酒和流連山水以尋求解脫，但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我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悠久的歷史中，既有唐朝時的興盛，也有明清時的衰落。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悲秋題材是許多文人偏愛的。這其中又有各種原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時代產生這種感情的原因是不一樣的。有的衰嘆年華的流失（「回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參見《東城高且長》））；有的感到的是深重的負疚感（「乾坤含創虞，憂痍何時畢」、「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參見《宿江邊閣》））；有的感到無可排遣的孤獨。這些都可以解釋為現實和理想無法調和。文人們往往理想較高，一心想為國家，為人民做事，可往往一付出番熱情卻得不到實現。不管在什麼社會中，理想都不可能全都可以實現，那種美麗的如世外桃源一樣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現實社會中總不會一帆風順，即使暫且迎來繁華，也終究會被悲秋所代替。這與古典詩詞中的悲愁情調所反映的文人心態有很大的聯系。1．生命意識能典型地反映中國文人的文化心態無論是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還是在歷史文化典籍中，生命意識都是最早的也是最強烈的意識。對生命的認知、把握方式和生命價值的實現途徑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悲秋文學成為古代文學中最具個人意識特徵的一個類別，其所蘊含的生命意識能較典型地反映中國古代文人的文化心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切努力必須在這一生中完成，而此生的時間卻一去不復返。秋首先喚起的是人生一次性的自我意識。大自然的季節變更和生命的律動總能引起他們強烈的生命感動：春去秋來，花開葉落，燕鳥辭翔對於多愁善感的中國詩人來說是一種生命暗示。在長期的農耕生活過程中，古人總結經驗，莊稼植物按季節更替，呈現出春生、夏榮、秋凋、冬殘而完成一個生命周期。在屈原《離騷》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詩人在自然的觀照下，發現自我生命從生長到衰亡的過程與四季的一次運行過程正好相同，而殘敗凋零的秋季正象徵著人衰亡的過程。同樣，人們也發現在結構相同的生命運行中又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質差異，即四季是可以周而復始的而生命卻難復返。一個循環的終結揭示了人類自主的意義：假如說自然界是恆久自新的,人卻並非如此[1]（p22）。詩人很容易產生「生命流逝，時光不再的無告之哀。」[8]（p103-105）「秋」預示著人人畏懼而且不可避免的衰亡，預示著轉眼即逝的時間過往，引起人們對生命莫名恐懼的原因正是因為人的生命推移過程與四季更替的形態在內部結構上的相似性。中國古代悲秋文學的情感主題是光陰虛擲、歲月蹉跎、老而無成的感慨。秋預示著物之成也蘊含著人之成，所以當人生的努力結果與秋之成相反時，人便不能不感覺到沉重的失落。秋之物象流動與人的生命行程相吻合，使得以秋為悲成為古代文人的一種心理定勢。古代文人大多以苦讀求仕博取功名為理想，但由於封建政治自身內在機制的原因以及文人過於理想化的追求目標等因素的影響，因而許多人又難以實現理想，在現實面前不斷遭受挫折和打擊。因而，文人與秋，秋與文人似結下了不解之緣，表現在作品中，便有了「行吟坐嘯獨悲秋，海霧江天引暮愁」的「秋日雜感」，在文學評論中也就有了「秋士見陰而悲」之評語。生命價值可以有多種理解，也可以有多種實現方式。如儒家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認為政治價值並不是唯一的生命價值，而個人自我完善也是實現生命價值的方式。但是求取功名卻是中國古代文人自我實現的現實道路。《離騷》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遇秋而生的悲情實際上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有所作為，在生命受阻不得其用時的結果。實現政治理想建立豐功偉業背景中的悲秋文學，凸現的是中國古代文人以家國觀念為首的生存價值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識。2古代文人的家國觀念對「悲秋」情結的影響我國古代文人大多以秋為主題，以悲為基調，這不是在做所謂的文字游戲，而是他們飽經人生坎坷的悲秋心態的曲折反映。中國古代文人因身處危逆境況(失意、離別、羈旅、流放、死亡等),在面對秋天的景緻時,感物傷懷,悲從中來,悲秋詩由此產生。「悲秋」模式展現了古代詩人獨特的感傷世界，它包含相思、漂泊、懷遠、感舊、不遇、失意、傷逝等種種人生的哀與愁。趙敏俐認為「中國文學的悲秋作品，並不僅僅是一種生命意識的自然感應，而始終比較明顯地和相思與懷歸的母題有著不解之緣。悲秋是源於相思懷歸這一母題的。而相思懷歸之情素又是源於早期農業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有表現相思之苦的詩句「行人無限秋風思，隔水青山故鄉」（戴叔倫《題稚川山水》）；常見的以秋寫別離之痛的「南浦凄凄別，西風裊裊秋。」（白居易《南浦別》）；在「寒蟬凄切」中劉永抒發了「執手相看淚眼，竟天語凝噎」的痛別傷離之情，悲嘆「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秋清節！」（劉永《雨霖鈴》）；還有以秋寫漂泊的孤寂：「獨此他鄉夢，空上明月秋。」（駱賓王《宿山莊》）。當草木枯黃、落葉紛飛，一切隨風而逝，觸動了落花流水的感傷，於是「悲秋」也就自然成為文人墨客抒情詠唱的一大基調。無論是李白的「長風萬里送秋雁」，還是漢武帝劉徹在其「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飛」的詩中，借秋景流露和表現對光陰易逝的感傷與無奈。「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燕幃緗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這是南朝詩人蕭愨在《秋思》一詩中對秋色的感悟；唐代「大詩豪」劉錫禹有首名詩曰：「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由此千古文人悲秋情懷可見一斑。古代文人群體多思存高遠，志向宏大，他們視達政濟世為正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實現「安社稷」、「安黎民」為理想。但事實上，他們命運多阻，人生艱難。由「家」到「國」不僅存在自然距離，而制度距離往往是最難跨越的。再加上人生選擇的單一化，從一開始就決定的古代文人選擇「仕途」的悲劇性。懷才不遇，壯心未酬，再加上天涯淪落，世態炎涼，歲月蹉跎等種種人生苦澀匯集成一種感傷情結，使文士不遇成為古典詩詞中一常見的悲情動機。如宋玉《九辯》中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這種感傷情緒一進入詩歌就帶上了文人特有的憂患和失落，這種現象反映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共同心態的一個層面。宋玉的《九辯》中表現了復雜的情緒，詩人從不同角度對蕭瑟秋景的描繪，抒發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和一生事業無成的悲秋情懷。他訴說自己失職後身臨惡境的原因，以及自己一片忠誠得不到理解，政治抱負得不到實現。他不願與世俗合污，心中充滿失意的悲哀和無窮的煩悶。最後，只得憑幻想超越現實，遨遊太空，終以擺脫自己悲慘的境遇和胸中的痛苦。文中描述的友朋離別，世路艱難，盛年早逝的復雜感情似乎很難用單純的「貧士失職而志不平」來概括，在混亂無序的傷感背後，是對繁華飄逝的無可把握的悲哀。所謂繁華是對人生旅程上各種合乎理想的順境的概括，可以是仕途的順利、人生抱負的得以施展，也可以是指對人世間一切溫情親愛的體嘗。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流逝，正如繁花似錦的春天必然要被肅殺的秋天所取代。因而悲秋情緒是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普遍而深刻的懷才不遇心態的匯集所在。這些文人中大多數是在政治中不得志或游居他鄉的遊子，這時的他們只能藉以「悲秋」為題來感慨人生苦短，命運的多艱，月落烏啼總是使人傷感，秋風蕭瑟，落葉繽紛，更是一種悲涼！心靈的寂寞更是一種難以述說的痛苦，文人怎麼能不在這個悲涼的秋天裡借題發揮呢？縱是鐵馬金戈，豪情萬丈的辛棄疾也免不了感嘆「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其實文人悲秋之愁，源於文人壯志未酬之愁：「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人不僅為自己愁，而且為國家愁，為人民愁，「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這是一種高尚的愁，一種文人才有的愁，一種支撐了文人風骨的愁。悲秋情結伴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斷發展而深化，悲秋是中國古典文學中表現的一種情感，也是表現得最多最豐富的情感，文人似乎更偏愛悲秋這種情結。古代文人對「秋」的普遍偏愛往往與他們的心態有很大的關系，在強烈的生命意識的驅使下，他們所具有的以家國觀念當首的生存價值而導致的「悲劇性」，更加深了「悲秋」情結植根於中國古典詩歌之中。由此觀之，「悲秋」成為中國古代文人的一大情結，也就不足為奇了。（指導教師：雷炳鋒）參考文獻：〔1〕郁白，全志剛.悲秋:古詩論情[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2〕顧彬.中國文人的自然觀[C].劉小帆這一代人的怕與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3〕王玉寶.中國詩[M].海燕出版社1999.9年版〔4〕周振甫譯注.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5〕陳玉林.傳統詩詞的文化解釋[C].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術叢書2003.8年版〔6〕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蕙風詞話.人間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7〕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8〕董貴傑.唐代「悲秋詩」初探[J].學術交流，1998年版
③ 正始文學有什麼特點以及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是什麼
正始文學具來有哲學色彩。形成自這一原因的特點是繼建安文學後，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
由於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這就是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
④ 建安文學的繁榮原因何在
時代的動亂： 飽受離亂之苦的廣大人民思治之心更顯強烈了，在戰爭中獲得北方政權的曹操便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關注民生的建安文風已是必然。
學術思想的解放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東漢末年，隨著漢朝統治的崩潰，各家思想再度崛起。
文學自身的發展： 到了建安時期，在各種文體得以繼承的基礎上，又孕育出了新的生命
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建立：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極其繁榮的時代
曹氏父子的身體力行推動了當世文學的蓬勃發展，引領了建安文學的潮流
⑤ 什麼是創作流派,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是藝術概論裡面的
1.藝術風格是藝術家的創作在總體上表現出來的獨特的創作個性與鮮明的藝術特色。
藝術風格涉及到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的各個層面，是從藝術作品的整體上呈現出來的。
2.具有相同藝術主張的藝術家自覺結合形成的藝術流派，有一定的組織和名稱，或者有共同的藝術宣言；（創造社、新月社、文學研究會）
藝術風格相似或相近的藝術家不自覺而形成的藝術流派，一般沒有固定的組織或綱領，也沒有共同的藝術宣言；（邊塞詩派、鴛鴦蝴蝶派、山葯蛋派）
由於藝術風格相似或相近，被後世人們歸納為特定的流派。（建安文學、江西詩派荒誕派戲劇）
⑥ 劉勰《文心雕龍》評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
你要提什麼問題？？？？
劉勰《文心雕龍》對建安文學作了多角度的論述，他認為：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慷概以使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明詩》）
他把三曹樂府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述酣宴」，另一類為「傷羈戌」（《樂府》）。鄴中文士「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明詩》），「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劉勰對建安文學的論述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他能夠聯系漢末時代背景來探討建安文學的成因，識見高遠；二是他對建安詩人作出了前無古人的高度評價，這些評價大多是較為中肯的；三是他第一次論述了詩歌的「風骨」，為後人提出「建安風骨」創造了條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他具有濃厚的宗經思想，他說：
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戌，志不出於淫盪，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樂府》）
將曹操反映戰亂之作和曹丕遊子思婦之詞一概斥為「鄭曲」，不言而喻，論者是站在封建正統詩教的立場上的。
⑦ 建安文學的基本特徵是什麼繁榮的原因何在
建安文學的基本特徵：①反映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②張揚個人的積極進取精神；③悲涼哀怨的慷慨之氣；④鮮明的民歌情調建安文學在思想內容特徵：
一是反映了當時動盪亂離的社會現實和民生的疾苦，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詩》、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送應氏》等，都是這類內容題材的作品。
二是抒發個人的理想、抱負與情感、心志，如曹操的《短歌行》抒發的是建功立業的理想，總的來說體現了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奮發向上的積極進取精神。
建安文學的藝術特徵：
1．建安文學的主要成就在於詩歌。它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的社會生活，具有充實的內容。對時代亂離的反映及個人情志的抒發，形成了慷慨悲涼的主體風格。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有恰切的概括：「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2．建安文學總體上說境界開闊，自由通脫。詩歌主要是學習樂府民歌，在藝術上受到漢樂府敘事性的影響，又加強了抒情性，並向著文人化的詩歌轉變。除了時代的群體的總體特徵之外，也具有很強的個體的個性特徵。
3．建安詩歌：以五言成就最高，為五言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散文：體式多種多樣。
辭賦：沿著漢末抒情小賦的創作道路，而題材更加廣泛，抒情、詠物、感事、飲宴、游獵無所不至。 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辭,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
⑧ 建安文學繁榮的原因何在
標准回答是這個：建安時期政治局勢的動盪，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種應運而生的思想觀念的碰撞，各種社會文化行為不僅極大的改變了人民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改變了人們看待社會、思考問題的層面，而且極大的促進了人們對人生價值的再一次認識，激發了人們的進取精神，提升了人們的個性意識，刺激了文士的創作慾望。建安時期的文學，就是在這種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過依我看，不過成王敗寇而已，曹操一統中原，自然他說話最大，當然他也是才氣逼人的，起碼比一天一首爛詩的乾隆好太多，乾隆的臭腳都有人捧，建安文學的繁榮也是有理由的
⑨ 試論正始文學的基本特徵及成因
正始文學的背景一般以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為准：
正始時期，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馬氏，在逐漸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之後，與曹魏統治者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政權的斗爭，政治異常黑暗。阮籍、嵇康都有較進步的政治思想，不滿現實的腐朽。他們看到司馬氏假「名教」以達到自私的目的，便以老莊的「自然」與之對抗。他們的創作雖然貫串著老莊思想，與建安文學有明顯的不同，但仍然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
一下為其相對於建安文學的特點及成因
從時代來說正始是一個與建安、黃初大為不同的時代相比建安時期所具有的高度的政治熱情，正始時期政治理想落潮，士人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從思想意識領域言正始開始興起玄學思潮從文士來講,曹植去世正始時期另一批文人興起加何晏、阮籍、嵇康、向秀等相繼出現不同的生存背景和審美思想，帶來文學新的風貌反映民生疾苦和抒發豪情、慷慨多氣的作品大為減少，抒寫個人憂憤的詩歌增多；
建安有對人生苦短的哀嘆更有正視、惜時的積極精神正始時期則充滿苦悶難言、凄惶無常之感表達上，曲折隱晦；加之受玄風的影響詩風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為詞旨淵永、寄託遙深所以正始的詩歌意旨深藏，歸趣難求肩一種朦朧的美與建安時期的明白曉暢大不同。
詩人阮籍、裕康相繼出現標志著詩歌告別建安詩歌進入一個新階段。
此時政治時局和玄風思潮是影響這時期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曹氏與司馬氏的明爭暗庄斗到時當時政局動盪且黑暗詩人們多是敢想不敢言形成了沉痛委蜿的批判風格。
所以此時是個多是詩人們如履薄冰的憂生之磋，並且由於詩人對現實世界的失望，轉而追求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正始詩人多崇尚老莊她們提倡玄風所以他們在追求自然心與道冥的同時又將老莊的人生理想帶入詩中，另一方面，玄學導致了此時創作的哲理化傾向所以從整體風貌上看正始詩歌以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憂生之嘆為主題最突出的特徵是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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