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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學方面
在19個世紀對我國植物作過比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國。俄國對我國植物的研究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在與其接壤的我國北方廣大地區。他們在1804年就編出了西伯利亞地區的植物志。又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編寫了《阿爾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國的北京和內蒙的一些地方收集過植物標本的賓奇(A.Bunge)，則對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植物作過一些研討。當然,對我國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學家是馬克西姆維茲(C.Maximowicz)。他是上個世紀西方研究我國植物的數個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也是曾親自到我國採集過生物標本的少數幾個著名的植物學家之一。
馬克西姆維茲是彼得堡植物園的首席植物學家，俄帝國科學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館主任。在我國的東北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長期而廣泛的植物學採集。此外，對那周邊的日本和朝鮮的植物也作過很多的採集。對我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植物頗為熟悉。不僅如此,許多俄國考察隊和東正教使團人員採回的植物標本也是經他鑒定發表的。著名的如普熱澤瓦爾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寧(G.N.Potanin)、皮爾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國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採得的植物標本大多由他整理發表。由於他還頗有見地地與英、法等西歐大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標本交換關系，所以英、法等國的採集者在我國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收集的標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發表。
馬克西姆維茲前後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國的植物,在此基礎上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包括《阿穆爾 [4] 植物志初編》(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書中共記述985種植物,包括57種苔蘚。其中有新屬4個,新種112個。書末還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這項工作後，他曾試圖全面記述東亞各國植物，後來意識到這非他力所能及，轉而描述新種和訂正原來記述過的屬種。
從1866至1876年，他發表了20篇專文，按屬別描述日本和我國東北的植物。爾後又於1876至1888年，同樣按屬排列發表了8個分冊的《亞洲植物新種匯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熱澤瓦爾斯基數次率人在我國北方廣大地區收集的大量植物標本，發現新種300多個，新屬9個。1889年，他著手系統整理普熱澤瓦爾斯基在我國採的植物，但只完成兩個分冊，分別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具花托花和盤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區植物名錄》(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冊。《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種，其中有30個種是首次描述。連同以前在科學院期刊發表過的，總計有兩個新屬60個新種。絕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圖。《蒙古及其鄰近的中國突厥斯坦部分地區植物名錄》第一分冊記植物330種，其中記有蒺藜科的一個新屬和22個新種。同年，他還出版《普塔寧和皮埃塞澤欽所採的中國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冊（從毛茛科到馬桑科）。
馬克西姆維茲先後記述我國植物數千種,其中有新種數百個。還描述新屬十多個。很明顯，他對我國東北數省、內蒙、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山西等與俄國毗鄰地區植物的區系作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與馬克西姆維茲同時，還有不少俄國植物學家研究過我國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詣的植物學家，1835年即出版過《俄國植物志》。他和賀德(Fr.v.Herder)分別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國東北採的植物，前者研究離瓣花雙子葉植物（從毛茛科到石竹科），後者研究合瓣花植物、無花被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並於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稱發表。
當然，在馬克西姆維茲之後以研究我國植物著名的俄國人最早的要數柯馬洛夫(V.L.Komarov),這位植物分類學家於19世紀末曾在我國東北和朝鮮採集,得標本6000餘號。此後,他分別於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編寫的三冊《滿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還研究了不少帶有典型中國特色的植物屬種。另外，巴里賓(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國植物學家也曾對我國的植物有過不少研究。
英國人對我國植物的研究與該國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處，即很注意做類似普查性質的工作。早期英國的著名植物學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賴(J.Lindley)乃至在華為領事官的漢斯(H.F.Hance)都曾對中國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論文見於有關的植物學期刊中。
胡克研究過許多我國的蕨類植物。後來，另一英國蕨類植物學家貝克爾(J.G.Baker)家也研究過大量的中國蕨類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類綱要》(Synopsis filicum)並添了許多新種。1873年，《蕨類綱要》出第二版時，貝克又把不少新種作為附錄加上。此人對我國的百合科植物也有過研究。林德賴對我國的蘭花作過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過，發表過那裡的一些杜鵑，有些還經他引進英國。他還與當時英屬印度加爾格達植物園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數位英國植物學家都很熟悉中國的園林花卉和經濟植物。其原因很顯而易見,就來自英國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採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韓爾禮(A.Henry)、威爾遜(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們分別是園林協會,東印度公司,英國把持的中國海關和一些著名花卉種苗公司的雇員，與商業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不久的1861年，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書中共記述香港植物1065種。在那以後的19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最著名的英國植物學家是丘園的赫姆斯萊(W.B.Hemsly)。眾所周知，丘園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學的中心，而赫姆斯萊與俄國的馬克西姆維茲類似,也曾一生致力於中國植物的研究。是上個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研究我國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
赫姆斯萊1860年就曾在丘園工作,最初是作為邊沁的助手。後來曾因健康等原因離開丘園,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園工作。1884年,英國皇家學會決定，從它的政府科學撥款中拿一筆錢編寫已知中國植物的目錄，他參加了這項工作。後來熱心了解中國植物的美國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積極投身此項工作。於是，他們一起合作發表了《中國植物名錄》(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鮮、琉球所產,內容述及分布和同物異名的辨別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區系，發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這項研究被我國植物學家視為這一地區的先驅工作。他還與他人合作撰寫了「西藏或亞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當然這只是他比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遠不止於此，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許多英國人採集的植物主要由他進行鑒定發表的。他發表有關中國植物的描述文章數以百計。
從1909年至1956年，在我國西南高地、緬甸和印度的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區作了長達近五十年地學和植物學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對該地區的植物分布及具體區域種類的多寡可謂見多識廣。他一生寫過不少關於我國西南地區植物學區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綠絨蒿的故鄉》(Land of Blue Poppy)、「中國喜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學和植物學概論」(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對那裡的植物區系特點，及地理環境對植物區系的影響等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提出了「中國-喜馬拉雅植物區系」等有見地的概念 [9] 。
本世紀前期,支持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負責人鮑爾佛(B.Balfour),也是一位與我國植物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者。他是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國西南滇川等地引進的植物花卉和標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愛丁堡植物園的大量報春和杜鵑花屬植物。1922年,鮑爾佛死後,繼任該園園長和愛丁堡大學植物學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繼續與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後者在華採集的植物,有關成果大多發表在愛丁堡植物園的期刊中。他熟諧我國喜馬拉雅山一帶的植物，也是報春花和杜鵑花屬植物的專家。由於福雷斯特來華採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採集杜鵑花。他們合作的結果之一是使愛丁堡成為研究我國杜鵑花屬植物的中心。
法國近代地理學發達較早，在17世紀中期，法國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業績；此外在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一直擁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國人很早就注意到兩地間生物的重要關系。如傳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國海關任職的福威勒等。他們可能是最早注意東亞和北美生物區系間聯系的人。鴉片戰爭後，法國人研究中國的植物以鄰近法屬殖民地越南、寮國等國的西南地區出色,這與他們的傳教士在這一帶的活動活躍密不可分。法國植物學家研究中國植物有較長的歷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巴黎自然博物館所屬植物園栽種了大量由法國傳教士送回的中國植物，該園的主要園丁卡約瑞(E.A.Carrière)，發表了一些中國植物的新種，還引種了不少由西蒙和譚微道送回的植物，並在有關刊物中發表了大量栽培於該苗圃的中國觀賞植物。曾任這個植物園主任的迪賽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發表過大量來自日本和中國的植物新種。瑞士植物學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時，在探討中國栽培植物的時候曾經用了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兩個植物學家普蘭瓊(J.E.Planchon)和拜倫(H.Baillon)也研究過一些中國植物，其中一些為譚微道(A.David)所采。
當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研究中國植物的法國學者以弗朗謝(A.Franchet)最為著名。他和同時的馬克西姆維茲、赫姆斯萊等人一樣，堪稱是那個時期研究中國植物的最傑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國的植物之前，曾對日本的植物作過不少研究。從1878年開始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還著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並進行相關的描述。他還鼓勵在華的傳教士積極為該博物館收集標本。著名的傳教士譚微道,賴神甫(G.M.Delavay)、法蓋斯(P.Farges)、蘇里(J.A.Soulié)等採集的標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礎上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共記載中國植物5000餘種,新種1000多個,新屬約20個。其中相當部分是賴神甫采自雲南的植物。
弗朗謝的主要著作有《譚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書分兩卷,第一卷的副標題是「蒙古和華北及華中的植物」於1884年出版,記載北京河北和內蒙等地的植物1175種,計新種84個。書後附標本圖27張。第二卷的副標題是「藏東植物」於1888年出版,記載川西寶興植物402種,其中163種為新種。書後附有17張標本圖，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寶興杜鵑(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鵑(Rh. David)和一張珙桐的彩圖。譚微道所採的植物涵蓋面很廣，對於西方了認識中國的植物區系意義很大。
弗朗謝曾試圖系統整理賴神甫從我國雲南送回的20萬號植物標本，但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轉而描述其中新種。但即使這個任務，他也未能完成。通過長期對我國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謝認為我國西南的川西、藏東和滇北是杜鵑花科、百合、報春、梨、懸鉤子、葡萄、忍冬和槭屬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體是正確的，也為後來英、美和德國的植物學家繼續這一地區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啟示和打下了基礎。
弗朗謝之後,列維爾(H.Leveille)長期研究東亞植物,從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二十餘年中,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涉及我國的不少。20世紀上半葉長期研究亞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館植物學家蓋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過不少中國植物。
德國柏林植物園和博物館負責人、柏林大學教授代爾斯(L.Diels)曾長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奧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國四川大巴山等地採集的中國植物,著有《中國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記述了我國中部秦嶺地區一帶的植物數千種。他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中國近代植物地理學的第一篇論文-----《東亞高山植物區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後，他又鑒定描述過英國採集者福雷斯特在華的首批標本。1913年，他又發表「中國西部植物地理學調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對我國西部的植物地理進行了研究，並嘗試進行分區。
基於當時的研究成果，代爾斯對我國的植物地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並嘗試進行分區，同時指出我國植物區系的性質和成分。他認為中國中西部高山地區不但植物種類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類型和由原始類型向進化類型過渡的中間類型，是大量植物種屬的發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這里的地質學證據也表明這里地層古老；同時，這里的動物分布情況也顯示了這一點。因此，在系統發生學上很值得詳細研究。後來，他在赫姆斯萊、沙堅德等人有關工作的基礎上，對東亞的植物地理作了進一步的總結。他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內部，長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與北美植物的親緣關系很近。有些屬很發達，如黃精屬、百合屬、飛燕草屬、淫羊霍屬、小檗屬、虎爾草屬、杜鵑花屬、報春花屬、龍膽屬、馬仙蒿屬及望江南屬等等。他還指出，由於地層古老，且氣候和地理條件優越，又未受地質變遷的大傷害，所以我國多有特產植物，如水青樹屬(Tetracentron )、杜仲屬(Eucommia)和珙桐屬(Davidia)等。這反應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學》等著作中。他還寫有《秦嶺及中國中部植物論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順便提一下，20世紀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學學習的我國植物學家郝景盛，曾在代爾斯教授的指導下寫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屬植物志要」兩篇論文。
此外，另一德國植物學家和樹木學家柯恩(B.A.E.Koehne)也曾為威爾遜採集的一些植物新種定名，主要是花楸屬（Soubus ）和山梅花屬(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哈佛大學堪稱是研究中國木本植物的中心。該校的植物學家沙堅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亞洲國家採集植物標本,熟悉東亞的植物。對我國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爾遜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從1913年起,沙堅德教授主編了《威爾遜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計三冊,於1917年全部出版。該書記載了1907,1908,1910間,阿諾德樹木園通過威爾遜等收集得的中國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該書第一卷，描述了威爾遜採集植物種類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兩個新屬，225個新種，162個樹木新變種。全書總共描述植物3356個種和變種,是當時研究中國木本植物最廣博的參考著作。至今猶為研究我國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參考書。
沙堅德還根據自己長期對北美和東亞植物的研究,發表了兩篇頗富創建性關於東亞和北美植物區系的論文。其一為「東亞和北美東部木本植物比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為「中國和美國木本植物種的比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論文中,他就東亞北緯22.3度以北地區與美國得克薩斯格蘭河以北地區的木本植物進行了比較。他逐科地指明兩地的有無及屬種的多寡和特有屬種。在植物區系學上有重要意義。
1898年從德國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對我國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過很多研究的樹木學家。他長期在阿諾德樹木園工作，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樹木學教授。研究、描述過威爾遜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許多植物。並發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過一些重要的樹木學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溫帶地區栽培的耐寒樹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與韓馬迪在我國雲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標本的德國植物學家施耐德(C.K.Schneider)，後來也去了阿諾德樹物園，在那裡作了四年的研究，分類描述了大量威爾遜在我國西部採集的植物。他後來成為以我國為分布中心的小檗屬(Berberis)和丁香屬(Syringa)的專家。
本世紀上半葉，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1876—1956)是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梅里爾博士1902年以植物學家的身份到美屬菲律賓馬尼拉服務，先在農林部，後來在國家實驗局任職，最後任科學局局長。1924年回到美國，先後任加里福尼亞大學農學院院長兼農業實驗場場長，紐約植物園園長，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兼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總監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採集過標本。他很熟悉東亞植物。20世紀上半葉，我國不少學者採集的標本是由他鑒定命名的。象我國前輩植物學家鍾觀光先生采著的一馬鞭草科新屬種，就是經他鑒定命名為鍾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這屬後來即成為紀念鍾觀光的鍾木屬。他鑒定我國學者送去的植物標本通常比較快速准確,為我國植物學家稱道。他發表過不少關於我國華南、廣東、海南島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經南京時，與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相識，後來建立了終身的友誼。他們合作研究廣東和海南植物，先後一起發表了「廣東植物志資料」，「海南植物志資料補充」等許多研究文章。在紐約植物園工作期間，他曾指導我國植物學家裴鑒做博士論文。梅里爾先後研究東亞植物數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編寫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東亞植物文獻目錄·補編I》(Supplement I, 1960),收集東亞的植物文獻相當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和東亞植物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在華西南的雲南、四川和西藏等地進行過重要植物學考察，並採集過大量植物標本的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紀上半葉研究我國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從中國回到奧地利維也納後,潛心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並因對分布中心在我國西南的報春花屬和珍珠菜屬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當時的學術界目為專家。他還約請了其他一些植物學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標本。在此基礎上，又查閱了當時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機構收藏的中國植物標本。編寫了《中國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維也納全部出版。
韓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別為藻類、真菌、地衣、蘚類、苔類、蕨類和種子植物。書中的內容非常豐富,對許多分類群都有頗深入而有見地的探討，是當時國際上研究我國植物的一部帶有總結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學界譽為中國敘述植物學的權威。這部著作至今對於我國植物學者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他還發表過《中國植物地理結構及其親緣》(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關我國植物地理學的文獻。並曾根據他在我國西南等地的調查資料，進行了全中國的地理分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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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有關葯用植物學的論文怎麼寫
接上面
沒有記錄的標本是沒有科學價值的。
2. 4培養學生的標本製作能力
2. 4. 1保證壓制標本的質量要指導學生做好葯用植物標本,
最初壓制時,必須使標本舒展,葉片應有正面和反面兩種葉子,為
今後製作葯用植物的臘葉標本做好准備。
2. 4. 2開展標本展評在實習階段,應組織學生隨時進行採集
製作標本的講評話動,指導學生科學採集標本。野外實習結束
後,可以進行以學生、小組或班級為單位的標本展評話動,調動學
習的積極性。
2. 4. 3留存優秀標本把學生野外實習作為教學科研的一部
分。教師應有針對性地採集、製作一批高質量葯用植物標本,也
可以選擇學生製作精良的標本,充實學校的標本室和教學科研
素材。
3建立自由開放型實驗室,促進學生個性特長的發展
葯用植物學的主要培教學目標是講授葯用植物學基礎知識
和基本技能等。它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不通過反復實踐是
很難掌握的。實驗教學和野外實習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在有限的
課堂教授和實踐時間內達不到掌握知識的目的。為此,根據培養
實用型人才的目標,我們進行實驗改革,提出了自由開放型實驗
室的教學理念,在葯學專業葯用植物學的實驗教學中進行了初步
嘗試。
自由開放型實驗室的含義:其一是指一個單元的實驗內容在
一段時間內向學生自由開放,學生可以利用課余時間進入實驗室
學習、實踐,給學生提供學習時間和空間的自由;其二是給學生提
供學習的自由,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
發揮,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實驗項目、實驗方法、實驗材料,實施開
放式探究,促使學生個性特長的發展。
自由開放型實驗主要安排在課余時間進行,一般一個教學單
元的內容向學生開放兩個星期,指定一位教師或實驗員在實驗室
值班。這段時間主要是讓學生進行自由探究學習,教師一般不給
予輔導,讓學生自己去摸索、設計、操作、得出結果。但實驗准備
所需用的儀器、葯材標本、試劑要有充分的餘地,比教學目標要求
所規定的內容盡可能多,讓學生自由選擇,為學生特長發展提供
自由的空間[7, 8]。
總之,從當今教學改革的發展趨勢來看,學生實踐能力的培
養越來越受到重視。葯用植物學試驗教學、野外實習和自由開放
型實驗室的實施,有利於本門學科教學質量的提高和促進學生各
種能力的發展,特別是學生實際操作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
養,對學生學習後續課程乃至他們今後的發展均有促進作用。只
有教會求學者會學,求學者能學,才能開拓,才能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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