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⑵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分為哪幾個主要階段
1.古典經濟學
從17世紀中期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斯密、李嘉圖、西尼爾、穆勒、馬爾薩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以斯密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為中心的經濟學體系，他標志著經濟學的誕生。代表性的教科書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流行了20年。
2.新古典經濟學
從 19 世紀的「邊際革命」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傑文史、馬歇爾，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 —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被說成是經濟學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始，馬歇爾在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書。
3.現代經濟學
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凱恩史主義的產生。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瓊·羅賓遜、斯拉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和盧卡斯。其中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當代經濟學的產生，該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資本論》被人們稱著改變世界歷史的四大著作；而薩繆爾森的1948年開始發行的《經濟學》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書。
⑶ 西方經濟歷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5. 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
1929年10月24日，以紐約股市暴跌為起點，爆發了持續7年之久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為了擺脫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1933年3月4日就職後，立刻大規模干預經濟，史稱「羅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書，嚴厲批判新古典經濟學，提出「有效需求決定國民收入」原理，主張由政府幹預來拯救資本主義，人稱「凱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誕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為主要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彌合凱恩斯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分歧，遂形成所謂「新古典綜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認為新古典經濟學適用於經濟繁榮狀態，屬於微觀經濟學；凱恩斯理論適用於經濟蕭條狀態，屬於宏觀經濟學。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經濟學》（第1版）是這一學派形成的標志，1961年《經濟學》第5版開始使用「新古典綜合」一詞。至於「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個名詞則最早出現在波爾丁1948年版《經濟分析》一書第2版中。
新古典綜合派認為：市場經濟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因此政府應根據「逆經濟風向行事」原則，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實施干預，以促進充分就業和國民收入增長。該學派的理論核心是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1937年在《凱恩斯先生與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一文中最早提出，後來為美國經濟學家漢森1953年在《凱恩斯學說指南》中推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漢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
直到1980年代以前，新古典綜合派一直占據西方經濟學主流地位。但由於不能解釋1960年代通貨膨脹和1970年代「滯脹」（Stagflation），受到了許多非凱恩斯主義流派的激烈指責，催生了「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 school）。非凱恩斯主義流派基本情況如下：
（1） 貨幣主義學派（Monetarism）又稱「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急先鋒，其創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開始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長期內存在「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當勞動市場在競爭中達到均衡時，由技術水平、風俗習慣、資源數量等實際因素決定的固有的失業率，包括自願失業（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業率是保持零通貨膨脹率的最低失業率，當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時，短期內由於貨幣幻覺，實際工資（Real wages）暫時下降，廠商擴大生產，增加就業，但長期內，由於「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會要求提高名義工資（Nominal wage），引起實際工資和失業率回升，結果僅僅是通貨膨脹（Inflation）。
弗里德曼還提出「恆常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認為消費者不是根據現期收入而是根據「恆常收入」來安排消費，因此短期內擴張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費，再次否定了干預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認為「唯有貨幣最要緊」，主張「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據實際國民收入的增長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貨幣供給，以穩定貨幣，穩定經濟，根除滯脹。而要穩定貨幣，就必須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實行經濟自由主義。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布朗納（K. Brunner）在《貨幣和貨幣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貨幣主義」一詞。
（2） 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expectations school） 又稱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穆思（John F. Muth）1961年發表《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預期」概念，1970-197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盧卡斯（Robert Lucas，1937-2001）進一步闡述，受到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華萊士（Neil Wallace）、巴羅（Robert J. Barro，1944-）等人重視。認為：人是有理性的，能夠根據相關信息對經濟發展作出正確預測，即所謂「理性預期」。在存在理性預期並且工資與價格具有彈性的前提下，人們將會預料到政府的經濟政策並採取相應對策，使之無法影響實際國民收入和失業，即所謂「政策無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張政府放棄干預經濟，或實行公開的永久不變的政策。
該學派還提出自然率假說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自然率假說（Natural rate hypothesis）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一種內在的動態平衡，外力可以暫時打破這一平衡，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平衡。「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朗恩（John Long）、普洛塞爾（Charles Plosser）等人提出，認為經濟周期是一種隨機波動現象，由技術、戰爭、人口、自然等實際因素對供給發生沖擊引發，市場能夠自動調整適應，無需政府幹預。
（3） 供給學派（Supply-side school）又稱「里根經濟學」，認為：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一方面刺激總需求，使人們過度依賴政府，另一方面導致高稅收，抑制企業家的積極性，影響供給，結果導致經濟滯脹。該學派重新肯定薩伊定律（Say's law），主張減稅節支，減少干預，實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業家精神，促進供給。但實際執行時，「減稅容易節支難」，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匯率、高外債等一系列惡果。
供給學派又分「極端供給學派」和「溫和供給學派」，前者以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又譯「拉弗爾」、「拉菲爾」等）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線」（Laffer curve）描述稅收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為減稅提供理論依據。後者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爾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 ）為代表，提出「費爾德斯坦曲線」（Feldstein curve），認為：在通貨膨脹率不變的條件下，財政赤字的增加會引起資本形成率下降，即財政赤字與資本形成存在替換關系；在保證資本形成率不變的前提下，財政赤字的增加將導致通貨膨脹，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率呈正相關關系。強調要靠資本積累和市場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幹預來減輕社會弊病，代表作《美國稅收刺激、國民儲蓄與資本積累》。
（4）新自由主義學派（Neo-liberalism）廣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包括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等，狹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僅指以英籍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陣地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等，故又稱「新奧國學派」、「新維也納學派」、「倫敦-芝加哥學派」和「弗萊堡學派」等。
該學派崇尚個人自由，認為自由是創造一切價值的源泉。強調個人無需服從任何人，只需服從法律，法治的關鍵在於保證個人自由。反對人治，認為人治導致權力被濫用，即使權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會給社會帶來禍患。主張思想自由，認為思想國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張經濟自由和私有制。對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認為是由於貨幣供給不足或投資過度造成的，市場能夠自行調節，無需國家干預。對於1960-1970年代發生的失業和通貨膨脹，認為是由於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使市場機制受到干擾，以及政府擴大財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張「貨幣非國家化」，由私營銀行提供競爭性貨幣。
（5） 新劍橋凱恩斯學派（Neo-Cambridge school） 又稱「凱恩斯左派」、「李嘉圖學派」，代表人物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從收入分配角度著手，認為經濟增長率取決於投資率，而投資率取決於儲蓄率，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分為工資和利潤兩部分，儲蓄率也分解為工資收入者的儲蓄率與利潤收入者的儲蓄率兩部分，當利潤占的比重提高時，整個儲蓄率上升，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經濟增長必然伴隨收入不平等的加劇。既反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財政干預政策，也反對自由放任政策，認為前者只強調充分就業，不問就業的具體內容，導致「繁榮中的貧困」；至於後者，則認為市場機制是個效率極差的調節器，1930年代的大危機就證明了它的失敗。對於貨幣主義者推崇備至的貨幣嗤之以鼻，認為貨幣與產量之間僅存在微弱的聯系。最後，該學派主張通過稅收和補助來消除社會收入不均等和階級差別等改良主義措施。
（6） 市場非均衡學派（Unequilibrium school） 以法國經濟學家貝納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為代表，認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經常的。在非均衡條件下，經濟運行遵循「短邊法則」，即由最短缺的一邊來決定經濟變數的取值。現代宏觀經濟既可能由於總供給不足，導致「新古典失業」，也可能由於總需求不足，導致「凱恩斯失業」，新古典政策和凱恩斯政策都有用。
（7） 新制度學派（Neo-system school）該學派主張研究整個社會制度，實際上囊括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等，沒有明確的研究對象，也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該派主要有兩個分支，一支以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和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1898-1987）為代表，主張政府幹預；另一支以美籍英國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 ）為代表，主張自由放任。
加爾布雷斯1973年出版《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一書提出「二元體系理論」（Dual economy system theory），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少數大企業組成的計劃體系（Planning system）和大量小企業組成的市場體系（Marketing system）組成，計劃體系實力雄厚，能支配環境，市場體系則只能受制於環境，政府通常偏袒計劃體系，導致市場原則讓位於計劃原則，企業不再追求最大利潤，而代之以穩定和增長。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統統失靈。主張扶持小企業，抑制大企業，實現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養一批有新觀念的人進入國會，通過立法施行改革。
繆爾達爾1944年發表《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與現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環累積因果原理」（Theory of 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認為：社會經濟諸要素之間不是均衡關系，也並非趨於均衡，而是一種循環累積運動，「富者越富，窮者越窮」。據此解釋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認為二者互為因果，累積循環。後又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貧困落後的原因，提出改良主義政策主張，包括權力結構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
科斯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解釋企業形成的原因，1960年發表《社會成本問題》，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認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則只要產權明晰，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來消除外在性現象，實現資源最佳配置。
（8） 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962年他與圖洛克（Gordon Tullock，1922- ）合著《同意的計算》一書，從經濟學角度研究政府行為，認為：政治家是理性經濟人，旨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動就是許多不同利益集團出於自利動機進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過一定的投票規則進行決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決策會反映「中間投票人」（Median voter）的利益，但現實生活中，由於人與人之間不平等，政府的決策往往傾向於某些特殊利益集團，而特殊利益集團則會有意識地影響政府決策，從中謀取好處，即所謂「尋租」（Rent seeking）。政府的職責本來是代表公共利益，彌補市場機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於種種原因，常常導致「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或「公共失靈」（Public failure）。因此，對現行民主制度表示懷疑，主張按市場機制思路，完善政府規則，防止濫用權力。經濟方面，主張有規則的經濟政策，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政策干預。
6.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新動向
1990年代以後，西方經濟學進入新發展階段，帕金（M. Parkin）稱之為「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學的曼昆和薩墨斯，麻省理工學院的布蘭查德和羅泰姆伯格，哥倫比亞大學的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倫，威斯康辛大學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伯南克等。主要特點：（1）強調政府有用；（2）強調用微觀經濟學原理解釋宏觀經濟現象；（3）加強了對市場壟斷勢力、價格歧視、信息不對稱、外在經濟、博弈論、委託-代理關系、公共物品等現象的研究；（4）用總需求-總供給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發展。
⑷ 西方經濟學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自發展到現在就200多年的歷史,但是卻深深的震撼著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為之瘋狂。
在最初，人們認為經濟學是關於財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獲得最大的財富，而在早期，人們認為財富就是貴重的金銀，而他們又直接來源於流通領域，所以經濟學家們就得到了結論要保護流通領域，也就是要保護商業的發展。
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義，也是最原始的國家干預主義。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勞動價值論。
(4)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擴展閱讀：
研究內容：
商務印書館《英漢證券投資詞典》的解釋為：看不見的手英語為「invisiblehand」。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理論，認為國家經濟的發展不應由政府幹預，而應由整個社會需求進行選擇。這種社會需求被認為是調節市場的「看不見的手」。
經濟學是指流行於西歐北美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經濟學是15世紀經濟學產生，18世紀經濟學建立以來，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一直到目前為止認為是能夠說明經濟運行和國家調節的重要理論、概念、政策主張和分析方法進行了綜合和系統化形成的。其被稱為「社會科學之王」。
經濟學是我國高等院校財經類和管理類專業必開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它主要介紹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現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業經營。
⑸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發展史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於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於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於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並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
⑹ 西方經濟學的演變過程
一、起源於古希臘的家政管理
亞里士多德（Aristotes，前384—前322年），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和科學家，他的經濟思想主要見之於《政治學》和《倫理學》。他認為，經濟一詞應包括兩個內容：一是研究家庭關系，除夫妻關系外，主要是研究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二是研究致富技術。
二、古典經濟學階段（Political Economy）
1. 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經濟學的第一次綜合或革命）
亞當·斯密(Smith Adam,1723-1790)英國倫理學家，經濟學家，集重農學派和重商主義理論之大成而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主要著作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國富論》。斯密研究經濟問題的出發點是「經濟人」，即人的利已本性。繼承了英法古典經濟學家把研究的重點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傳統，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認為對外貿易是致富源泉的錯誤觀點，也擺脫了「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重農主義的片面看法。他系統地闡述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並據此提出了利潤和地租是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自由放任，其「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至今仍是經濟學家們熱烈爭論的話題之一。
2. 古典經濟學的分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
斯密對經濟學的發展貢獻很大，薩伊等人致力於分離斯密中的庸俗成分，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庸俗的經濟學體系，即現在的西方經濟學體系。馬克思則一方面吸收斯密學說中介的科學成分，一方面對其學說中的錯誤成分給予中肯的批判，創建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點：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解剖和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的政治經濟學。因此，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物質生產相關的或其後面的生產關系，或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重在不同階級的行為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而疏於對具體人的行為和經濟行為分析。在馬克思那裡，人是階級性的人，是社會的人，抽象的人，只有階級性，而又具體的人性。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生產關系變化和發展規律，解釋歷史變動規律，卻沒能解釋人在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經濟行為，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規律。
（庸俗政治）經濟學：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築之意識形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至18世紀下半葉開始，其主要任務轉到為資本主義秩序辯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上,從而形成馬克思所稱的庸俗政治經濟學或當今經濟學。在學術淵源上，庸俗政治經濟學繼承了斯密的庸俗部分，視資本主義社會為永恆的社會，是歷史的終結，因而只研究經濟現象的外在聯系，為資本主義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並最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而將政策經濟學視為政治經濟學。
三、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派（從Political Economy到Economy，第二次綜合）
1. 「新古典學派」
是19世紀末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創建的一個有較大影響的學派。他們以局部均衡論為分析工具，著重研究價值和分配理論，分析經濟體系中的價格形成過程和資源配置的過程。馬歇爾在英國傳統的庸俗經濟學的基礎上吸收各種新的庸俗經濟學的學說，寫成了《經濟學原理》（1890），用折衷的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生產力論等溶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體系。其特點是：用主觀心理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用社會達爾文進化論和「連續原理」分析社會經濟現象；在方法論上吸收邊際效用學派的邊際分析方法和力學上的均衡概念。關於價值、價格的決定問題，古典經濟學家一般是從供給即生產費用方面進行解釋的，而邊際效用學派則側重從需求即效用方面來加以解釋。馬歇爾將兩者綜合，認為商品的價值、價格決定於供給和需求的均衡點。當代西方經濟學界稱劍橋學派為「新古典學派」，主要就是指在這一點上「新」於古典學派。在政策主張上，是自由放任的積極鼓吹者。
2. 凱恩斯革命
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現代最有影響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多次擔任英國政府要職，曾任英財政部高級官員，主要著作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於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即容易流動的資產為人們所偏好因而喜歡以現金形式保存一部分資產-導致投資需求不足）；提出了投資「乘數」理論，認為如果投資支出或政府支出有一定增加，必定導致國民收入成倍增加。據此，凱恩斯強調實行國家宏觀調控，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府刺激消費、投資和提高「資本邊際效率，擴大商品與資本輸出政策，加之福利政策等，以調節國內階級利益矛盾、熨平周期性經濟波動，促進資本主義持續穩定發展。
由凱恩斯開始，西方經濟學便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宏觀經濟學更多地涉及到社會經濟問題，涉及國家如何管理社會經濟的問題和採取何種經濟政策促進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解決社會中不同利益矛盾實現社會穩定問題。
四、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薩謬爾森，新古典綜合學派，第三次綜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謬爾森，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代表學者。其自1948年與耶魯大學教授威廉·D·諾德豪斯合作的《經濟學》教科書，於1998年出版了第16版，為世界上最暢銷的經濟學教授書，共有40多種文字的譯本。
以薩謬爾森為代表所提出的「新古典綜合」，在堅持新古典學派的基本原則基礎上，做到了與時俱進。其《經濟學》涵括了（評述或反映了）當代經濟學的最前沿領域，因而成為當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
⑺ 西方經濟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此時以微觀經濟學為主，代表為亞當·斯密回的《國富論答》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萌芽階段。
第二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葉，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代表作有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
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始建立，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
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最終確立，建立了均衡價格理論，消費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廠商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等。
⑻ 經濟學經歷了哪幾個主要發展階段
經濟學經歷的主要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此時以微觀經濟學為主，代表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萌芽階段。
第二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葉，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代表作有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
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始建立，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
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最終確立，建立了均衡價格理論，消費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廠商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等。
拓展資料
一、經濟學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規律即價值的創造、轉化、實現的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論，分為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經濟學兩大類型。
政治經濟學根據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了突出某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發從某個側面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科學經濟學自覺從整體上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對稱經濟學就是科學經濟學。
經濟學的核心是經濟規律；在對稱經濟學看來，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只是經濟規律的展開和具體表現，經濟學的對象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後面的經濟規律與經濟本質，而不是停留在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層面。停留在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層面的，是政治經濟學而不是科學的經濟學。
要研究經濟發展的規律就必須從整體上統一研究經濟現象，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是統一的經濟體中對稱的兩個方面，所以在科學的對稱經濟學範式框架中，有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分，沒有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別；而政治經濟學總是把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
為經濟學發展作出中國貢獻_新華網
⑼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