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里根經濟的措施目的核心主張
里根經濟的措施：抄
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擺脫停滯和膨脹，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里根的經濟發展總體思路是以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來對付經濟停滯，以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對付通貨膨脹。由於里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來源《新英漢美國小網路》：上海譯文出版社）
里根的目的：是降低通脹、刺激經濟增長,解決滯脹問題。
核心主張：削弱聯邦政府的過度干預.
1981年，美國總統里根發表就職演說：「我要削減政府的規模和影響，承認聯邦政府的權利與各州和人民所擁有的權利之間是有區別的。我們都必須牢記，是各州組成了聯邦政府，而決非是聯邦政府創造了各州……今後，我將建議撤除經濟發展和降低生產力的路障。」這一被稱之為「里根經濟學」的改革思想的核心主張是削弱聯邦政府的過度干預.
『貳』 「里根經濟學」與二戰後初期美國經濟政策的不同之處
1、所謂「 里根經濟學 」，實際上是以「供應學」（Supply－SideEconomics）作為理論基礎的經濟學派。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在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之所以能夠得勢，或者說它與之前美國政府經濟政策不同，主要歸因於兩方面：一是二戰後一直執行以凱恩斯的需求理論為基礎的美國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失敗。稅負繁重，失業率居高不下；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國政壇上的得勢。「供應學派」下的減稅的經濟政策順應了里根政府低稅收的價值觀和理念。即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里根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支持市場自由競爭、降低稅收和公共開支、降低政府對企業經營的控制等。影響：這些政策帶來了美國80年代後的經濟持續繁榮，拖垮了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2、俾斯麥推行福利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1）德國國內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涌，俾斯麥單純的依靠所謂的「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簡稱非常法）已經根本無法消滅德國社會主人工人黨。（2）這是俾斯麥政府在推行「皮鞭政策」的同時，又輔以「甜麵包」政策的表現。恩格斯曾一針見血的揭露道：「俾斯麥先生說，要粉碎社會主義，僅僅採取鎮壓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採取種種措施以消除社會混亂現象，保證工作的秩序，防止工業危機以及其他等等。（因此）他答應要提出為社會謀福利這種『積極措施』的建議」。（3）推行福利政策的這一「創舉」也從一方面表現了俾斯麥對新的歷史變革時期的適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德國的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時，對於工人的福利政策從根本上並沒有損害容克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總體利益。相反，它的實際效應則是把工人引離階級斗爭的軌道。用俾斯麥自己的話說，就是「在恢復帝國健康的菜料中『加幾滴社會主義的油』」。而從對付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俾斯麥的福利政策實際上是對《非常法》的補充。3、主要表現在：（1）充分利用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有利時機，大力發展國家經濟。（2）積極引進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科技人才。（3）保持國家經濟獨立，擴大出口。（4）派遣大量技術人員出國學習。民弱的原因：（1）前蘇聯的「國強民弱」跟俄國的歷史傳統有關。換句話說，這並不只是其進入蘇聯時代才出現的現象。（2）蘇聯時期的國家政策將個人利益捆綁在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之上，國家權力極度擴張，公民的權益極度弱化，國家職能部門全面控制了社會組織的所有私屬領域，這些直接導致了雖然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強至占據世界一極，但國內民眾的力量極度弱小，在政治生活中幾乎徹底的喪失了發言權。4、威爾遜14點原則的戰略目的是為了推行全球的門戶開放政策，實質是在於讓美國根據自己的綜合國力，揚長避短，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彌補軍事上的不足，積極謀求二戰後世界政治大國的領導地位。威爾遜在協約國中享有精神領袖地位的原因：（1）改造人性；威爾遜認為人是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來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2）調節各方利益，以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沖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雙贏。（3）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威爾遜首次否認了大國之間擴張軍力和理性，並對大國之間的軍事擴張造成的不信任提出了強烈的抨擊。這在於當時正在積侵略別國並刀兵相見的世界格局無疑影響巨大，同時其學說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5、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格局的發展方向：（1）以工業文明武裝起來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經濟等方面的優勢，藉助「冷戰勝利者」的餘威，繼續向全球擴展其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實現「歷史的終結」。（2）世界經濟逐步向全球一體化過度。（3）大國間的安全合作成為國際政治的明顯走向。6、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參加的兩次會議分別是：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4-11日）和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第二次會議（按時間先後應為波茨坦會議）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1）這次會議對於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並就戰後許多重大問題達成了協議，從而確立了戰後世界的政治格局。（2）會上美、英、蘇三國首腦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斗爭，直接反映了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關系開始惡化。隨著戰爭的結束，新的矛盾，兩種社會制度的矛盾又重新上升為東、西方大國之間的主要矛盾，從而成為戰後一段時期內國際斗爭的重要內容。
『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該理論完全來源於美國的供給學派對不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該理論完全來源於美國的供給學派（F）。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源於美國的供給學派，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美國供給學派主張的改進型。總之都認為是美國里根經濟學在中國的翻版。
我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僅僅在文字上有相似之處，其本質、實際內容和政策含義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供參考。
『肆』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伍』 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有什麼異同分別對我國經濟改革有什麼借鑒意義
在所謂「里根經濟學」的背後，實際上是「供應學派」（－SideEconomics）作為經濟學理論基礎。雖然當時支持「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並不佔多數，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經濟學家推行「供應學派」的經濟理論，「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爾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是著名加拿大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亞瑟·拉弗爾是美國經濟學家、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顧問團成員。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
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能夠得勢主要歸因於兩方面，一是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在70年代的失敗，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國政壇上得勢，「供應學派」下的減稅的經濟政策正好順應里根低稅收的價值觀和理念。里根的偉大就在於他能用極通俗的話，並富有感情地將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傳達給美國大眾，即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當時，美國的多數選民接受了減稅的「里根經濟學」，是因為支持里根的選民在理念和直覺上對里根經濟政策有了認同。
撒切爾主義在新工黨執政前主宰英國政壇近20餘年的是撒切爾主義。「所謂撒切爾主義是指撤切爾夫人上台後在保守黨內出現的一股占統治地位的「新右派」勢力的意識形態，是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混血兒」。它一方面堅持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新保守主義的文化右翼綱領政策.它反對建立在凱恩斯經濟學和對福利國家的支持之上的「共識政治」，是更為廣泛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國際性的反對平等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的一部分。在對待平等問題上，撒切爾主義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漠視，或者是對這種現象的積極支持。提出「社會不平等天然就是錯誤的或有害的」這一觀點。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平等主義的政策（特別是蘇共所遵循的）只能創造出一個單一的社會，而且這些政策只能藉助專制力量來推行。在撒切爾主義的主宰下，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進而導致了在社會地位和其他領域方面的不平等。
『陸』 里根經濟學在稅收政策上更青睞於窮人，貧富差距縮小說法對嗎
「里根經濟學」比美國有著多的支持者，減稅、放鬆政府管制和縮緊銀根也就自然成為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開出的葯方。但如果他們能夠認真的研究「里根經濟學」的理論和執行之間的不同，也許就不會那麼輕率的開出葯方。
實際上由於中美稅收體制的巨大不同，美國的減稅和中國的減稅完全是兩碼事。美國的稅制主要是直接稅，個人所得稅占據了稅收的大部分份額。減稅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刺激中產階級的消費，從而拉動經濟。而在中國，稅收的主體是企業，對小微企業的減稅可以減輕企業負擔，刺激企業發展的動力。但對富人的財富，由於現有稅收制度的缺陷只能徵到很少的稅。中國一方面需要對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減稅，同時更加迫切的是完善對富裕階層的征稅辦法，讓直接稅制逐漸取代間接稅制。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稅制的全方位改革，而不是簡單的減稅。
說到政府管制，中國最主要的管制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審批制度，這些審批制度在美國幾乎從來沒有存在過。里根的減少政府管制的施政主張之所以無疾而終不了了之，是因為眾多的管製法案實際上是規范市場的重要手段。而在當下的中國，在眾多領域需要的是對市場真正能夠進行規范的有效法案，也就是說，將以行政審批為主要手段的管制方式過渡到通過法律以市場化的方式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管制和引導才是當務之急。
同時更應該看到，現實的中國比起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完全沒有可比性。從城市化、工業化水平，社會收入差距水平，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頂多相當於美國20世紀30年代。
『柒』 里根經濟學具體指什麼 發行債券
指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經濟措施包括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由於里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 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
在所謂「里根經濟學」的背後，實際上是「供應學派」（Supply－SideEconomics）作為經濟學理論基礎。雖然當時支持「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並不佔多數，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經濟學家推行「供應學派」的經濟理論，「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爾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是著名加拿大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亞瑟·拉弗爾是美國經濟學家、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顧問團成員。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
『捌』 什麼是里根經濟學你如何評價它的經濟績效
里根經濟學
指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經濟措施包括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由於里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1] 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概述
里根經濟學
美國總統里根
在所謂「里根經濟學」的背後，實際上是「供應學派」（Supply－SideEconomics）作為經濟學理論基礎。雖然當時支持「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並不佔多數，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經濟學家推行「供應學派」的經濟理論，「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爾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是著名加拿大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亞瑟·拉弗爾是美國經濟學家、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顧問團成員。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
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能夠得勢主要歸因於兩方面，一是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在70年代的失敗，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國政壇上得勢，「供應學派」下的減稅的經濟政策正好順應里根低稅收的價值觀和理念。里根的偉大就在於他能用極通俗的話，並富有感情地將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傳達給美國大眾，即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當時，美國的多數選民接受了減稅的「里根經濟學」，是因為支持里根的選民在理念和直覺上對里根經濟政策有了認同。
商務印書館《英漢證券投資詞典》解釋：里根經濟學英語為：Reaganomics。名。不可數。由美國第40任總統羅納德·里根推行的經濟政策。主要內容包括支持市場自由競爭、降低稅收和公共開支、降低政府對企業經營的控制等。這些政策帶來了美國80年代後的經濟持續繁榮，拖垮了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
2主要內容
里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率；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礙於生產的規章制度，為企業經營者提供寬松的環境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政策空間，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擺脫停滯和膨脹，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里根的經濟發展總體思路是以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來對付經濟停滯，以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對付通貨膨脹。1981年2月，里根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就是這兩個學派經濟理論觀點相結合的產物，它集中體現了里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這個計劃的要點是：
（1）削減財政開支(不包括軍費)，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減少財政赤字，至1984年實現預算收支平衡。
（2）大規模減稅，三年內減少個人所得稅300,4，對企業實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等，給企業以稅收優惠。
（3）放鬆政府對企業規章制度的限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
（4）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
這一計劃反映了里根經濟學的基本設想是：摒棄需求管理對工資、物價的控制和隨機應變的貨幣政策；主張採用減稅和緊縮政府開支，實行預算平衡和貨幣供應量的穩定增長；放鬆政府對企業的限制和干預，通過刺激供給、自由競爭，使美國經濟達到自動復興和發展。
里根經濟學在實踐中，奉行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理論，糾正了凱恩斯學派的某些片面性，但也遇到了不少麻煩，比如，減稅和增加軍費同時並舉，造成財政上的超分配和財力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美國經濟新的困難和不平衡。由此可見，里根政府理論上反對干預。但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干預。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稱：里根政府所實行的是沒有凱恩斯的凱恩斯主義，或是沒有凱恩斯主義的凱恩斯效應。雖然信奉供給、貨幣學派理論，反對凱恩斯主義，但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中，他並不為所確認的理論觀點所束縛，而是吸收了各派的長處，綜合運用。比如，為了擺脫經濟困難，在實踐中，他運用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通過增減政府開支調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通過減稅和放鬆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供給增加的政策，以及貨幣學派所主張的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穩定貨幣政策等綜合地運用於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擺脫滯脹和控制通貨膨脹的經濟目標。里根經濟學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有一套經濟政策，更為重要的在於它以高利率作為膨脹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同步策應的支持點和平衡點所形成的新機制。
3發展
經過幾年的實踐，里根經濟學的內容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普遍地反對政府幹預變為主張要由政府進行一定的干預；由單一地強調減稅以刺激投資變為根據需要有增有減；由強調反凱恩斯主義的預算平衡發展又回復到實行龐大的財政赤字政策。里根上台後，美國經濟形勢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好轉，有的西方經濟學把之歸功於里根經濟學的勝利，有的經濟學家則認為是美國經濟長時間蕭條後必然回升的結果，是里根的運氣。
4財政政策
里根經濟學的財政政策觀點主要是：主張平衡預算，反對赤字財政政策。里根認為減稅不會增加財政赤字。他在執政後立即向國會提出減稅計劃，且被通過。其要點是將個人所得稅率不分收入等級，一律在三年內減少30%，三年後個人所得稅的稅級還要隨物價指數的變化加以調整。但做起來卻很困難。因為減稅實際上就是把政府財政收入的一部分轉移給企業和個人，因此在實踐過程中不得不因為巨額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而大打了折扣，把最高累進稅率雖然從70%降到28%，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但減稅的幅度卻小於原計劃三年內減稅30%的幅度。在後來的稅制改革方案和實踐中，把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過去的5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稅從過去的最高稅率46%降低到34%。盡管財政赤字不斷擴大事與願違，美國依然成為西方工業國家中稅率最低的國家。
5價值
每年2月6日是美國前總統里根的百年冥誕，美國各界陸續隆重紀念這位上世紀80年代連任兩屆的總統，奧巴馬也在《今日美國》發文緬懷。在美國人眼裡，里根重塑了美國精神，紀念活動多少反映了美國人對現實的不滿，很多美國人呼籲奧巴馬向里根學習。
1981年1月，年屆70高齡的里根就任美國第49屆總統，他所接手的美國正遭受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此外，持續的越戰讓美國價值的認同感被日益增長的懷疑所取代，前蘇聯在尖端武器和影響力范圍上都贏得了對美國的優勢，這些也讓公眾對建立在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基礎上的美國政治體系產生了一些懷疑。
羅斯福用「新政」帶領美國走出了蕭條，里根最終也開創性的以匪夷所思的「里根經濟學」引導美國人走出滯脹危機並贏得冷戰，堪稱「里根革命」，也就是新政以來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當前，奧巴馬同樣遇到經濟危機與美國影響力的衰退，美國人期望他能夠像里根那樣引領美國重返 「山顛之城」。
里根當年所迎戰的滯脹危機，本質上是「凱恩斯危機」。因為凱恩斯用他的理論將資本主義從大蕭條之中解救出來，並推動西方經濟在戰後迅速恢復，進入黃金時代。然而，正是因為他太成功而成為神話，無人質疑凱恩斯的理論並被美國政府長期奉行，最終產生滯脹危機。
羅斯福「新政」結束了美國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強化政府對市場進行宏觀管理的作用，這雖然緩和了日益貧富分化的矛盾，但是在強調社會公平的同時也影響到了經濟效率。美國皈依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投入帶來越來越高的赤字，原以為通脹是實現充分就業的低廉代價，但最終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滯脹。用里根的話說，凱恩斯用通脹去打擊失業，又用失業打擊通脹，最終結果是通脹與失業一起打擊了美國經濟。
產生滯脹的原因在於，在經濟停滯（主要表現為產能過剩）的時候，用來繼續刺激增長的財政或貨幣政策誘發了劇烈的通貨膨脹，而這種超出控制的通脹會使得市場價格信號紊亂以及資金流向發生變化，從而使得經濟陷入停滯與混亂，高通脹與高失業率並存。尤其是當年美國在適應性的政策下，為了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火上澆油。
美國通脹率從1960年代初期的不到2%上漲到1979年的13.3%，里根在就任總統後的電視演說中承認，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只值3角6分，這導致個人儲蓄率大幅下降。盡管工資隨著通脹同步上漲，但是美國對名義收入征稅而非實際購買力征稅的做法，導致工資上漲也將人們推到更高的稅收等級，通脹和邊際稅率的提高對人們的生活水平打擊沉重。這使得社會分配嚴重不均，尤其是那些年輕人與靠固定收入為生的老人陷入困境。這種環境也影響了市場的投資預期，工人開始怠工，企業也無心進行研發，失業率開始上升。
作為溫和的保守主義者，里根這位未曾專門學習過經濟學的總統，在成功的化解滯脹危機過程中，用供給學派的減稅等政策對付「停滯」，用貨幣學派控制貨幣總量的政策對付「通脹」，這是一種探索性且爭議巨大的冒險的政策選擇。具體而言，就是降低個人所得稅率與減免企業稅，削減財政支出，放寬管理企業的法令與規章，控制貨幣供應量等。即通過控制政府開支與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來降低通脹率，通過削減個人所得稅與加速企業折舊鼓勵工人努力工作與企業投資，並給予企業與市場更多的自由空間，增強活力。
里根的冒險獲得了成功，他那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成為新的神話，並直接導致了今天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加深。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就是里根時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果，進而主張重返「凱恩斯」，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但是，里根曾有名言，「在這場危機中，政府不是解決方案，政府就是問題所在」，意思是說，政府幹預或許再次降低市場的效率，並陷入官僚主義之中。
盡管政府投資模式是中國乃至「東亞模式」成功的本質，但為了實現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長期採取積極的財政投入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整體性的產能過剩，這需要及時轉型。不過，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採取財政刺激政策與天量貨幣投放後，產生了通脹壓力，一部分刺激資金在資產與商品市場到處流竄，面臨滯脹威脅。中國應該毫不猶豫的控制貨幣供應量，並用大幅加息的手段抑制各種資產泡沫，同時效仿里根減稅的做法，降低個人與企業的稅收，放開某些行業與某些生產要素的壟斷，給予市場更多的自由空間，才有利於化解滯脹風險。
『玖』 美國社會哪個群體從里根經濟政策中受益最大
指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經濟措施包括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
由於里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
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里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率。
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礙於生產的規章制度，為企業經營者提供寬松的環境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政策空間。
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擺脫停滯和膨脹，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里根的經濟發展總體思路是以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來對付經濟停滯，以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對付通貨膨脹。
1981年2月，里根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就是這兩個學派經濟理論觀點相結合的產物，它集中體現了里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這個計劃的要點是：
（1）削減財政開支(不包括軍費)，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減少財政赤字，至1984年實現預算收支平衡。
（2）大規模減稅，三年內減少個人所得稅300,4，對企業實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等，給企業以稅收優惠。
（3）放鬆政府對企業規章制度的限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
（4）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
這一計劃反映了里根經濟學的基本設想是：摒棄需求管理對工資、物價的控制和隨機應變的貨幣政策；
主張採用減稅和緊縮政府開支，實行預算平衡和貨幣供應量的穩定增長；放鬆政府對企業的限制和干預，通過刺激供給、自由競爭，使美國經濟達到自動復興和發展。
里根經濟學在實踐中，奉行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理論，糾正了凱恩斯學派的某些片面性，但也遇到了不少麻煩。
比如，減稅和增加軍費同時並舉，造成財政上的超分配和財力不堪重負，從而導致美國經濟新的困難和不平衡。
由此可見，里根政府理論上反對干預。但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干預。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稱：里根政府所實行的是沒有凱恩斯的凱恩斯主義，或是沒有凱恩斯主義的凱恩斯效應。
雖然信奉供給、貨幣學派理論，反對凱恩斯主義，但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中，他並不為所確認的理論觀點所束縛，而是吸收了各派的長處，綜合運用。
比如，為了擺脫經濟困難，在實踐中，他運用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通過增減政府開支調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通過減稅和放鬆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供給增加的政策。
以及貨幣學派所主張的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穩定貨幣政策等綜合地運用於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擺脫滯脹和控制通貨膨脹的經濟目標。
里根經濟學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有一套經濟政策，更為重要的在於它以高利率作為膨脹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同步策應的支持點和平衡點所形成的新機制。
『拾』 里根經濟學形成的背景
1、所謂「里根經濟學」，實際上是以「供應學」（Supply－SideEconomics）作為理論基礎的經濟學派。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在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之所以能夠得勢，或者說它與之前美國政府經濟政策不同，主要歸因於兩方面：一是二戰後一直執行以凱恩斯的需求理論為基礎的美國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失敗。稅負繁重，失業率居高不下；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國政壇上的得勢。「供應學派」下的減稅的經濟政策順應了里根政府低稅收的價值觀和理念。即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里根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支持市場自由競爭、降低稅收和公共開支、降低政府對企業經營的控制等。影響：這些政策帶來了美國80年代後的經濟持續繁榮，拖垮了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2、俾斯麥推行福利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1）德國國內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涌，俾斯麥單純的依靠所謂的「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簡稱非常法）已經根本無法消滅德國社會主人工人黨。（2）這是俾斯麥政府在推行「皮鞭政策」的同時，又輔以「甜麵包」政策的表現。恩格斯曾一針見血的揭露道：「俾斯麥先生說，要粉碎社會主義，僅僅採取鎮壓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採取種種措施以消除社會混亂現象，保證工作的秩序，防止工業危機以及其他等等。（因此）他答應要提出為社會謀福利這種『積極措施』的建議」。（3）推行福利政策的這一「創舉」也從一方面表現了俾斯麥對新的歷史變革時期的適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德國的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時，對於工人的福利政策從根本上並沒有損害容克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總體利益。相反，它的實際效應則是把工人引離階級斗爭的軌道。用俾斯麥自己的話說，就是「在恢復帝國健康的菜料中『加幾滴社會主義的油』」。而從對付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俾斯麥的福利政策實際上是對《非常法》的補充。3、主要表現在：（1）充分利用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有利時機，大力發展國家經濟。（2）積極引進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科技人才。（3）保持國家經濟獨立，擴大出口。（4）派遣大量技術人員出國學習。民弱的原因：（1）前蘇聯的「國強民弱」跟俄國的歷史傳統有關。換句話說，這並不只是其進入蘇聯時代才出現的現象。（2）蘇聯時期的國家政策將個人利益捆綁在國家現代化戰略目標之上，國家權力極度擴張，公民的權益極度弱化，國家職能部門全面控制了社會組織的所有私屬領域，這些直接導致了雖然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強至占據世界一極，但國內民眾的力量極度弱小，在政治生活中幾乎徹底的喪失了發言權。4、威爾遜14點原則的戰略目的是為了推行全球的門戶開放政策，實質是在於讓美國根據自己的綜合國力，揚長避短，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彌補軍事上的不足，積極謀求二戰後世界政治大國的領導地位。威爾遜在協約國中享有精神領袖地位的原因：（1）改造人性；威爾遜認為人是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來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2）調節各方利益，以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沖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雙贏。（3）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威爾遜首次否認了大國之間擴張軍力和理性，並對大國之間的軍事擴張造成的不信任提出了強烈的抨擊。這在於當時正在積侵略別國並刀兵相見的世界格局無疑影響巨大，同時其學說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5、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格局的發展方向：（1）以工業文明武裝起來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經濟等方面的優勢，藉助「冷戰勝利者」的餘威，繼續向全球擴展其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實現「歷史的終結」。（2）世界經濟逐步向全球一體化過度。（3）大國間的安全合作成為國際政治的明顯走向。6、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參加的兩次會議分別是：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4-11日）和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第二次會議（按時間先後應為波茨坦會議）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1）這次會議對於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並就戰後許多重大問題達成了協議，從而確立了戰後世界的政治格局。（2）會上美、英、蘇三國首腦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斗爭，直接反映了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關系開始惡化。隨著戰爭的結束，新的矛盾，兩種社會制度的矛盾又重新上升為東、西方大國之間的主要矛盾，從而成為戰後一段時期內國際斗爭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