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諾貝爾文學獎怎麼會成為「災難」
據英國《衛報》、BBC消息，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於11月17日凌晨平靜離世，終年94歲。多麗絲·萊辛被譽為繼弗吉尼亞·伍爾芙之後，英國文壇史上最偉大的女性作家。她是迄今為止，獲獎時最年長的女性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也是史上第11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她爭議代表作《金色筆記》很先鋒
2007年10月11日，多麗絲·萊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稱，萊辛是「女性經驗的史詩作者，以其懷疑的態度、激情和遠見，對一個分裂的文明作了詳盡細致的考察」。上世紀60年代問世的《金色筆記》，是公認的萊辛代表作。這是一部極易引起爭議的鴻篇巨制，也是其摘得諾貝爾獎桂冠的最充分理由。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金色筆記》被稱為「一部先鋒作品，是二十世紀審視男女關系的巔峰之作」。
萊辛的多部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其中，上海譯文於2007年出版萊辛的《又來了，愛情》。在該小說中，萊辛敏銳地描述了老年人的愛情心境。2013年1月，新經典文化引進萊辛的「封筆之作」《我的父親母親》。這位「祖母級」作家，同時也是一個愛貓成痴的作家。浙江文藝出版社曾出版其《特別的貓》、《老婦與貓》幾部著作中文版。擁有萊辛12部作品的版權的譯林出版社，早在1999年就出版了萊辛成名作《野草在歌唱》，2000年推出萊辛代表作《金色筆記》，2007年出版萊辛科幻力作《瑪拉和丹恩歷險記》。
她犀利稱「獲得諾獎就是一場災難」
諾獎的獲得，除了讓萊辛獲得空前的名氣大漲及不菲的獎金，也帶給了她難以避免的困擾。2008年，萊辛在BBC的一檔節目中透露，獲得諾獎讓她筋疲力盡，甚至已經影響到了日常寫作，她此前平靜的寫作生活完全被打亂。她甚至表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場災難」。
談到150萬美元諾貝爾文學獎獎金，萊辛說：「錢都將分給後輩，自己的孩子和孫輩，我們是一個大家庭。兩年內錢都會分完。我的會計告訴我，我應該盡早散盡這筆錢，否則稅務官也會搶走它們。」
2007年，在獲得諾獎之前，萊辛曾接受過一次采訪。巧合的是，當時她專門談到了諾貝爾獎，表示諾貝爾獎不喜歡她。「這兒有些事情是你們所不知道的。當時我的瑞典出版商還在世，在瑞典的一個大型晚宴上，一個諾貝爾委員會的評委恰好坐在我的旁邊，他對我說『你永遠也不會獲得諾貝爾獎，我們不喜歡你』。」萊辛說，「當時我什麼也沒說，我從來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喜歡我。所以，獲獎之後，萊辛談及獲獎原因時，也帶著一絲調侃的意味：「我想我得獎的原因是因為我已經88歲了，他們總不能把獎給一個死人，所以就趁我還活著的時候，趕緊頒給我。」
B. 為什麼在各種影視或文學作品中，當局面對災難時總要
呼籲民眾嗎？眾志成城嗎？
C. 1976年以來的中國的災難文學作品
生命珍貴的感嘆——《倖存者》帶來的思考 荊 墨
銘心刻骨的悲壯記錄與生命贊歌——《生命的震撼》編後記 官晉東
悲歌壯行——序王明韻《廢墟上的歌者》 李肇星 震撼心靈的史書 劉波 一篇精美的抗震文學——— 讀李春雷短篇報告文學《夜宿棚花村》 關仁山面對災難，文學何為？ 陸梅李西閩：寫作讓我釋放恐懼 卜昌偉地震時代，詩歌何為？ 王曉漁 疼痛記憶和靈魂之詩——「詩歌與人」5·12專輯漫想 粥樣 一部生死之書 朴實之書 徐坤 大愛鑄軍魂 張同吾真誠使詩永恆 葉延濱對生命的庄嚴承諾 范詠戈詩歌的英雄之旅 梁平英雄的詩，詩的英雄 劉亞洲 抒寫以生命的名義——譚仲池詩集《敬禮 以生命的名義》讀後 羅成琰每一個人都具有生命的尊嚴 王志偉用大愛書寫感動——讀關仁山《感天動地——從唐山到汶川》 相金科 擔當何憷蜀道難——讀黃揚略主編的《愛向汶川》 周思明 記錄歷史，記錄愛 王干 當代中國人的心靈洗禮和見證 賀紹俊
面對「瞬間」，書寫「永恆」 雷抒雁
這里是四川 這里是中國 黃新初
詩的紀念碑 韓作榮
尊重與期待 梁平
歌者的吟唱和悲憫——讀王明韻詩集《廢墟上的歌者》 王干
葛劍雄：震後需更多人文思考 金瑩
一朵葵花的哭泣
D. 怎樣看待文學描寫社會災難
文學本身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既源於生活，故大內千世界森羅萬象都是其一部容分。社會發展的歷史同樣也是一部人類與自然相抗爭的災難史，文學描寫社會災難既是其本源所決定，又是其職能所必要。文學紀錄的不僅僅是文人彼時彼刻的心情，也是時代變遷的烙痕。社會的災難是人之貪婪無妄所致，而讓我們有前車之鑒的模本正是代代相傳的文學作品。人類正因為有文字，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向未來。而文學是我們不斷自省不斷發展的精神動力，社會災難是這些動力的根源所在。悲憤出詩人，自古安逸多殃國，為之共勉。
E. 災難文學是什麼意思
災難文學是一個十分具有研究價值的文學題材。災難文學傳達給我們的，不是災難過程的簡單記錄和淺顯的展覽，也不是生糙的痛苦情感的一般宣洩。災難文學體現了一種共同的意義指向——災難意識。
F. 災難文藝代表作家有哪些 作品有哪些獨特的特點
（1）但丁：《神曲》,揭露教會貪污腐化和封建統治黑暗殘暴
（2）彼特拉克：專：最先提出「人學」屬對抗「神學」,「人文主義之父」
（3）薄迦丘：《十日談》,揭露教會,提倡個性解放,歌頌現世追求
西歐：
1．莎士比亞,英國,《哈姆雷特》《麥可白》《奧賽羅》《威尼斯商人》等
2．拉伯雷：法國,《巨人傳》,提倡個性解放
3．伊拉斯謨：德意志,以人文主義精神批判和考訂基督教經典,《愚人頌》
4．塞萬提斯：《堂吉訶德》
荷馬史詩(《伊利昂紀》和《奧德修紀》)氣勢磅礴，是史前社會的寶貴文獻。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KG*2〗括弧內為這位作家的代表作，下同。)、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和歐里庇得斯(《美狄亞》)的命運悲劇是奴隸主民主制時期社會現實的寫照。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被稱為古希臘「喜劇之父」。抒情詩、寓言和文藝理論的成就同樣令人矚目。古羅馬文學繼承了古希臘文學的傳統，維吉爾(《埃涅阿斯紀》)、賀拉斯(《詩藝》)和奧維德(《變形記》)是古羅馬最具影響的詩人。
G. 跪求 災難文學用英語怎麼說
Disaster Literature
H. 我國詩詞文化所經歷的災難有哪些
中國古典詩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最突出的代表，它的產生久遠得可以追溯到沒有文字的遠古時期。《禮記》中記載了神農時代的一首祭祀歌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吳越春秋》也記載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獵的歌謠《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這些歌都是詩、樂、舞結合的典型例子，而詩、樂、舞的結合，正是中國詩歌產生時期的重要特徵。
公元前6世紀，《詩經》被編定成書，包括地方土樂的十五國風160篇，朝廷正樂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樂的頌40篇，共305篇，另有6首樂譜失傳的笙曲。產生地域包括現在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湖南北部。《詩經》中有反映宴會享樂的詩，如《小雅•鹿鳴》；有反映戰爭的詩，如《小雅•六月》；愛情詩的名作如《鄭風•子衿》；有諷刺現實的《魏風•伐檀》；還有一組反映周朝開國歷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
四言為主、重章疊句的《詩經》顯示出我國抒情為主的民族文學特色，從它開始，我國詩歌走上了一條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詩也成為了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詩經》里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道德意識、真摯積極的人生態度，被概括為「風雅」精神，成為我國詩歌的最基本最深遠的傳統。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國詩歌史上第一位偉人屈原出生。西漢末年的劉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當中收錄肯定為屈原所作的《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離騷》，以忠君愛國為主題，以香草美人為象徵，以纏綿悱惻的感情，反復迸發的憤慨，塑造出一個堅貞高潔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詩歌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直接影響漢賦的產生。又大量運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紛，誶，謇，傺」，帶有濃郁地方性色彩。楚辭突出表現浪漫的精神氣質，影響後世的李白、李賀、韓愈等詩人。香草美人的象徵傳統源遠流長，影響一直綿延到清代《聊齋志異》。
繼《詩經》、《楚辭》之後，漢代的樂府詩登上詩壇，這些詩歌由西漢的樂府機關和東漢的黃門鼓吹署在民間搜集而來。樂府詩長於敘事，《羽林郎》敘當壚美女反抗強暴，《陌上桑》敘羅敷拒絕太守追求，《艷歌行》敘妻子為遊子縫補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敘一個凄美的愛情悲劇。詩人的筆觸各自深入各自的階層，合起來就充分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真實面貌，既勸諫富貴又同情疾苦
I. 古代歷史上有哪些事例是關於文學被迫害的
明清文字獄
1、 汪景祺與錢名世案
汪景祺、錢名世是雍正文字獄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的是得禍出於同一原因，即投獻文字攀附年羹堯。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點戰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當時川藏一帶有叛亂），功勛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他一向依附雍親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側福晉（副王妃）。允礻真繼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終因恃功驕縱、目無王法而失寵。雍正帝覺得留下他是條禍根，決計殺一儆百，於是一連串的打擊相繼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身為川陝總督的年羹堯也依例獻表。雍帝從他的表文中找出兩條毛病：一、字體潦草；二、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經·乾卦》卦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思是終日勒慎，寫作「夕惕朝乾」意思不變。年羹堯賀表用這們變換詞序的成語頌揚皇帝，雍正帝卻認為「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諭）。群臣聞風而動，發起了對年羹堯的圍攻。同年四月，年羹堯調為杭州將軍；六月，削太保，剝奪一等公；七月，黜為閑散旗員；九月，下刑部獄；十二月，議政王大臣劾年羹堯犯九十二條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堯自裁，家產籍沒，親族、同黨或斬或流或貶，一大批人受到清洗、處罰。這就是著名的年羹堯案。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 祺斬首示眾。
汪景祺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他潦倒文場近四十年，雖然中了舉人，總與富貴無緣。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帝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讀書堂西征隨筆》原本久佚。據民國間故宮博物院刊印的殘本，內有《上撫遠大將軍年公書》一篇，文內極盡諛頌，至稱年羹堯為「宇宙第一偉人」。又有《功臣不可為》一條，把歷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現象歸罪於最高統治者。作者寫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慄。忽有奇才異能這臣起而戡定群凶，寧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庄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興，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魄盪懾，於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復膺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為朝廷之所重也，無不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敘功則憾其詐偽，鹵獲則謂其私藏，觸處掛礙，爭寵者又從而構之，於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謂受恩既深，以忠藎為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愛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雖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堯敲警鍾。
《隨筆》有些條目對當時的官吏選拔制度和官場風氣表示不滿，據說還有詩譏訕聖祖「皇帝揮毫為值錢」②。又非議聖祖謚號及雍年號，所作《歷代年號論》說「正」字拆開為「一止」，是不祥之兆，歷史上凡以「正」字為年號的都沒有好下場，如金海陵王（年號「正隆」），金哀宗（年號「正大」），元順帝（年號「至正」），明英宗（年號「正統」），明武宗（年號「正德」）等。
雍正帝批評所雲「悖謬狂亂」，大概就指以上內容，但對汪景祺處罪的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後經地方官曉諭才安定下來。
錢名世處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雖然沒有殺頭，但遭遇不比殺頭好受。
錢名世字亮工，號 庵，江南武進（今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升侍讀。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兩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舉，一在南闈，一在北闈），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題授定定遠大將軍，出征青海、西藏，聖祖曾為他立碑褒揚。允礻題曾是爭奪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後立即解除倉皇兵權（後來又加以禁錮），本是最不該提起有人物，錢名世竟不知迴避。
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帝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詩語悖逆「。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一說大門上）。賜字題匾本是康熙帝寵異臣僚的慣用手段，如為範文程祠堂題「元輔高風」，為李光地題「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為楊名時題「清操夙著」，為田從典題「清謹公方」等。雍正帝「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主是能變其意而用之，易褒為貶。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本人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雍正帝還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警、撫奏明治罪。
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帝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集名就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給全國的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學誇獎，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干塔給披甲人為奴了。他的同僚陳邦彥、陳邦直也因詩句「乖誤」而革職。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諷刺詩是這樣寫的：
名教貽羞世共嗤，此生空負聖明時。
行邪慣履欹危徑，記丑偏工諛佞詞。
宵枕慚多惟覺夢，夏畦勞甚獨心知。
人間無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遲。
這應是《名教罪人詩》中的標准作品。
古人雲：「士可殺不可辱」，人生至此，錢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聖主」偏要拿他尋開心，辱而不殺。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據說他為人「非端士」，參與修《明史》曾把萬斯同寫的幾篇傳稿攘為己作。身為翰林清望官，作詩討好跋扈的邊將，也的確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樣說，雍正帝也做得太過分了，他在諭旨中解釋說：「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沒有「以文詞諂媚奸惡有惡報」的，雍正帝同樣「以文詞為國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敘附允（礻田共），為其爭太子這位效勞，死後謚「文端」。雍正帝繼位後削奪揆敘謚號，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為「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黨羽阿靈阿的墓碑也被改刻為「不臣不弟暴悍貪庸阿靈阿之墓」。雍正帝還把允（礻田共）改名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為「 塞思黑」。二名均為滿語，意思據說是畜牲、豬狗。
這類刻薄的惡作劇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來，做得出來！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繼位之初，有兩個最受親重的人物，一個是年羹堯，一個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後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和年羹堯相似，隆科多也是個「招權納賄，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辦理年羹堯的案時，雍正帝處處把他與年羹堯相提並論，逐步貶削他的恩榮與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第二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於隆科多治罪前數月。
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後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怨望、諷刺」。這年九月，查嗣庭剛從江西返抵京師就被捕入獄。案件尚未了結，查嗣庭病死獄中。
所謂試題「怨望、諷刺」，指《論語》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孟子》題：「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進一步懷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經》第二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第三題：「其旨遠，其辭文」及《傳經》第四題：「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包含更隱秘的諷刺。照他的理解，是咒罵「雍正」年號的；「其旨遠，其辭文」二句是暗示兩道題中的「正」「止」二字有呼應關系。真是了不起的附會。
後來民間也有附會，說查嗣庭所也題中「維民所止」一句（語出《禮記·大學》），「維」「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頭。這大約是因為查嗣庭著過一部《維止錄》，後世附會從這部書名產生。
案發後，查嗣庭赴贛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徹底搜查。雍正帝從搜得的日記（似即《維止錄》）中找出許多「極意謗訕」康熙政治的言論。如認為裁減閑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災難；認為戴名世獄及康熙五十年科場案是因語言文字而殺人（按：清朝統治者從來不承認自己以語言文字殺人，即不承認有文字獄）；認為引見百官罷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賢之道；認為九卿會議是做樣子，欽賜進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識拔奇才；認為殿試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殺一儆、無罪而罰，等等。日記「謗訕」前朝，試題「謗訕」當今，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兩大罪狀。
此外，據說《維止錄》首頁有這樣一條記載：「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認為是借災異咒謗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調，有人認為這是他得禍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處（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有關人犯作如下處置：
查嗣庭戮屍、梟首，子查氵雲（一作查潭）斬監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獄中）。幼子查長棒頭三人和侄子查開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產抄沒，折銀充浙江海塘工程費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講）流放陝西，後來死於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編修）特許釋歸，不久病死。
其他牽連得罪的有：江西鄉試副主考俞鴻圖革職；江西巡撫汪氵隆降四級調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職發往福建工程上效力。傳說浙東諸家橋鎮（所屬府縣不詳）關帝廟中有當地某學究題的一幅門聯：「荒村古廟猶留漢，野店浮橋獨姓諸」，被查嗣庭采入《維止錄》中，案發後殃及該學究。
不僅如此，由於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進而遷怒於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風不正。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作為處罰，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錢塘人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帝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後又撤消了觀風整俗使。
每辦一案都盡量有所創造，盡量在整治風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擴大「戰果」，這是雍正文字獄的一大特點，是世宗操縱文字獄的「高明」之處。
查嗣庭結案後數月，隆科多得禍，四十一條大罪中有一條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狀中也有「趨附隆科多」一條，這說明查嗣庭獄與隆科多有直接關系。但作為文字獄，查嗣庭獄基本上是獨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錢名世二獄那樣緊緊依附於懲戒朋黨的政治斗爭。
3、 謝濟世、陸生楠案
謝濟生、陸生楠安是一對孿生案件，兩案都胎育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但胎育期長短不齊。先述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點是倚重實心辦事的吏才，不喜歡徒逞筆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幹吏中有一個叫田文鏡，此人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撫。田文鏡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於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科甲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向雍正帝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鏡的密疏，胸有成見，對李紱的話置之不理。李紱接著上疏參田文鏡。雍正帝雖然不高興，還是派人去河南調查，果然發現田文鏡的一些劣跡，但不盡如李紱所參。根據一些跡象，雍正帝越發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因而對田文鏡愈益信任，寵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根據從刑部外郎陳學海那裡聽來的材料（陳學海曾赴河南調查田文鏡事跡），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帝不悅，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卻堅持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帝於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作如下處置：謝濟世減死發配阿爾泰（今新疆阿爾泰）軍前效力；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調為工部待郎（後因別的事革職）。
雍正七年（1729年），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上奏，說謝濟世已招供他參劾田文鏡是受李紱、蔡王廷指使（謝濟世可能被迫說了違心話）。雍正帝得奏，命斬黃振國，把李紱、蔡王廷投入監獄。李紱論罪當斬，雍正帝特予赦免，讓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斬監候。直到乾隆帝退位後，李紱才恢復官職，蔡王廷也獲釋。
在李紱等人遭罪的同時，田文鏡連連陞官受褒獎，隸籍也由正藍旗抬升為正黃旗。
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終於以李紱等人慘敗、田文鏡獲勝而告終。因這場事件而引出謝濟世、陸生楠兩起同時發生的文字獄。
謝濟世字石霖，廣西全州人，康熙末年進士，因疏劾田文鏡而得禍已見上文。此人頗有讀書人的迂氣，審問中，刑部尚書勵廷儀問他受何人指使。他回答說：「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讀聖賢書，只知道事上忠藎。見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爾泰後，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優待，得以從空講學、著，著有《古本大學注》、《中庸疏》。後來錫保率軍進駐阿爾泰，奉命監視充軍的士大夫，謝濟世等人的日子漸不好過。
和謝濟世同時充軍阿爾泰的還有陸生楠。陸生楠也是廣西人，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帝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後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帝見他傲慢不恭的神態，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到話，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帝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就憑這毫無根據的猜疑推斷，命把陸生楠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陸生楠著有《通鑒論》十七篇（似是在阿爾泰所著），誰知這十七篇史論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錫保疏劾陸生楠小字書寫《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帝得奏，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雙方觀點大致如下：
一、論封建（分封制）。陸生楠主張恢復封建制，說：「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盲，皆郡縣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漢以來郡縣制、封建制的沿革與變遷，說如今天下大一統，有何禍害，「陸生楠能明指乎」？斥陸生楠「狂肆逆惡」，「實天下所不容」。
陸生楠又說後世政治昏昧，是由於「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的緣故。雍正帝認為有賢君就有良相，隱隱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
二、論建儲（立太子）。陸生楠就漢武帝戾太子事件發論認為「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又說「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駁斥說，太子應該博通古今，體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規矩，本朝國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陸生楠借古諷今，「實為彌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論府兵制。陸生楠贊美唐府兵制，認為應當實行於今，使「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雍正帝斥陸生楠「懷蓄逆亂之心，郁不得逞，故以『無養兵之費』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偽學以疑眾』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論隋朝君臣。陸論雲：「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雍正帝指出文帝與煬帝的區別，說煬帝自取滅亡，不關天命。
五、論人主威權。陸論雲：「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雍正帝自辯稱：「朕臨御以來，日理萬機，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已意生殺人、賞罰人。」斥陸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惡亂，」「肆為咒詛」。
六、論宰相。陸生楠認為：「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說：「為君為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跡。然亦不可無術相防。」雍正帝予以駁後表白雲：「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
七、論王安石。陸論大意批評王安石剛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個別字句故作異論,以顯示高明，斥陸生楠「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
八、論無為之治。陸生楠主張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張以漢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為，「勤勞自勵」，對陸論加以駁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諭》中批駁《通鑒論》的大要。雖然陸生楠的觀點不盡正確，雍正帝的批駁也有合理之處，但作為最高統治者而與一小臣爭是非、論長短，未免顯得胸懷不廣。至於說陸生楠借古謗今，或許多少有一點，但也並非罪大惡極，非誅不可。
雍正帝先誅心，後誅人，對《通鑒論》批駁後，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一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雍正帝讀過後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疑心極重的雍正帝尤切齒於《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帝卻玩了個花招「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裝作要殺的樣子，最後宣布謝濟世免死。謝濟世被玩弄假斬把戲後終於不死。
謝濟世在阿爾泰充軍九年，乾隆初釋歸復職。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將《古本大學注》和《中庸疏》獻進，請求頒行天下。並說明已把《注》中被指為謗訕的幾句話刪除了，分章釋義依據古本（即《禮記》本），不遵朱熹的「四書」本。當時學者鄙薄宋儒，所以謝濟世敢明目張膽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學說，尊為正統。乾隆帝把書退還，傳旨嚴斥。
謝濟世後來改任湖南糧儲道，繼續注釋儒經，陸續刻印成書。乾隆帝聞知，於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傳諭湖廣總督孫嘉淦，指出謝濟世標新立異，「足為人心學術之害」，命查明謝濟世所著書中違背程朱、標榜他人之處，然後燒毀其書並印板。孫嘉淦遵旨輸完畢，回奏說謝濟世所注書有「四書」「五經」等多種，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塊，已全部燒毀；注中雖有違背程朱學說之處，但立說淺陋，不足以惑世盜名，似不必逐條指謫。至此，謝濟世注書案方告結束。他沒有死於文字獄，一是情罪較輕，二是居官盡責，兩朝君主對他的為人印象都不算壞。雍正、乾隆二帝處罪人往往憑個人印象和一時愛憎。陸生楠的得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雍正帝對他的印象不好，兩次引見都引起憎惡。
以上四五起文字獄或多或少都有懲戒朋黨的用意，戒除朋黨是雍正帝整飭風紀的主要目標，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黨論》頒示臣僚，要諸臣「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御制朋黨論》駁斥歐陽修《朋黨論》「君子以同道為朋」的說法，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黨之風歸咎於歐陽修的「邪說」。經過雍正帝的嚴厲整飭，順治、康熙以來的朋黨現象大為減少，文字獄從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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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老人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