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公共物品供給的特點是什麼
公共物品是指非競爭性的和排他性的貨物，私人物品具有消費上的競爭性和排他性等特徵的物品．公共物品規模效益大初始投資量大，使私人企業或市場不願意提供難以提供或提供難以做到有效益，因而一般由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門提供，而私人物品的效用邊界清楚，市場是提供此類物品的最佳方式．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但是在經濟學中，人的慾望是無窮的，所以每個人都願意享受公共物品帶來的效益，這樣就導致更多人去使用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必然是一種不足以滿足人類需求的存在。
❷ 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研究的編輯推薦
快速增長的農村公共物品需求與公共物品供給匱乏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增加農村公興物品供給，有利於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縮小城鄉差距，實現農業現代化。
❸ 公共物品供給的兩大原則
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費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所謂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並不會影響別人同時消費該產品及其從中獲得的效用，即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為另一個消費者提供這一物品所帶來的邊際成本為零。所謂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費一種公共物品時，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費這一物品（不論他們是否付費），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
❹ 求幾個關於農業保險論文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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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政府經濟學作業 如何實現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 1000字論文
從以往的實際情況來看，公共部門的主要產出為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學，公共部門經濟學等歷來十分重視公共物品的研究。這不僅僅是因為公共物品是應對市場機制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就是體現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而且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幹預經濟所涉及的諸多領域都與公共物品有關。正因為如此，政府或整個社會對公共物品提供的質量，效率的好壞，高低，對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以及社會成員個體能否順利完成整個社會化過程都有著十分巨大的影響。同時，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給往往被視為是「善治」的表現。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我國公共物品供給的主體也不再僅僅局限於政府，其供給模式也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在強調公共服務建設的今天，強化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是建設公共服務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無論是政府供給模式，社會供給模式還是私人供給模式，相對於私人物品日趨豐富甚至出現部分供給過剩的情況，我國的公共物品卻在總體上處於供給不足的狀態。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乃是由於我國的公共物品無論在政府供給的層面還是私人或社會供給層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了我國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
❻ 2014年《公共管理學》課程論文
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搞定
❼ 向飛丹晴的學術成果
在《稅務研究》、《經濟管理》、《經濟研究參考》等核心刊物發表論文10餘篇；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項，省部級課題4項；參與編寫教材、專著、譯著7本。 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財政原因及對策探討（2011）
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系的稅收政策探討（2010）
回顧我國政府采購發展歷程,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2009）
基於動態博弈模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研究（2009）
政府在高危行業推進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的作用和對策（2009）
「小金庫」治理難的原因及對策（2009）
促進就業的財稅政策探討(2009)
構建促進節能減排的稅收政策（2008）
❽ 學姐或者學長…你能否幫我寫一篇800字的公共政策小論文呢
公共政策視角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
[摘要]文章回顧了人口變遷尤其是「嬰兒潮」所帶來的問題，以揭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在「經濟國家轉型期」的總體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審視了家庭結構、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以及社會的責任。同時，通過對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以及相關研究的評析，對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護理以及個人社會服務的發展也進行了考察。在聯合國實行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下進一步探討了老年人的就業、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內容。最後，討論了與實現國家的明確目標有關的政策、實踐和理論問題。文章強調，為應對老齡化而作充足准備，要考慮個人、家庭、執業人員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
[關鍵詞]中國，老齡化，公共政策，社會福利與服務，養老護理
一、前言
作為人口變遷的重要過程，中國老齡化問題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採取計劃生育予以應對。如今，當年「嬰兒潮」的一代人開始進入老年期，其後果是社會急劇老齡化，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顯現。如今中國的家庭結構為 4-2-1的倒金字塔結構，從老年人生活中的長期護理需求(LTC)的角度來看，如今年輕一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由於實行了去政治化的「經濟國家」的總體公共政策(GPP，即一個政策體系首要目標及首選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與開放的政策(Chen，1996)，中國已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因此有能力來應對這樣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改革又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又一個去經濟化的過程，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的角色開始轉變成為社會服務的提供者(經濟國家轉型期)(Chen，2004)。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負擔不斷加重，社會「撫養比」不斷上升，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致富目標的一大障礙。此外，由於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地區)人們一般都會在較早的年紀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後很長一段的生活中，他們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方面的需求顯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國這方面的條件卻都還很有限，與美國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相比，還處於落後水平(不考慮一些在福利項目上的實質的區別)。本文通過回顧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從中國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旨在通過了解中國特有的內在關系，明確中國目前為應對老齡化問題所採取措施的現狀，從而確定有關重要的課題以供研究、實踐以及政策制定參考。
二、人口老齡化和中國人口激增
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外來或對外移民的問題。中國與其他發展中新興工業國家一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歷著一個快速的人口轉型期， 即從一個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階段過渡到一個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壽命延長(由於醫療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時維持高出生率的階段。這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徵是高人口增長率。新中國成立後的高人口增長期剛好與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後的 「嬰兒潮」是同一時期，但在這一人口轉型過程中，中國的人口增長更加快速，規模更大。然而，在這一發展時期，高度政治化的總體公共政策過於強調了政治在經濟中的主動性(Chen，2004)。在當時，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全盤否定，但又無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難題，其結果就是無限制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計劃中的經濟發展，後來成為政策制定中越來越感到頭痛的問題。最後，在隱性失業和其他相關問題的壓力下，尤其是「上山下鄉」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的失敗，中國政府終於醒悟過來，從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長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矯枉過正」。
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徵。這樣的政策有助於人口擁擠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時也加速了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中國還未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准備。20世紀末，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10%。按照國際通行標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中國在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中有哪些不足，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在中國「嬰兒潮」時出生的那一代人，他們現在剛剛好跨進中國法定退休的年齡(男性60歲，女性55歲)。這個群體的巨大規模以及他們的需求是對整個社會嚴峻的考驗，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們的家庭、所在社區、相關制度，還有勞動力市場等等，都會受到這個迅速「老化」的社會的影響(Frazier，2006)。
三、家庭結構和長期護理需要
計劃生育政策給中國的家庭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中國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這樣的家庭結構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變成了一個倒金字塔結構。如今在中國，典型家庭結構(尤其在城市)是一個孩子加上父母兩人以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現在醫療條件好了，說不定太公、太婆都還在世。此外，現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讓幾代人同居在一個屋檐下的夢想變得困難了(雖然並不是不可能)，這讓那些獨生子女們想照顧他們年邁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難上加難。隨著越來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國人再也不能對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結構抱有理所當然的想法了，這對那些陷於老弱病殘的老人來說影響尤其巨大。在這里，我們可以看一個現實報告。這個報告是關於2000年從20個不同省市區調查的20255個中國老齡人的潛在護理需求。報告指出，大約1/3(35%在城市，29.6%在農村)的85歲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護理(Pei，2007)。
但值得關注的是，對政策制定者、理論家還有普通的中國人來說，無論傳統的家庭護理有多麼需要，但它卻不是應對老齡化潛在護理需求問題的唯一途徑。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可以從市場獲得幾乎所有需要的資源，為老服務，包括長期護理(LTC)也都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這樣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兩個例子就簡要地說明了這個情況。
筆者曾經目睹一個富有的中國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衛星電視上，講述為他的上了年紀的母親高薪聘請了3個家庭護工。護工們為老人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長期護理，雖然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親自來做，但並不妨礙他作為孝子盡的一片心。最後她母親在平和與安詳中逝世，而這位百萬富翁也算盡了孝道。
筆者也曾經看到一個真實的報告。在農村，一個84歲高齡的老婆婆，膝下無兒無女，房屋破爛，家徒四壁，生活極其困難。她的老年生活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這種狀況令人觸目驚心。
對比如此兩個真實的事例，前一個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於高昂的費用，看起來也並不是大多數的中國老年人都能夠享受到的。也許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看到如第二個事例中那位貧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會卻不能忽視這樣一群身處社會底層、生活貧困的老人。所以，公共與社會策略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四、社會福利與經濟轉型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經濟國家」(Chen，1996)，員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單位來管理，或是由當地政府相關部門來代理的，在農村則是由人民公社的生產隊來管理。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讓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處於一個極低的標准，一般群眾的養老保障需求並沒有顯得特別突出(Chen，2004)。多虧了當時中國的人口相對年輕，盡管當時的政治願望是從經濟上趕超發達國家，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階級斗爭下，卻掩蓋了經濟倒退的事實。
自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後，新的中國領導班子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大膽地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通過改革，希望找到解決國家發展困境的出路，同時快速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首先，在經濟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對國有企業中的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因為這些制度阻礙了社會公平競爭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曾被認為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但是它對經濟改革卻是一種阻礙，它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抱著一個「鐵飯碗」，一起吃著「大鍋飯」，這是導致當時中國經濟萎靡的直接原因。筆者曾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就是對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國的改革更多的是將福利供給制度分離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與經濟相結合。這樣，中國希望保證企業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以提高企業的市場活力，並提供一個更公正的競爭基礎。從經濟的方面來講，政府原先是統一集中所有的資源後再通過計劃來分配資源，是計劃經濟的做法，現在則通過徵收統一稅收來進行調控。一個獨立的社會保障系統是要建立在風險分散機制的基礎上的，但一個機制本身並不能保證好的效果。如過去在國有單位工作的人，因為進行國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崗了(Hassard et al.，2006)。而當時，完善的福利制度還沒有被建立起來，他們原先的福利隨著被下崗而被剔除，脫離了社會保障制度。
如同歷史上每一次的經濟社會變革一樣，中國的經濟改革中也有贏者和輸者。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最大的贏者無疑是那些敢於冒險創新的企業家。在經濟快速轉型期，也有人趁著制度還未完善，通過特殊的關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鑽制度空子，在國有和集體資產轉向市場的過程中侵吞國有財產和集體資產。而對於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現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齡的人們，他們最大的損失就是改革後造成的單位保障制度與社會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之間一度存在的鴻溝，使得他們處於尷尬的境地。還好，如今中國政府已經在努力消除這樣的差距了。
中國經濟全面的提升是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結果(包括對外開放政策)。但是，隨著資源的豐富和國力的強盛，國家也必須著力來處理那些眾多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口老齡化。與經濟改革初期相比，現在中國的總體公共政策已經由一開始的以保護企業經濟發展為中心轉變到以社會保護為中心上來(Whiteford，2003)。這是回歸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個信號。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中國如今是要在一個更加有活力的、更加發達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與此同時，全國都在關注，在鄧小平通過市場經濟政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能否適時實現「全面富裕」的下一步發展。在這個條件下，對中國老齡化社會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義的。
《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反映了國家為應對1.44億60歲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總人口數的11%)而在國家總體公共政策上發生的變化，承認國家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明確了國家對老齡人口的法律權益的保護的責任，同時，還給出了一份關於中國政府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進程中所做出的「應對老齡化人口問題的發展模式」的詳細工作報告。在白皮書中，反復重申了國家的目標，即「國家重視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尊重他們的優良品德，積極創造條件，發揮老年人的專長和作用，鼓勵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會，繼續參與社會發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頒布的老齡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政策達200餘件，初步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和有關政策在內的老齡法律法規政策體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國務院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統籌規劃和協調指導全國的老齡工作，研究、制定老齡事業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協調和推動有關部門實施老齡事業發展規劃，指導、督促和檢查各地老齡工作。建立了老齡事業統計指標體系和老齡統計工作制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三次進行全國范圍的老年人口狀況調查，為老齡事業的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鼓勵社會廣泛參與老齡事業發展，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分析作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書不僅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政府的真實目標，同時通過相關的研究也能發現潛在的問題。
五、收入支持、健康護理以及社會服務
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的重點是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一貫性，但是建設新的社會保障系統，使其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經濟改革的「配套改革」，對消除社會差距和不公平來說，不是一條輕松易行的道路。與白皮書中研究觀察的對象相比，我們在辨析一些深層事件的同時，也應認識到這些年努力所獲得的成果及存在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護理和社會服務。
(一) 老年人的社會保障
中國已經把保障老齡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標准作為首要任務，在老齡人口白皮書中，強調要大力建設涵蓋政府、社會、家庭以及個人全方面的老齡人口保障系統。
首先，在城市地區建立完整的養老保障系統。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退休，繼續由國家財政或單位按國家規定標准支付離退休費。相比之下，企業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系統有了根本轉變。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步建立覆蓋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的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75億人，其中4367萬離退休人員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工資增長和物價變動情況適時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達4041億元人民幣，同年各級財政補助基本養老保險基金651億元人民幣，當年征繳收入總額達4312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國家積極發展補充性養老保險，引導和扶持有條件的企業為職工建立企業年金，由企業和職工共同繳費，實行基金完全積累，個人賬戶管理。2005年底，全國已有2.4萬家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參加職工達924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為了緩解和消除老年貧困。國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家庭按標准給予補助。2005年，包括貧困老年人在內的2233萬城市貧困人口領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實現應保盡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
其次，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大約60%的中國老年人生活在農村，但他們得到的生活保障卻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國已有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1900個縣(市、區、旗)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5400多萬農民參保，積累保險基金約310億元人民幣，300多萬參保農民領取養老金。2005年支付養老保險金21.3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特困戶定期定量救助，98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條件的貧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對「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者其法定贍養人、扶養人確無贍養、扶養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國家實施在吃、穿、住、醫、葬方面給予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的「五保」供養制度。目前，全國享受「五保」供養的老年人達460多萬人。對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村獨生子女或兩女戶夫婦，在年滿60周歲以後，由中央或地方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實施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該獎勵扶助的人群達到135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
白皮書關注農村所取得的成就，學者們則關注他們所面臨的挑戰(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國在農村的養老保障覆蓋率遠遠低於城市，對在中國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系統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資金欠缺以及許多空頭個人賬戶都暴露了城鎮養老保險系統的沉重負擔。而由於農村的低收入以及農村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養老的願望成了一紙空談。城市與農村的養老系統的分離，給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城市失地農民的生活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因此，必須加快養老制度體系的改革，為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提供長遠有效的制度保證(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過實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鎮養老保險中，也存在著很多差異(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從一般企業退休的員工(辛苦工作一輩子，沒有存款)，他們所獲得的退休金與在政府和事業單位退休的員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約只有他們的1/3)。很明顯，這樣大的差距對整個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乃至社會動盪
(二)健康護理
中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建立在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退休人員達3761萬人。「規定退休人員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對個人賬戶計入金額和個人負擔醫療費的比例給予適當照顧。各地普遍將老年常見病、慢性病等大額醫療費用納入社會統籌基金支付范圍，減少退休人員個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動各地建立大額醫療費用補助辦法，由個人或企業繳費籌資，為患大病、重病以及長期慢性病的職工及退休人員解決超過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以上的醫療費用。同時，中國政府積極探索建立城市社會醫療救助制度，通過財政撥款、彩票公益金和社會捐助等多種渠道籌集醫療救助基金，對困難群眾就醫給予補助。「到2005年底，醫療救助試點縣(市、區、旗)達1119個，全年累計救助163.3萬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從2003年起，國家開始進行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市、區、旗)擴大到1399個，覆蓋農業人口4.95億，3.96億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地區老年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比例超過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國共補償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2.82億人次，補償資金支出144.12億元人民幣。另外，國家成立了全國性的農村醫療保險系統。「2005年農村實施醫療救助達1112萬人次，救助資金總支出10.8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各地積極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轉型，開展老年保健、醫療護理和康復等服務。「截至2005年底，全國城市已設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1.5萬多個，95%的地級以上城市、86%的市轄區和一批縣級市開展了城市社區衛生服務」(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層醫療機構能夠根據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診、家庭護理、日間觀察、臨終關懷等服務。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問題在社區得到解決。
醫療服務是中國學者關注老齡化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國的醫療服務系統曾經是低收入的農業社會中的典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醫療服務價格就開始節節攀升。用另一句話說，就是「一個原本依賴於公共補貼並且平等地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系統已經轉變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導向，成為個人用於資本投資的系統」(Kaneda，2006)。在實證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過對家庭調查的數據研究了年齡效應(正相關和負相關)對非預算款項下醫療服務支出的影響，結果顯示，年齡效應對從醫療保障條件到醫療健康支出有著明顯的間接效果。通過對年齡效應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結論是非預算醫療支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對於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會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歲組，醫療自費部分也會佔到他們正常收入的20%。從這個結果來看，改革後的醫療服務系統給老年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女性。自費部分的提高給一般人在尋求早期防治時增加了阻礙，導致看病難，尤其是在城鎮與農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樣的趨勢對老年人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高質量的健康服務，但是卻沒有辦法負擔得起高昂的費用，而他們在農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年輕人」(Kaneda，2006)。如果一個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醫療保障系統水平來說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的。與此同時，國家也已經在通過各種方式來試圖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過體育活動、健身等等。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如吸煙、酗酒等誘發疾病的陋習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佔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
(三)個人社會服務
比起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單位福利或是農村生產隊都是中國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會依靠，同時也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保障支持網路體系。而經濟改革將原先是由單位作為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改為讓「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Chen，1996)。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傑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務中的創新領導，中國引入了社區服務運動，社區老年人是服務對象主體(Chen，1996)。這項舉措在20年間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區建設」。它從大都市向各個中小城市普及，目標是最終覆蓋所有的城市地區。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時，快速增長的社會組織不僅為社會提供幫助，更是把為老年人服務的事業認為是黃金陽光產業，並在全國火熱發展。
白皮書中還涵蓋了題目為「為老社會服務」的章節。裡面指出，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機構養老服務，努力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為老社會服務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為老社會服務體系。2005年底，全國城市社區服務設施達到19.5萬處，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8479個。各地採取上門服務、定點服務和巡迴服務等方式，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緊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無償、低償服務項目。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萬個，涵蓋老年人入戶服務、緊急援助、日間照料、保健康復和文體娛樂等多種功能，受益老年人超過3000萬。2005年，全國平均每個街道有1.32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每9.8個社區居委會有1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時，志願服務也覆蓋了許多社區，包括日常護理、醫療護理以及社會養老看護院里的合法看護，同樣也包括家庭一對一的專屬看護服務。「截至目前，全國共有1300萬人次的志願者為280多萬名老人提供了超過6.3億小時的志願服務，建立志願者為老服務站6萬多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從1989年開始(當時筆者在中山大學主持了首屆全國社會工作師資培訓班)，隨著社會公益事業教育的迅猛發展，國家也大力提倡培訓專業的養老護理人員為老服務。
是社區護理還是機構護理，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困擾了很久，但是社區護理從來沒有消除對機構護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來，國家加大資金投入，在城鎮建立面向「三無」老人的社會福利院。在農村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養場所和生活服務。從總體上看，「大力發展老年公寓、養老院和老年護理院，為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別是高齡病殘人群提供機構養老服務……鼓勵和調動社會力量，採取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推動養老機構較快發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國城鄉有社會福利院、敬老院、養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護理院等養老服務機構39546個，總床位149.7萬張，其中農村鄉鎮敬老院29681個，總床位89.5萬張(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
這些統計數字對於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長期護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筆者回到中國，又拜訪了一些民營及公共養老機構。其發展令人矚目，但它們也同樣面臨著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問題，如供求問題、收費標准還有護理質量等。通過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護理與機構護理仍有明顯不同。如一個家庭將88歲的老母親留在家中照顧，但是由於老人會經常需要醫療方面的護理，家人們還是要經常把老人送去醫療機構，這樣往來，給整個家庭帶來不小的經濟負擔。在對養老機構的條件和服務作出了解後，發現其所提供的也多隻是老人的住所，養老護理所需的專業服務和醫療服務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當老人需要24小時全方位護理時，還是要家人去承擔看護，哪怕已經付了可觀的養老院費用。
❾ 我國政府公共物品供給制度改革的重點
我國政府公共物品供給制度改革的重點（在於城市要優化和調整供給項目，適時調控公共財政支出水平；農村要加強制度建設，提高農村公共財政總體支出比重。）
供參考。
❿ 公共物品的需求與供給的圖書目錄
前言
作者序
第一章 方法論導論
公共經濟理論
第二章 同質個人間的簡單交換
獨立調整
交易均衡
交易均衡的代數表達
馬歇爾幾何解釋
參考文獻附錄
第三章 異質個人間的簡單交換
公共物品的邊際價格差異
消費單位與生產單位
馬歇爾聯合供給理論
邊際價格、平均價格和人際價格歧視
公共物品的個人需求
邊際價格不變與均衡確定性的復歸
參考文獻附錄
第四章 純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
作為公共物品的私人物品
聯合供給單位
供給單位的固定比例構成——相同數量
消費構成組合——公共物品的技術特徵
消費構成組合的均衡
純公共物品的消費構成組合：消費構成——對等的極端情形
純公共物品的消費構成組合：固定比例
可變比例下的消費構成組合
消費外部經濟：不含正統的聯合供給效率的
「公共性」
形式化的總結
參考文獻附錄
第五章 多人一多種私人物品——「搭便車者」問題
私人物品由一種增加到N種
由一種到多種公共物品
由兩人到多人
完全競爭
N人參與的單一公共物品「交易」
嚴格意義上的策略行為——小規模群體的情形
普遍依賴性——大規模群體的情形
公共物品供給與「搭便車者」
搭便車者的選擇：概率解釋
威克塞爾的一致同意規則
一致同意規則與帕累托最優
一致同意規則與現實世界中的制度
參考文獻附錄
第六章 多人一多種公共物品——不存在計價物品的情形
兩人——種公共物品
多人——種公共物品
兩人——兩種公共物品
三人——一種公共物品
三人——兩種公共物品
選票交易和偏好強度
多人——兩種公共物品
多人——多種公共物品
參考文獻附錄
第七章 政治決策的公共性
引言
稅收分擔方案的一般特徵
簡化的二人模型
擴展到三人模型
公共物品與私人決策
參考文獻附錄
第八章 財政選擇的制度
引言
重復選擇
集體決策的成本
達成集體決策的規則
財政選擇的特定規則
政治決策規則與財政規則之間的替代
傳統稅收「原則」的復興？
小結
參考文獻附錄
第九章 何種物品應當是公共的
問題的表述
可分性譜系
公共性的范圍
簡要的物品分類
政治集團的規模與產權結構
組織的功能
純分配模型
配置與融資
公共供給與公共生產
小結
參考文獻附錄
第十章 走向實證財政理論
引言
公共物品的規范理論
公共物品供給的實證理論
小結
補充閱讀材料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