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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儒家文化的現實價值,論文,1500字
現代化視域中傳統儒家文化的價值 摘要:現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標志,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傳統儒家文化在中國文化中 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倫理等諸多方面起著強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傳統的華夏民族 精神,這是中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地平線(視界)。現代中國人處於傳統與現代雙重思想的作用和影響下,在兩 難選之中進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構,傳統必須現代化,現代化又面臨著許多負面問題,在這種尷尬的境地中,中 國傳統文化何去何從?本文試圖從治國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現代化來闡述當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中對 傳統儒家文化的揚棄和選擇。 關鍵詞:傳統儒家文化;現代化建設;比較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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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儒家文化的世界影響 論文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專制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進入韓國社會,韓國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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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夫之言性與道不可得而聞也看儒文化
子貢曰:「孔子文章,可得而聞之,夫子言性與道,不可得而聞也。」儒文化的精華,不是它的三綱五常和道德說教,也不是它的禮儀典章和社會規范。它之所以長興不衰,被廣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對「天道」的把握和對「人性」的深刻認識。
「道」,是我們終極關懷的對象,它「寂兮廖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這個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講不明的本體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萬物運動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質中表現為特性,在生命中表現為本性,在人類中表現為個性,在社會中表現為倫理,在世界中表現為國家。一切個體只是它特有階段的表現,順其者昌,逆其者亡。
「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質性,他尋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規范身體力行,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適應環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體的慾望拖著走,這是他的物質性的一面。每個人都在兩極之間運動,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們克己復禮,「滅人慾,存天理」道德說教。人不是他的身體,肉體的慾望干擾著人的意志的實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動,思想和行動是服從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個東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獨立,主體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體性,只能隨自然必然性驅使。
孔子的文章,教導人們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人們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體力行,就能成君子,成聖人。而為什麼要這樣做?孔子不是憑經驗知識得來的,他是根據「道」的自我運動和「人性」的歸真得出的結論。「天道」和「人性」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清楚的,人們只能自己去領悟、去體驗,所以說「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沒有對真理的執著,沒有人生的痛苦磨難,「道」是不可能與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們對「大道」的毫不動搖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認識上。儒文化關鍵是「天道」和「人性」,至於三綱五常、禮儀規范,只是適應當時社會的一些有效規定。
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稱自己不是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所以能達到「隨心所欲,不越規。」理性的人只能「學而知之」,他們不能融會貫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學也不知,他們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慾所遮蔽了,他們要不犯錯誤,只有老老實實聽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來抑制感性的沖動。
儒文化是「道」的學問,是本體論學問。人性只有達到「仁」,才能與「天道」溝通,與「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萬物,它愛萬物就像愛自己的身體,人要達到「仁」這個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樣寬廣,行動就像「道」一樣公正。「道」是本體,是自由意志,人要達到「道」的德,他的認識就像「道」一樣明晰,他的行動就會像「道」一樣自然,他能像「道」一樣自信,無往而不勝。「人性」有趨向「道」的一面,但人畢竟是自然的產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樂,他有七情六慾,「人性」又有趨向利的一面。誰不追求快樂?誰不追求幸福?誰不想佔有財富?誰不想有權說了算。這種競爭勢必造成社會的無序狀態,國家的誕生就是「道」在社會中實行德的統治。國家的使命不是適應人們的自然慾望,國家是比人更高的倫理有機體,是「道」的現實化。人們有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得「道」者,有墮落者,得道者對墮落者的統治,有德的人對無德的人的教育,這是天經地利的,這是秩序,是倫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會秩序,社會才能和諧,人們才能各盡其才。
所謂「君子」,他們是「學而知之者」,我們現在把他們稱做理性的人,他們的處世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們是人道主義者,是文明的創造者。所謂聖人,他們是生而知之者,我們把他們稱做悟性的人,他們的處世原則是「循道而行,不越規」,他們獨往獨來,是國家的決策者,因為「道」在他們心中。所謂的「小人」,就是學而不知者,我們把他們稱做感性的人,他們的處世原則是「惟利是圖」,這樣的人越得勢,國家越混亂,人性越墮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運動中悟出來的。
「道」是隱蔽的、超越的,它始終如一,貫穿於一切事物之中,通過聖人、英雄來實現它的目的。「性「是內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規定性,是人們一切言行的根據。見性才能知天命,修身養性能使一個人的天賦充分得到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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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由於上古時代文字極度簡約,且幾千年來隨著語言的發展變化,字詞的意義常會發生擴展甚至異變。所以我們看上古文章時,最忌以現代漢語為標准,從表面上去輕率理解古文的意思。比如這句「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一切的關鍵,在於我們後人對「上」「下」這兩個字的錯誤認識。「上」和「下」,現代漢語純粹作為方位詞使用,而在上古,則涵義要豐富得多,在這句話里,則是表示「尊」與「卑」的意思,所謂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大夫,禮不卑庶人」,不會因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受刑罰,也不會因為庶人社會地位低,就將他們排除於文明社會之外。《漢書·司馬遷傳》:「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為什麼說士大夫不可以不恪守節操?因為士大夫是有社會地位、有身份的人,萬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極大恥辱,是很丟人的,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作為士大夫,更要恪守節操,遵守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古時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與民同罪,是所以用來激勵人民保持廉恥之心的。如果像現代人講的那樣,士大夫階層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階層享有法外特權,那怎麼還讓他們「厲節操」、「勵廉恥」?儒者還宣揚什麼「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禮不下庶人」,即「禮不卑庶人」,不因為庶人的社會地位卑下,就把他們排斥在外。這正是儒家「有教無類」「以禮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體體現!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更是一樁由於句讀錯誤所致的曠世冤案,不僅現代許多對儒學不了解的人以此底詈儒學,說這句話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縱使像南懷瑾那樣對國學有相當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錯了,也當成是儒學里不合適宜的糟粕。而事實上呢,這句話被人誤解,乃是後人斷錯了句讀!正確的句讀應該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說,民眾的知識與素質達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給他們足夠的自由權力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如果民眾的知識與素質還比較低,就「知之」,教育他們,通過教育來提高他們的知識與素質。這也正是儒家「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現實實踐,這種啟蒙教化思想何錯之有?比如說我們現在,不少先進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是如果民眾鴻蒙未開,對民主理念與憲政思想根本沒有任何了解,更不識其現實操作,不懂如何通過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民主能健康有序的推行並最終成功嗎?所以在此之前,要先進行民主啟蒙,提高民眾的民主意識,讓民眾對民主理念以及憲政操作有具體明確的認識。這種啟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運動之初,也是經歷了漫長的啟蒙過程!而當民眾有了深厚的民權意識,民主素養也日臻成熟,那麼就應該給他們所應有的自由權力,讓他們自由去做憲法保障內的事。3、存天理,滅人慾「存天理,滅人慾」,是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提出來的,同時這也是一句飽受後人斷章取義之苦的名言。朱熹的天理人慾是什麼?「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慾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慾也。」朱熹認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為人必須要吃飯才能活下去,必須有夫妻才能繁衍後代,而吃飯只要健康衛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於家庭和諧。所以飲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貪求享受安樂淫逸,則是人的內心慾望,是飲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諧,而不要貪求淫樂享受。這種要求何錯之有?飲食夫妻之天理不該存嗎?貪享淫逸之人慾不該去嗎?就是放到現在,這種思想難道是落後的、不值得提倡的嗎?如果認為朱熹此言反動,那麼什麼才是先進正確的?天天美饈佳釀夜夜商女笙歌才對?食必山珍海味再養幾個女秘包幾房小奶才對? 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
❽ 儒家和法家文化的參考文獻
《十三經》是儒家復文化制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法家的文獻流傳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戰國至漢代間人託管仲之名而編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商君書》(為商鞅及其後學者的著述合編)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韓非子》(為韓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