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簡述人類三次知識轉型
知識的模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有不同的變化的，那麼這個變化的過程就稱為知識轉型。所謂只是轉型就是知識型的轉變，就是知識的範式、知識的形態或知識整體的轉變或者被顛覆。
歷史上大概有四種知識型：一種叫原始知識型，一種叫古代知識型，一種叫現代知識型，一種叫後現代知識型。四個知識型里出現了三次大的知識轉型，即由原始知識型轉變為古代知識型，由古代知識型轉變為現代知識型，由現代知識型轉變為後現代知識型。
Ⅱ 1978年馬克思主義三四調整包括哪些方案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大規模的相遇迄今為止發生過三次：第一次是「五四「前後，以王國維、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人對歐美文論的譯介為代表;第二次是從1949年到1966年，以對俄蘇文論的接受和以朱光潛、伍蠡甫、袁可嘉等人對西方文論的譯介為代表;第三次是新時期以來的30年(1978年至今)，以全方位吸納與傳播西方文論為主要特點。
比較這三個階段，在第三次中西文論的相遇中，西方文論在中國傳播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前兩次，西方文論(特別是20世紀文論)對中國文論建設的影響也更明顯。新時期以來，形式主義、新批評、巴赫金文論、結構主義和敘事學、解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美學、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等各種文論思潮大量湧入中國，在學界引發了「美麗的混亂」(謝冕語)。一部西方文論著作短時間內出現兩三個中譯本這樣的「奇觀」屢見不鮮。[1]高校的西方文論教材往往是相對穩定和成熟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文論傳播的風向標。據筆者統計，從1985年繆朗山的《西方文藝理論史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伍蠡甫的《歐洲文論簡史》(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算起，20多年來大陸已出版了40餘本西方文論教材。
在新時期30年中，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的相遇有哪些特點?其演變過程怎樣?西方文論在中國當代文論建設中到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有什麼教訓需要汲取?這些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一新時期中西文論交流的兩個階段
在新時期之前，自古希臘至今的西方文論大約經歷過五次重要的「轉向」：人學轉向(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神學轉向(普洛丁、奧古斯丁)、認識論轉向(新古典主義文論、德國古典哲學時期文論、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實證主義以及象徵主義等)、語言論轉向(現代主義、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闡釋-接受文論等)、文化論轉向(西方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等)。1978年以來，經過這五次轉向後的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的相遇，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出現了三種相遇方式：追補式、疊加式、平行式。[2]
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80年代末。這段時間中西文論相遇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追補式」相遇：當「新時期」國門重開，歐美西方文論重新登陸時，強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變得十分迫切，人們恨不得立時追補完建國後的30年與西方的文論思潮特別是「語言論轉向」以來的西方文論疏離所耽誤的文論。第二種是「疊加式」相遇：西方文論的種種文學觀念，都在此時期蜂擁而至，聯翩而來高度疊加或擠壓到一起的特定方式，也導致了西方文論在中國傳播的某種錯位：一些文論雖然在西方早已風光不再但在中國卻方興未艾。這一階段，結構主義、敘事學、神話-原型批評、新批評、精神分析學、解釋學、接受美學的譯介和研究占據了西方文論傳播的主流。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代初以來至今的十多年時間，這段時間里中國與西方的相遇主要是「平行式」。自「文化論轉向」以來的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西方文論思潮和中國的引介呈現出大致平行(或雁行)的姿態，有了接軌、同步的可能。其中，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批評等文論的傳播構成了這一階段的主潮。[3]
二相遇的背後：文論轉型與文學體制的保障
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在新時期之所以能發生如上相遇，其中不乏追趕學術界追新逐「後」的渴望，但更為關鍵的因素是受到了中國當代文論轉型的內在需求的推動，和中國文化語境與接受主體的需要有著直接的關聯。同時，也得到了文學體制的某種保障作用。
從時間上看，以「語言論轉向」為主的文論如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等最先在新時期登陸並掀起學界的譯介熱潮，而西方同一時期或更早些時期的文論，如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文化研究理論、女性主義批評，直到1990年代初以後才明顯受到青睞，這種接受順序和態勢也正好與中國當代文論建設在新時期以來的從「向內轉」(審美批評、本體批評)到「向外突」(文化批評、文化研究、文化詩學)的轉型吻合。首先看「向內轉」。1980年代之前，韋勒克所說的「外部研究」——政治-社會批評——在中國文論界長期處於一元獨白的地位，認識論、反映論和政治論文藝學大行其道，文學和文論被視為政黨革命和政治斗爭的工具，而審美論文藝學遭到擠壓和排斥;改革開放以後，和文學創作的潮流相一致，審美研究這個時候代表著思想的解放，文論界為了「撥亂反正」，調整了文藝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理論觀念，擺脫庸俗社會學的桎梏，開始重視文藝內在形式與審美特性，文論界把目光投向了新批評、形式主義文論、精神分析學等重視文學文本分析、關注主體性等所謂「內部研究」的文論。新時期以來「人性論」、「人道主義論」、「本體論」、「主體論」等重大話題的提出，都是
Ⅲ 中國兒童文學近40年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變革和突破是什麼
第一個階段（1919-1949）：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兒童文學。在這個階段，雖然在理論上最早有周作人提出「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但因為當時的文學肩負著救亡與啟蒙的任務，兒童文學都負載著沉重的階級、政治、人生與苦難等方面的內容，兒童文學的審美、娛樂功能退居其次。這一階段的作家與作品也相對比較少，兒童文學的創作不夠豐富。最著名的作品是葉聖陶發表出1923年的短篇童話集《稻草人》，冰心1923-1926年寫給小讀者的通訊散文《寄小讀者》，張天翼分別於1932年和1933年出版的長篇童話《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是現代文學史上童話創作的高峰，除此之外，還有1933年陳伯吹創作出版的長篇童話《阿麗思小姐》、1940年代嚴文井創作的童話《南南和鬍子伯伯》等都是重要的收獲。
第二個階段（1949-1965）：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兒童文學。這個階段社會比較安定，兒童文學也比較繁榮，許多作家自覺地承擔起了以兒童文學來教育與培養新中國兒童的任務。主要作品有張天翼的長篇童話《寶葫蘆的秘密》、孫幼軍的長篇童話《小布頭奇遇記》、嚴文井的長篇童話《下次開船港》、柯岩的兒童詩《小兵的故事》、還有葛翠琳、洪汛濤、黃慶雲等人的短篇童話和蕭平、任大霖、任大星等作家兒童小說、鄭文光為代表的科幻文藝。
第三個階段（1978-2000）：新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這是中國兒童文學從復甦到空前繁榮的時期。在這個階段，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研究開始沖破政治與教化的桎梏，向文學和人性回歸，兒童文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產生了一大批有影響力的兒童文學作家與作品。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曹文軒、秦文君、張之路、沈石溪、班馬、周銳、冰波等。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動物文學和童話都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Ⅳ 二十年代新文學與舊三次主要爭論分別是什麼文學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對「新月派」的斗爭，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與資產版有文學的斗爭；與「民族主義與權文學派」的斗爭是無產階級與國民黨法西斯之間的殊死斗爭；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級階級兩種文藝思想的論爭。
原因：（1）『新月派「的文學主張。
（2）」民族主義文學派「的文學主張。
（3）」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文學主張
Ⅳ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的轉型意味著什麼
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抄轉型，意味襲著巨大的價值斷裂。這類轉型，必然包含著深刻的裂變與痛苦。痛苦來自作家自我揚棄中的回腸九轉：惆悵、焦慮、恐懼、壓抑、震驚、孤獨、荒誕……可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卻很少表達出這些痛苦的情緒。相反，作家投入市場狂歡的得意感和批評家出席「理論聚餐」的輕松感處處可見。
Ⅵ 中國現代文學的幾次轉折
第一次轉折：五四時期從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折
第二次轉折：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產生
第三次轉折：1949年之後新中國文學的產生
第四次轉折：文革十年的一花獨放
第五次轉折：文革結束後傷痕、反思文學的繁榮
第六次轉折：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網路文學的出現
Ⅶ 90年代文學轉型表現在哪些方面
主要喲四個方面
1、題材雜多，載體多樣；
2、價值立場、審美意識深刻分化，文學專觀念進一步開放屬；
3、訴諸生活流和原生態的日常性敘事，注重文體實驗和形式探索，文學具有了獨立話語權；
4、世俗化傾向，對現實、生活進行個人化體驗和挖掘；。
Ⅷ 當代中國「三次轉型」的主要內容、重要意義、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轉型的相互關系。非常感謝
如果是問的有關於史綱中的話。是指 辛亥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
如果是問的有關於毛中特的話。是指 50年代的社會制度轉型，70年代的經濟體制轉型和當前開始的發展方式轉型。
具體回答：
【史綱】
1.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多年的腐朽統治，使得共和深入人心
2.社會主義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制度，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
3.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發展解開了新的篇章
關系：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民主主義革命，但是是不同的階段。前者屬於就民主主義革命，後者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
Ⅸ 近代四次文學革命是什麼有何影響
維新派與封建頑固勢力的論戰（19世紀末）、保皇派與革命派的論戰（1905—1907年）、前期新文化運動（1915—1917年）、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
第一次：維新派與封建頑固勢力的論戰（19世紀末）
19世紀70年代以後，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加劇了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後，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不但使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由以商品輸出為主過渡到以資本輸出為主。同時，各國還紛紛在中國強占「租界地」，劃分「勢力范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此時，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剛剛登上歷史舞台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積極奔走呼號，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嚴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飽滿的熱情宣傳維新思想，同以榮祿、李鴻章和徐桐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這場論戰主要圍繞三個問題進行：要不要變法；要不要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要不要倡西學,改革教育制度。
通過論戰，作為新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第一次給封建頑固派以異常沉重的打擊，猛烈抨擊了封建的舊制度、舊思想和舊文化，廣泛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等進步主張,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闊了眼界，開始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二次：保皇派與革命派的論戰（1905—1907年）
20世紀初，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完全確立，清政府變成了「洋人的朝庭」，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但是，當時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為清政府的假立憲所迷惑，繼續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對革命派進行了惡毒攻擊，這種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孫中山、章炳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有力還擊。
這次論戰也主要圍繞三個問題進行：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
通過論戰，資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揭穿了改良派企圖通過改良來遏製革命的真面目，辯明了革命道理，受到了普遍的擁護，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次：前期新文化運動（1915—1917年）
辛亥革命失敗後，北洋軍閥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在思想領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出現了「短暫的春天」,資產階級隊伍一度壯大起來,為了啟迪廣大人民的覺悟，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陸地，在思想文化領域里同封建勢力展開了十分激烈的斗爭。
在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提倡民主，反對封建的特權政治；提倡科學，反對迷信和愚昧；提倡資產階級新道德，反對封建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的一次偉大戰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喚醒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促使他們拋棄腐朽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與科學，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形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四次：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漲.這引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反對。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張「少談些主義」，是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是反對「根本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主張一點一滴地進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35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他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觀點，指出「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問題與主義之爭」標志著新文化運動中統一戰線的內部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公開分裂。
通過論戰，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Ⅹ 魯迅三次人生轉折
1881年，出生；
1893年，輟學回家，家庭變故；
1896年．父親去世；
1898年，18歲，考取南京水師學堂，後又改進礦路學；
1902年，畢業後東渡日本留學；
l904年，進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1906年，棄醫從文，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則無用，於是提倡文學運動了；
l909年，29歲，從日本回國，因為母親和別的人很希望能有經濟上的幫助。回國後在浙江的兩級師范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
1910年，到紹興師范學校做教務長；
1911年，當上師范學校校長；
1912年，革命政府成立後，到北京教育部當部員，兼做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於師范大學國文系講師；
1918年，開始發表小說；
!926年，被北洋軍閥政府通緝做廈門大學教授，同年12月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
三次重大轉折
（一）從考入南京水師學堂到「改進礦路學堂」，這是作者思想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二〕到東京留學決意學醫，為了祖國的強盛，民族的振興走上醫學救國的道路，這是作者恩想發展的第二個階值；
（三）棄醫從文，學文學，走文學救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