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畢業設計論文，我的題目是《淺談動畫劇本創作》，求大神指點迷津
你可以比較美劇、日劇及中國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時期的作品至現在動畫的作品來比較劇本創作的變化（個人認為現在中國動畫的劇本真的渣透了，既無美好理想又脫離現實，而90年代中央六台經常播放上海美術電影製品廠的作品，很經典，我覺得這就是劇本的差異~）
親，不喜勿噴哦~
⑵ 畢業論文 題目老是不過 名字叫 淺談植入廣告在電影中的植入方法 或者 淺析電影中植入廣告的植入方法
內容就是電影中植入廣告的內容了，題目可以這樣來寫：
1、電影中廣告植入現狀分析
2、電影中廣告植入現象分析
3、淺析廣告植入在電影製片（製作）中的應用
大概就是這樣的名字吧。
⑶ 畢業論文寫微電影的研究。 求高手大蝦推薦幾本關於「微電影」的中外文獻~
《紀錄電影的起源及演變》（拉法艾爾·巴桑、達尼埃爾·索維吉）原是法國《電影辭典》（讓·路普·巴塞克主編，拉魯斯出版社1986年首版）中的「紀錄電影」條目，中文（單萬里譯）原載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編輯出版的內部刊物《紀錄電影》1987年第3-6期，公開發表於《世界電影》1995年第1期，收入本文集時譯者作了一些修改。
《電影與探險》（安德烈·巴贊）系根據原載《法蘭西觀察家》1953年4月號和1954年1月號的兩篇文章綜合而成，後收入《電影是什麼？》文集，本書已出中文版（崔君衍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
《格里爾遜與英國紀錄電影運動》選自福西斯·哈迪編《格里爾遜論紀錄電影》（英國Faber出版公司1946年首版，本文譯自1966年修訂版），是編者為該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文（單萬里譯）系專為編輯本文集而譯。
《英國自由電影》（阿蘭·勞維爾）選譯自作者與吉姆·希里埃合著《紀錄電影研究》（紐約維金出版社1972年），中文（張雯譯）原載《世界電影》1988年第4期，收入本文集時作了一些修改。
《法國新浪潮中的真理電影》（胡瀕）選自《當代法國電影》一文，是其中的第三節，原標題為「真理電影」，見荒煤主編《外國電影近況》（北嶽文藝出版社1986年）。
《美國真實電影的早期階段》（羅伯特·C·艾倫）選自作者與道格拉斯·戈梅里合著《電影史：理論與實踐》（美國麥克格魯-希爾出版公司1985年）一書的第9章，中文見《世界電影》1991年第3期，或該書的中文版（李迅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年）。
《德國紀錄電影的雙重困境》（克勞斯·克萊梅爾）選自沃爾夫岡·亞克布森編《德國電影史》（德國斯圖加特魏馬出版社1993年），原文題目為「紀錄電影：一個雙重的困惑」。《世界電影》雜志1997年第1期曾以《一個雙重的困境--關於「紀錄片」的概念》為題發表過本文的片斷（聶欣如譯），全文系專為編輯本文集而譯。
《戰後日本紀錄片的變化與發展》（渡部實）選自陳虻與林旭東主編《首屆北京國際紀錄片學術會議文獻》（1997年內部出版發行）。
《中國新聞紀錄電影》（高維進）選自荒煤主編《當代中國電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系該書的第13章。
《香港新聞紀錄電影發展史話》（余慕雲）原載台灣《電影欣賞》1991年第7期（總第52期）。
《六十年代以來的台灣紀錄片》（李道明）選自陳虻與林旭東主編《首屆北京國際紀錄片學術會議文獻》（1997年內部出版發行），原題目為「我的紀錄電影經驗」。
《中國紀錄片創作前瞻》（司徒兆敦）原載《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⑷ 大四畢業論文 求資料 中國電影產業現狀
行不行？？？
前日，中國電影業多位重量級人物包括王中磊、黃建新、陳德森、陸川、王晶等到廣州出席2009珠江電影頻道周年慶典暨《中國電影排行榜》華語影片年度致敬禮，並獲頒年度國產片票房前10名獎杯。
去年中國電影票房全年飄紅將達62億元，黃建新(《建國大業》)、陸川(《南京！南京！》)、王晶(《大內密探靈靈狗》)三位導演也是成績不俗，光榮加入「億元俱樂部」，他們接受本報記者采訪對中國電影的「錢景」非常樂觀，認為中國電影投資不缺錢，中國觀眾素質也在提高。他們還透露，《阿凡達》掀起觀影熱潮，導演詹姆斯·卡梅隆想把這套特技系統賣給中國再賺一輪錢，而中國導演在不缺錢買得起技術的同時，也要不辜負觀眾的熱情，多多奉上有誠意、高質量的好片。
不差錢
中國電影投資錢多，買得起技術
「我聽說《阿凡達》導演卡梅隆希望拿出時間來中國推廣他的軟體和技術系統。」 作為國內最大電影公司中影集團的創作總監，導演黃建新的一句話透露了好萊塢的下一步動作，認為他們的目標並不止步於中國飛速增長的電影票房。而坐在黃建新旁邊的王晶一語驚人：「其實技術才是卡梅隆賺錢的地方。」王晶分析說：「《阿凡達》成本這么高，票房過了10億美元也賺不了多少，他後面賣的技術才是他賺錢的東西。」
黃建新認為，卡梅隆這種「賣完電影賣技術」的生意經在全球化語境下完全合理：「其實技術就是給電影提供一個加工過程，很快就能產業化，只要你出得起錢，你也可以用上這種技術。現在的電影已經是全球化加工這么一個形態，其實很多好萊塢動畫片是在中國加工的，所以說技術就是這樣一個可以直接拿來用的東西，更重要的還是創意。」
陸川看完《阿凡達》曾在博客發評論熱情贊美卡梅隆，認為是中國電影人的一次完敗，前日他向記者表示，他希望能將《阿凡達》3D和CG技術借為己用：「技術不是不可跨越的。因為中國現在很有錢，只要我們花錢花美金，這些技術團隊可以完整地為我們服務。」不過陸川同時重申，並非是技術，而是《阿凡達》導演內心的純凈和責任感打動了他：「沒有一種坦誠贊美人家的心態的話，我們自己也不會進步，但贊美不代表我們不會繼續努力。」
不差人
中國觀眾不傻，電影人靠小聰明行不通了
雖然中國電影票房去年達到62億，但觀眾並沒有傻到不識爛片。黃建新認為，去年的國產電影有成有敗，觀眾的要求提高了，沒那麼容易被騙進影院：「有些電影按前年的商業算計是賺錢的，但在去年上映時卻賠掉了，這是一個必然，原因是觀眾經過中外這么多優秀電影的鍛煉，對電影的要求提高了，所以電影人的心態和態度特別重要，如果你還想用一些小聰明就抵擋過去，今年很多片子就栽在這個上面。」黃建新覺得，以後電影人能否得到觀眾認同，除了他拍電影的能力之外，態度至關重要，據黃建新觀察，在這個方面從去年開始轉變，目前已經是很多電影人的共識。
差創意
古裝片爭議多，翻拍片盛行，創意欠奉
2010年有《七十二家租客》、《家有喜事2010》、《唐伯虎點秋香2》等多部翻拍片盛行，這是不是大規模的、毫無創意的搶錢行為？
香港導演王晶認為，翻拍不是找不到新創意，實際是拿一個大家都熟悉的題目來讓觀眾容易進入影片：「好萊塢也把好多電視劇翻拍成電影啊，甚至上世紀60年代的電視劇都被翻拍了，比如《糊塗偵探》，但它的電影版基本上跟從前的電視劇完全不一樣了，除了這個偵探還是個傻瓜之外。這實際是利用了觀眾腦中既有的概念。」
另外，古裝大片近年備受觀眾爭議，但在將開拍古裝戰爭片《鴻門宴》的陸川看來，古裝大片並不是一個恥辱：「我對鴻門宴的那段時代很感興趣，我們新一代導演可能會對那個時代有一個新的講述，秦漢特別像當下的中國，跟當下的中國有很多契合的地方，那時的人都很有夢想，都希望有一種百花齊放的表達。」
《建黨大業》：或用特效重現老北京
《建國大業》的黃建新則像記者透露了《建黨大業》的最新籌備狀況。跟《建國大業》不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建黨時期是不到30歲的年輕人，《建黨大業》將大量起用年輕演員，甚至編劇都是些30歲左右的年輕人，故事將從1914年講述到1921年，拍攝將橫跨2010年夏、秋、冬三季，而曾參演《建國大業》的明星們「時間上不沖突的話都會來」。
黃建新認為，這次起用年輕編劇很有意義，至少表達了年輕一代對這一段歷史的復述的介入角度，他們希望看到什麼？在這段史實面前他們怎樣去撰這個故事？黃建新還透露，該片會有不少特效場面，比方說袁世凱登基的過程，背景中的老北京你不靠特效根本就做不到，因為都被拆掉了。(本報記者王振國/文 倪黎祥/圖)
新聞鏈接：
馮小剛：我不是最貴導演
本報訊 (記者程雪超) 日前黃曉明攜手馮小剛走上紅毯，出席兩人主演的百事廣告首映禮。當天現場曝光一組「馮氏家族」圖片笑爆現場，片方請人根據馮小剛的外貌，製作了黃曉明爺爺和太爺爺的圖像。黃曉明怎麼跟馮導成了一家人？原來兩人將在廣告中扮演一對父子。
當有媒體稱馮小剛是中國第一貴的導演時，他反問「我是第一貴的導演？我怎麼能是第一貴，還有張藝謀呢！」
⑸ 論文達人進！求救！關於電影的畢業論文！
相關資料：
從產業特徵看韓國電影振興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產生的社會背景
經濟領域，韓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自60年代以後，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大中政府採取一系列務實性對策，不僅迅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經濟發展還出現了新的局面。韓國成功地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創造了所謂「漢江奇跡」。現代化是和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的普及、職業分工的專業化、通信的發達等經濟發展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和特定的社會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中，韓國城市的發展顯著，都市化率從1950年的21.4%，發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領域，80年代韓國進入政治解凍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運動(註：以大學生為核心發起的兩次民眾民主運動，抗議軍人專制政權，曾得到韓國社會各界響應，但最終被軍政府血腥鎮壓。前者亦稱光州民眾斗爭，後者亦稱六月抗爭。)使韓國獨裁政府惡名昭著。1988年通過國民投票實現了向民主政權的過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著1998年出現了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在野黨交接政府」(註：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總統競選中獲勝，標志了韓國建國起第一次「政權交替」，在野黨第一次成為執政黨，少數黨第一次戰勝多數黨。)的政治發展進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上爭論不休的政治不穩定進入90年代開始銷聲匿跡，整個社會慢慢進入民主化、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中。
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僅導致家庭結構的變化，而且引起了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中產階級形成並穩步擴大，文化消費在消費支出中所佔比例逐漸上升。有線電視的開通、錄像市場的擴大、衛星電視的前景，一方面爭奪著電影觀眾，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電影節目而培養了觀眾，且它們都是以電影為核心的影像產業，這使得政府和大企業開始注意電影市場的價值。
大眾文化開始盛行。流行音樂樂隊等開始流行，消費人群年輕化，產品包裝要求提高，對大眾偶像的消費需求增強。
在現代韓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青年群體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經濟現代化的主力軍，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是歷史變革的動力。截至1995年的統計，14-24歲的青少年人口略超過900萬，占總人口的20.2%。韓國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戰略和提倡國際競爭力的經濟戰略，使得整個社會普遍認為，韓國的未來命運掌握在「一個背包就能周遊世界，懂電腦，會利用先進通訊設備，處變不驚，有堅強毅力，主張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註：金鎮旭(韓)：《80年代至90年代的韓國電影》，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生論文，第27頁。)特別是大學生(占青少年總人口的約54.5%)(註：君冢大學(日)、吳魯平(中)、金哲秀(韓)：《東亞社會價值的趨同與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4頁。)，他們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環境下成長起來，有機會享受1988年奧運會以後的經濟富裕和政治穩定。他們將成為韓國電影的主要消費者。
在造成韓國電影振興繁榮景象大的社會背景中，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指出：韓國民眾強烈的愛國心和罕見的民族凝聚力。韓國電影票房的奇跡，與韓國觀眾對本土電影非理性的熱愛，蜂擁而上的參與行為是分不開的。許多影片如《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的上映，媒體一律不能有批評聲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會被認為是「不夠愛國」。當政府放寬「電影進口限額制度」時，電影人立刻示威遊行，而韓國大眾媒體一律給予最大的支持，結果迫使政府對電影人和民眾做出妥協。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民族特質的原因有多種：一、有史以來，韓國即為單一民族國家，沒有像中國、美國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脈最純潔，最干凈，在韓國最常見的標語是「身土不二」(註：「身土不二」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筆者根據所閱資料整理出以下兩層意義：其一，它是熱愛本民族的象徵，對生養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戀與敬畏的復雜情感。體現在微觀的經濟領域上，韓國出產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農副產品一律如此，其意類同於中國的「提倡國貨」。其二，它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系應和諧共處而延伸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與我國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處。「身土不二」不僅是韓國傳統，還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具體內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鄉村現代化的意味。)；二、20世紀屈辱的被侵佔、被分裂的歷史，使現代韓國人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環境——如金大中所說，韓國為美、日、中、俄四大列強所包圍，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小國(註：李立緒：《韓國啟示錄——韓國經濟危機實錄》，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頁。)；四、經濟領域內的「漢江奇跡」所賦予的自信心；五、韓國儒教傳統影響(註：中國儒教傳統中，有以道德之有無來作「華夷」之辨的言論，韓國儒教繼承了這種說法，甚至在某些歷史階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國也視為夷。)。
了解這種民族特質或者說民族文化心理現象，對於解釋某些韓國電影現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民族文化特質不是始自90年代的電影振興現象，而是一以貫之於包括韓國電影在內的韓國民族文化當中。
「從20世紀中葉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的危機中生存問題成為絕對的問題，從60年代到70年代，國家成為支配性的生產主體，以『民族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相應地，韓國的現代化就意味著『獨裁下的開發』，接下來就出現了到70年代與80年代為止仍舊是『政治問題』獨佔主導性言論的現象。換言之，60年代以後，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費，而沒有確保其大眾性這種狀況。
「從這點上來看，應該說韓國文化論作為『大眾性消費品』而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具備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進入90年代這一時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就後，『政治言論』的影響力下降，人們有了一點可以說說『文化』的空閑和『自信感』。國際化的迅速進行同時也成為一種壓力，因而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設定也越發顯得重要。」(註：權淑仁：《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當代韓國》2000春季號，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漢城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權淑仁教授在《大眾性韓國文化論的生產與消費》一文中，探討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韓國文化論」缺失的原因。筆者借用這段話是想說明：韓國電影作為「大眾性消費品」具備被生產和消費的條件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至90年代這一時期。
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出現，正在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圍環境的成熟，和電影產業內部製作、發行、放映諸環節的合理營造——其中電影製作人對類型片的有意識的推進和發展又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資本的介入改變韓國電影產業格局
電影資金傳統上有兩大來源，但進入90年代，製片投資發生了兩次大變化，極大程度地影響了電影產業及電影形態。
1.產業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韓國電影工業基本上是以美國好萊塢電影消費市場為演變主導的。1986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進口外國影片，迅速成為繼日本之後的亞洲第二大市場，一年即發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為本土影片，300部是進口影片。其中僅好萊塢和香港兩地的娛樂片即佔70%多(註：全陽駿(韓)：《韓國：電影工業、美學、新潮流》，李蓮英譯，《新亞洲電影面面觀》，焦雄屏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頁。)。80年代，韓國大電影公司將利潤由對本土電影的投資全面轉向進口好萊塢電影。政府雖然制定了「電影放映限額制」，但好萊塢利用美韓貿易談判的機會，強制韓國政府採取自由化的電影政策。美國電影公司不須經過壟斷進口的韓國電影公司，長驅直入韓國市場。
忠武路(註：忠武路是漢城市中心的一個地名，上世紀20年代韓國電影開始以來，主要電影製片公司和主要電影院都集中於此，既是韓國電影的搖籃，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韓國電影製作方的代名詞。)是自20年代以來韓國電影製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以中小資本對抗好萊塢電影，勉強維持生產。電影資金的兩大來源，一是地方發行人的預付款，二是錄像版稅。80年代末期的「電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電影公司壟斷本土電影的局面，一時間有一百家電影公司成立，活潑多姿，自由競爭，但規模既小，秩序全無，根本無力回天。
韓國的電影文化也深受好萊塢電影模式影響。忠武路電影街製片模式下的商業片，多運用好萊塢的敘事策略，來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悅觀眾，一方面不觸犯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類型基本是通俗情節劇、古裝歷史劇、B級動作片和軟性色情片。
2.大企業涉足電影業
財閥體制是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特色，現代、大宇等等大企業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對韓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樣支持它們對文化事業的擴張。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絕無僅有的高票房電影，1991年是李明世執導的《我的愛，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義錫執導的《結婚的故事》，1993年是創造了100萬觀眾人次的《西篇記》。這三個由新導演創造出的票房神話，賦予了大企業信心。他們相信只要方式得當，投資電影一定可以盈利。
韓國大財團紛紛投資電影業。他們首先買斷版權，繼而染指影院的運營、製作、流通、配送等相關環節，參與步驟比較有序。如三星、大宇、鮮京都從錄像帶的營銷開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在製作領域，他們則首先以購買韓國電影的錄像帶版權的方式來參與。
大企業為迎接多媒體時代而忙於興建新劇場或租賃已有劇場。三星、大宇、鮮京和壁山等大企業在大城市裡買入主要電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復合電影院，來形成連鎖的放映系統。以1997年為例，剛剛成立電影事業公司的現代集團就租賃了漢城名寶劇場的5個電影館。
有的大企業則通過與國外的電影公司聯手來進軍電影業。第一製糖公司向美國的夢工場投資三億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亞洲地區版權；並和香港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在韓國設立了JACOM電影製作公司。
大企業的介入對於只有好的創意卻沒有足夠資金的新導演和獨立製片人來說，無疑相當於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製片體系中「論資排輩、熬年頭」的慣例被打破，那些從電影學校畢業或者留學歸來的新導演，獲得了一顯身手的機會，懷才不遇的副導演、商業廣告的導演們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李光熏由此導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國產影片；李民勇導演了《炎熱的下午》——一部風格獨特的女性主義影片。
1994-1996年間，大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蓬勃發展，完全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日後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電影製作體系迅速分化，出現了四種不同的電影製作體系：原有忠武路製片方式，獨立製片人制，大企業直接製作方式以及獨立電影。不少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脫離了忠武路製作系統，建立了以導演為中心的獨立製片人制度，如朴光洙製片、企劃時代、張宇錫製片等公司。
大企業都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注重迎合年輕一代觀眾的興趣，對這樣的電影不僅投入資金，並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製作以創意為主的新電影的獨立製片人能夠紮下根來。他們既製作出了相對高投資的商業電影，也促使獨立製作方式的低成本電影向商業領域邁進。這三年間電影面貌為之一新，既有大製作、高票房的動作喜劇片《兩個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劇片《封大夫》(李光勛)、以特技製作聞名的《銀杏木床》(姜齊奎)、科幻片《木槿花開》，也有票房評論雙豐收的低成本之作《時間長久持續》(金應壽)、《豬掉進井裡的那一天》(洪尚秀)、《鱷魚》(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愛》，也有藝術電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張善宇)，女性電影如《像犀牛角一樣一個人走》(吳丙哲)、《炎熱的下午》(李民勇)、《媽媽有了男朋友》(金東斌)。大企業的進入，最重要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韓國製片人制度的形成。
3.風險投資進入電影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大企業自身難保，對電影的投入迅速減少，很多大企業紛紛退出電影業。只有三星是個例外，在1998年投資了6部影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
金融危機後，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下降，政府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尤其是在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的政策引導下，中小企業逐步開始取代財閥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以高科技密集為特徵的風險投資中小企業給韓國以往比較臃腫與僵化的產業結構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業部宣布電影業及相關產業屬於風險投資產業。這意味著電影融資比較容易，並且可以享受減免稅等優惠待遇。風險投資公司迅速占據了大企業撤資後的空缺。他們帶來全新的投資概念，同時引導獨立製作公司製作題材更集中的片子，並加強營銷概念，電影市場日趨專業化。
日信創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資公司。它不僅作投資還充當投資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當優惠：5∶5，而一般大企業都是6∶4。僅在1996年到1998年間，他們投資的電影就有《銀杏木床》《上網》《哈利路亞》《八月聖誕節》《安靜的家庭》《驅魔錄》。
電影政策及電影文化對電影的影響
1.電影政策
電影審查制度
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形成於20年代日佔期。八九十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阻礙了電影的健康發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這結束了70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提出了新的迫切問題：建立等級分類制度。1998年，圍繞新的電影法(1994年制定的《電影振興法》)，年輕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問題焦點在於等級外電影專用館和電影振興委員會的設立。
對於韓國電影來說，目前的等級分類制度畢竟提供了更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兩個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違法勾當，《美麗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眾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兩部影片《黃頭發》和《謊言》(張先禹)，因暴露鏡頭被禁，引起廣泛爭議。但是影片經修改勉強通過審查後，卻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朴正熙的軍政府在1966年開始施行限額放映制度，本意是過濾掉西方的某些影響，但在以後的數年中，它卻成了保護民族電影的一張安全網——政府立法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體天數後有變化)的本國電影，這就是所謂「電影季節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譯為「電影放映限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國內幾度出現主張縮小甚至取消電影放映限額制度的論調。1998年12月2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提議，參照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從2002年起將106天的限額降至92天。電影界擔心，如果這項提議獲通過，好萊塢洪水猛獸般的商業大片將逐漸淹沒本土電影。由此爆發了一場知名導演、明星發起的電影界大規模遊行示威。1999年6月電影界又兩次舉行示威活動。韓國政府被迫讓步，暫定在本土電影佔有市場40%的份額之前，維持限額制度。
盡管限額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損害韓國電影業的利益——韓國的電影放映量從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產量從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性極強、國家民族特性濃厚的特殊文化產品，電影應獨立於自由貿易協定之外，似乎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已達成一種共識。
經濟政策調控
為振興民族電影，韓國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啟動政策調控。90年代初期為鼓勵大財團進入電影界制定了減免稅收的電影振興政策。1997年後實行抵押版權融資制，比如1998年，國有的電影振興公司為10部電影作抵押版權融資，共提供30億元韓幣。這10部電影其中就有林權澤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春香傳》。第三種舉措同樣重要，即是在1997年將電影業列入風險投資行業。
2.電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簡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眾文化及其他娛樂媒介對電影的雙重影響。流行音樂、電視劇等大眾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觀眾普遍的文化素質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對電影呼喚與支持的一面畢竟大於搶奪電影觀眾的一面。從1995開始，韓國電影文化迎來充滿活力的時期。借紀念電影誕生100周年的機會，進入90年代後一直在上升的熱情終於爆發出來。
1995年3月大鍾獎電影節上放映了7部國外藝術電影。同年11月，電影製作公司「白頭大桿」設立藝術電影專業館，放映了前蘇聯電影《犧牲》、伊朗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等國際一流的藝術電影。僅僅《犧牲》一片，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了兩萬名以上的觀眾。電影發行商開始注意「藝術電影」商業化的可能。這一年，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韓國上映，每部電影的觀眾人次都達到十萬以上。同時期開始，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通過有線電視進入了千家萬戶。藉助於這些積極的市場引導與開發，以前只熟悉好萊塢和香港商業片的觀眾，對電影的印象和理解開始改變。
大眾媒體開始積極報道電影新聞和介紹電影知識。就在這一年，電影月刊《KINO》和電影周刊《CINE21》創刊，他們把韓國和國際電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種雅俗共賞的方式介紹給韓國民眾。《KINO》目前已經成為韓國最權威的電影雜志。
90年代中期以後在韓國掀起的電影熱演變成一種電影文化熱，韓國各大學相繼開設了四十多個與電影相關的專業。大學里的電影講座擠滿了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韓國國立綜合藝術學院設立了電影學校，購買了完備的電影製作設備。
電影節
在短時期內韓國還舉辦了釜山和富川兩個大型的電影節以及數十個小型電影節。其中釜山電影節至今已舉辦6屆，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之一。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於1996年，由釜山藝術學校、中央大學二校的電影系提議，在釜山電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獲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達到18.4萬觀眾人次的良好效果。(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4頁。)
在諸多亞洲國家的電影節中，釜山電影節與眾不同的戰略值得重視。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於「非競賽性電影節」，避開了與其他電影節(如國際一流電影節和同時間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不必要的競爭，而專注於作為亞洲電影展台和展映國際最優秀電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兩項特別計劃。「新浪潮電影」及其扶持制度：選擇亞洲新導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們推向國際舞台，並為保障這些影片在韓國境內的發行放映，給予發行商3萬美元的資助；釜山振興計劃(PPP計劃，開始於1998年第三屆釜山電影節)：為有電影製作計劃的亞洲導演和世界級的發行公司、製片人、贊助商創造合作機會，促成合作投資或共同製作或對影片後期製作提供贊助。香港的陳果、台灣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誠、中國大陸的賈樟柯、張元、王小帥等導演都從PPP計劃中獲益。釜山電影節對亞洲電影新人的成長，作出了切實的貢獻。
釜山電影節不僅為韓國電影和亞洲藝術電影提供了製作機會、拓展了電影市場，還和眾多的國際電影節達至溝通，使韓國電影大批進軍國際展台。僅1999年就有80部韓國電影計150次在73個國家和地區參展，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此外，釜山電影節本身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為釜山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釜山市政府選擇影視業為戰略產業，組建釜山電影委員會，推動了釜山文獻電影館、數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繼建成，陸續籌建影視信息城、主題公園、動畫片中心，並對與釜山相關的電影行政和財政的支持。(註：金東虎(韓)：《亞洲電影發展的後盾——記釜山國際電影節》，(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29頁。)其中包括以釜山為影片背景的《朋友》。
總體來說，電影節最根本的作用在於它成為韓國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一個「事件」。與報刊、電視、流行音樂等大眾傳媒一起，它們構築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得以發生、發展的意識形態背景。
3.紀錄片與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紀錄片的發展，是90年代韓國電影界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現象。截至1999年，韓國年產短故事片300多部，並通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上映。
紀錄片
80年代韓國曾出現一批源自大學校園的電影團體，他們標榜「獨立」和「進步」，既反對官方和商業電影，也反對實驗電影和作者電影，而是試圖與進步的文化團體、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拍攝紀錄片，並以錄像帶的流通來代替商業電影發行。
政治動盪的80年代末，他們在政治活躍團體、進步工會、學生會等群眾團體的支持下，製作出了一批反映韓國社會矛盾的影片。「電影製作所」(1987年成立)和「勞動者製作團」(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地下電影團體。前者拍攝的《理想國》(16mm，110分鍾)，第一次以劇情片方式處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罷工前夕》(16mm，100分鍾)則是以忠實刻畫工人運動為內容的劇情片，成為獨立電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該片通過校園和工會禮堂自辦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動直升機投擲催淚彈來驅散觀眾。「勞動者製作團」則是進步紀錄片的突破，他們製作了十數集每集1小時的《新聞電影》，專注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最新話題。事實上，這些電影團體建立了校園、工廠放映和錄像帶流通的獨立發行渠道。
如果說80年代的獨立影片內容上著眼於工人運動，政治導向上具有強烈的反政府性，價值取向偏於集體價值、共同空間優先個人、日常空間。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獨立電影則遠為多元和復雜，嘗試著以多種方式去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
在紀錄片方面，邊英珠的《囁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戰期間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婦女證詞來揭露性暴力和軍國主義問題；李慶順的《蒲公英》(1999)表現一位父親在民主化斗爭中痛失愛子的悲傷和勇氣；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寫一位旅日韓僑的流浪經歷；朴基福的《別管我們》(1999)則以離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為素材，描寫體制和反體制勢力都漠然無視的社會邊緣階層。這些紀錄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訪來引導觀眾，而代之以客觀紀錄的方式來試圖還原生活本身。
導演金東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蹤城市開發區拆遷戶的居住權問題，已拍出《上溪洞奧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們》(1995)和《另一個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個世界》拍攝了拆遷戶爭取到開發區居住權之後的生活，關心的焦點從特權化的意識形態轉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學，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認識與溝通。筆者認為，不了解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認識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不可能細致讀解韓國的類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幫片《綠魚》、《搏動》。
短片
短片的繁榮是90年代另一個重要的電影現象。80年代的年均產量不超過50部，而90年代卻達到300部以上(註：南仁英(韓)：《差別美學，日常生活的政治學——評90年代韓國電影短片和紀錄片》，(韓)《高麗亞那》雜志2000年春季號，中文版，第30—35頁。)，其中大部分出自電影專業學生和業余電影愛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資舉辦的漢城短片電影節，既是短片的盛會，也是商業電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資在北京舉辦了DV短片電影節。)90年代後期，韓國短片電影節增多，主要有獨立電影論壇、獨立短片電影節、釜山亞洲短片電影節等，很多韓國短片還參展戛納等大量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了較好的成績。
韓國90年代的紀錄片和短片具有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1.為主流電影業提供新的電影人才和活化電影氛圍，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韓國電影振興現象並刺激其發展；2.在題材和表現領域上有效彌補了商業影片不敢涉足的領域，與主流商業片互為補充，並成為新的電影美學的催化劑；3.使電影產業和社會文化、藝術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系，平衡著電影作為產業、藝術和意識形態的三重功效，是韓國電影能夠健康發展的深層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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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畢業論文範文|芻議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建構
引言：主持工作是有聲的藝術創作形式，通過主持人對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聲語言的形式傳播給受眾。
在媒體分布多維化、信息資源廣泛共享化、媒介形態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節目的製作傳播形式和欄目風格越來越受到創作人員的高度重視，而對於一個欄目來說，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又起到決定性作用。在由許多欄目和版塊構成的電視台整體節目中，這些欄目和板塊的內部構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現，甚至更有一些欄目名稱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欄目因主持人的個性化而形成欄目獨一無二的特徵。從這個角度來看，節目主持人的個性風格是節目收視率、欄目成活的關鍵。對於主持人個體來講，他們個性化風格的建構不管是對於自身發展還是欄目成功甚至中國電視業的發展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一、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個性風格建構的必要性
（一）主持人個性化風格是有聲語言創作的題中之義
主持人是媒體和受眾之間聯系的橋梁，沒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內容再豐富的節目都無法傳達給受眾。從中央電視台1980年7月12日開播的《觀察與思考》節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來到今天二十七年的時間，主持人已經成為中國的受眾再熟悉不過的名詞。主持人的工作處於傳播過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門對語言藝術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通過有聲語言和副語言與受眾進行交流，其中有聲語言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因為語言是與受眾進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無論新聞、綜藝還是娛樂節目都是通過有聲語言來傳達的，播音員、主持人有聲語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節目的整體質量。同時，表情達意、言志傳神的有聲語言作為一種有聲符號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對書面語言的個人理解、承載著對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別林斯基說「一個人的一切作品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怎樣分歧，還是有著共同的面貌，標志著僅僅為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為它們都發自一個個性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1]這說明無論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組織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達都必須經過他所特有的文化素養、審美感受、性格氣質和語言表達才能的過濾，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個性的烙印。
（二）傳媒業的發展和實踐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
關於個性化，從宏觀上看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帶來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從微觀上看是傳播激烈競爭的必然趨勢。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曾經說過：「向未來挺進，就必然要脫胎換骨遠離標准化，脫離產品的劃一，脫離千人一面的藝術。」 [2]《非常6+1》的成功與具有個性化特徵的主持人有直接關系。製片人哈文說：「節目組幾十個人在工作，到了錄制現場，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現了。主持人就像汽車駕駛員，方向盤、油門、離合器都由他操作，在關鍵時刻，只有他能控制現場；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這句話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風格的關系相輔相成。隨著電視傳媒業『窄播化』進程的加劇，節目主持人『大眾情人』的時代也將宣告結束，主持必將分眾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著自己節目所針對的受眾的目標，滿足這一特定部分受眾的收視需求進而滿足他們選擇節目的心理需求。與這種分眾化趨勢所映照的是，個性主持人將會隨之受到推崇。在廣播電視傳播中，播音員主持人是傳播主動一方的最後執行者、是傳播體的代表，他們應該成為一個欄目、一家電視台的個性化標志。在遵從社會主流價值判斷和對欄目定位及傳播對象的認識和遵從的基礎之上，主持人的獨特的思維方式、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獨創的構思、獨有的感受和獨具特色的語言表達都是個性化的特徵。時代發展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傳媒的分眾趨勢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主持人職業的生存模式更需要傳播者自身的個性化。
（三）受眾多樣化的審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風格的多元化
從「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末，全國二十幾家電視台發展到如今年的360家電視台；電視節目套數也發展到了2058套。受眾也從二十年前收看幾套節目的幾個主持人到現在可以收看各個頻道的欄目和不同風格的主持人。中國電視的成長與觀眾的成長是同步的。面對成熟的觀眾，電視欄目與節目的創新更增強了難度，對電視傳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眾不再滿足於單一的傳播模式，報刊、廣播、電視、網路等媒體渠道豐富了個體的選擇。在這種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一個對主持人而言「個性即生命」。鳳凰衛視「早間說新聞」的異軍突起引起大陸電視人的深刻反省。人們如此熱烈地歡迎這樣一種輕松愉快的主持風格充分反映出在內地電視人創造的播音主持風格與受眾多元化需求之間存在著急需填補的空白區間。再如江蘇城市頻道《南京零距離》的主持人孟非，據AC尼爾森南京地區電視節目收視調查公司的數據統計：《南京零距離》開播第二周，就進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視率)前50名；第六周進入該排行榜前15名；第八周成為該排行榜第一名並一直保持領先。平均收視率為8．8％，最高收視率為17．7％。直今仍保持著高收視率。[3]勿庸質疑主持人孟非直陳觀點，不隔靴搔癢的個性化主持方式已經成為了 「節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 成為了觀眾喜歡的主持人並且在2004年獲得了首屆中國電視十大名欄目名主持的稱號。受眾這種多元化審美需求也可以從主持人觀念的不斷革新中尋找到端倪。
二十年來，對應著電視傳播理念與主持人節目的發展變化，主持隊伍構成經因了四個階段，與此同時，主持人的綜合素質、來源、工作機制方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第一階段:主持人節目初創時期 (1980—1983)
2.第二階段: 主持人規模擴展時期 (1984—1992)
3.第三階段：新聞評論類主持人節目崛起時期 (1993—20世紀末)
4.第四階段: 主持人節目深入發展時期 (20世紀末—當前)
綜上所述，二十幾年來主持人節目走過的四個階段，我們不難看出主持人主流演變的軌跡是：從普通話語音、單純的語言表達的語言基礎層面的素質要求，以及一味強調漂亮年輕的誤區，向關強調人文素養，重視文化內涵和看好個性創新能力的綜合素質的變化。
二、制約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建構的瓶頸因素分析
現實的情況是，個性鮮明的主持人畢竟為數不多，特別是在一些省級和地市級電視台，一方面播音員主持人崗位編制已滿，一方面卻又缺少優秀的主持人。那麼制約播音主持風格形成的瓶頸又在哪呢？筆者認為，制約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形成獨特風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會的、心理的因素都可以是影響個體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綜合而言，以下方面問題值得特別關註：
（一）院校的模式化培養模式
有調查顯示：在我國現階段電視節目播音員、主持人的隊伍當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佔了70%，而在這70%當中播音主持專業的畢業生又佔了45%[4]比重之大。這一群體勢必會對整個播音主持隊伍的的發展起到了領軍的作用，與此同時，院校模式化培養的烙印在他們身上也體現無遺。
1、專業院校招生選拔對播音主持風格的影響
全國播音主持專業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納入了藝術類招生，考核成績由高考成績和專業面試成績構成。其中專業面試是對考生聲音、形象、普通話語言表達方面的先天條件及後天基礎做出判斷和選擇，往往具有很嚴格的評判標准；而對考生高考的成績的要求卻遠低於一般高校的錄取標准線。考核標準的蹺蹺板「相貌、聲音」一頭被抬高，「文化素質」一頭被壓低，這種重視了現有顯性基礎，但忽略了隱性發展潛力的傾向是令人擔憂的。同時，一些不具備辦學條件的院校紛紛開設播音與主持專業，招生條件放低、教學不規范、畢業生就業也成為難題，這些直接影響到播音主持隊伍的發展，更加影響到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構成。
2、播音主持專業課程設置對播音主持風格的影響
多數院校的播音主持專業在課程設置上偏重專業課程的開設，忽視人文課程和社會實踐的開展。學生在校時接受較多的語言表達方面和外部形態的有關訓練，但人文素養不足，社會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單位表現為：「上手快但內涵不足，出場鮮亮但後勁不足」；主持人節目的深入發展和多樣化發展，需要復合型的、有生活閱歷的主持人，專業院校的畢業生知識結構的上層建築扎實，基礎建設空虛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導致了技巧載體下的個性表達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質對個性化風格建構的影響
素質，按照《辭海》上的解釋，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來特點和原有基礎。[5]而所謂人的綜合素質，就是人們自身所具有的各種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態等方面的較為穩定的特點的總和。個體素質的表現形態至少可以體現在政治素質、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幾個方面。作為節目「靈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質高低不僅可以影響到個體風格的形成，也直接影響到整個節目的質量。
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03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廣播電台經濟頻道《心靈之約》節目正在進行直播，主持人羅剛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謊稱要談「中日友好關系」，在約定的三分鍾時間里，這位自稱「小原真太郎」的人卻大發反華言論，直到三分鍾後，羅剛才進行反擊。節目播出後引發了聽眾尤其是青年聽眾強烈的憤怒情緒，主持人羅剛和導播因為工作的嚴重錯誤，而被開除公職。這一事件折射出新聞媒體的政治導向性，也為主持人政治素質的建設敲響了警鍾。黨的指導思想、先進理論是對社會實踐的總結和理論升華，是我們經濟、社會、思想建設的方向標，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關注並上升到思想上層建築的高度。
2、思想、文化素質積淀不足：據調查分析，20—30歲之間的主持人在我國播音主持隊伍當中佔有45%的比例，40歲以上的主持人僅佔4%。而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湯姆?布羅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紀時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們幾乎都是資深記者出身，有著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和社會閱歷，更准確的說他們有著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養。思想素質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群體規范、行事風格、道德取向緊密聯系的，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深邃的群體覺知、道德判斷、道德選擇能力，這種能力對不同層次受眾群體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這里提的文化素質更類似於心理學中的晶體智力，總是和一定的專業和相關知識的積淀聯系在一起，它對於開拓主持人獨特的視野、豐富言語載體的內容、形成獨特的個性風格不無裨益。因此，如何豐富和提高我國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質、形成年齡結構的合理梯次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時良好的心理素質也是都是制約主持人主體形成個性化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質不僅指對自我情緒和外部形態的良好調控，也不僅指對現場情況的良好協調和隨機應變能力，它還應體現在對受眾心理、對社會文化心理的准確把握上，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穩定的行為反應和問題處理風格，形成個性鮮明的播音主持風格。
（三）評價主體對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帶來的影響
作為評價的兩大主體——受眾和播音員主持人的管理機構，兩者都可以說是播音員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眾和廣播電視管理機構的認知不同也是導致主持人喪失個性化風格的主要原因。
1評價主體之一——觀眾
電視是動態的傳播媒介，它最大的特點就是雙向性。做為受眾，他們的喜好決定了主持人和其欄目的成活和發展。而受眾的文化程度、知識背景不同，對於主持人以及節目的喜好就會大相徑庭。而這種喜好的交互作用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因為節目高品位、高質量，主持人的個性化從而提高了受眾的觀賞水平，另一方面，為了調和「眾口」，為了迎合部分觀眾不高的欣賞水平。某些節目和主持人以犧牲節目風格和自我的個性為代價希望使受眾滿意。筆者認為：主持人是以雙重角色出現在節目中的。作為一個文化傳播者，主持人應該考慮受眾的社會心態和接受心理。主持人竭盡所能的認識及把握受眾的需要，並能追隨受眾進而引導受眾。用真實的、非虛構的空間相互交叉組合的結構方式來傳播；把復雜的社會問題置於文化背景上，把深奧的文化問題化為具體的生活現象。
但是主持人也要處理好受眾中心與傳媒引導的關系，處理好商業利益與社會效應的關系，不懈努力地提高節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傳播學大師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聞傳播中，「一個人用整個身體進行傳播，並且動用全部力量來解釋收到的信息」。 [6]作為一個主持人，只有用整個身體、用全部力量來傳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會有吸引受眾的永恆魅力。
2評價主體之二——廣播電視的管理者
廣播電視的管理者他們的監管就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評價對於主持人個性風格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響。廣播電視學會和各級電台、電視台的領導等權威機構和人員對待主持人有著「生殺大權」。但這一評價機構的組成人員更應該緊跟國際接軌，緊跟電視業的發展步伐，由各個方面的人士組成，全面的、立體的、多維度的看待主持人的發展。單從業務的角度去簡單地評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壞，不僅了影響一個好主持人的潛力發揮，更會毀掉一個好的欄目。傾聽多方意見、綜合考慮主持人的發展才是發展之策。
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視主題為「珍惜受眾信任，推廣健康形象」研討會上直言道：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目前有些電視台把收視率當成命根子，因為收視率影響廣告收益，收視率也就成了衡量節目質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標准，從而造成少數主持人放鬆自身約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風。當然這一言論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針對的是面向特定審美層次受眾的一些娛樂類節目，因為這一群體構成了人群的大多數。追求收視率無可厚非，它是媒體生存的基礎，問題是如何形成面向不同群體的不同審美層次的欄目、形成不同主持風格的個性化欄目，這不僅是提升媒體層次的需要，也是社會受眾審美水平不斷提升的需要，是社會群體自我素質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結合不同類別節目，形成多元的評價指標體系是媒體管理主體改革的一個方向。
三、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的途徑探索
找到了制約播音主持風格建構的症結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對症下葯」才能「葯到病除」。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的途徑探索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身素質的提高
主持人素質的全面提高，這種提高除了在技術層面、觀念形態、知識結構等方面需要「長跑+快跑」之外，更應在綜合能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來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廣的參與節目的選題、策劃。隨著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將成為節目和欄目組的雙重負責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聞從業人員一樣，正面臨著席捲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變，面臨著新技術時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決有聲語言創作中個性風格平平的主要途徑。
（二） 建立多維度的用人選拔機制和院校培養方式
央視體育節目的主持人兼製片人張斌說：以往的電視是一種很封閉的渠道，現在門檻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電視台的元元，上海電視台的曹可凡和央視《今日說法》的撒貝南都不是從專業院校出來的，但是他們卻成為了受眾喜愛的主持人，具備多元化的知識結構和生活閱歷是他們成功的基礎。院校的培養應該盡快制定和改進：
1雙學位培養復合型主持人
專業院校可以面向各類不同學科的畢業生開辦主持藝術雙學位，而不是現今的從高中畢業生中選拔；
2完善就業機制：
專業院校應該在學科當中更多的加入實踐的比重，並且有用人單位聯合辦學，指定培養。對招生對象進行有針對性地、對口培養專業方向加具體、鮮明的主持人。這些方式的施行可以改變現在的藝術院校特別是播音與主持盲目過「熱」，招生過多，而最後就業情況不樂觀的現狀。
（三）建立健全不同層次的業務評價機制和評獎制度
中央電視台人事辦公室的晉延林也曾經說過：國內對主持人人力資源還沒有建立起科學規范的管理制度，電視台在管理中還存著一些誤區，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我國電視節目的水準和主持人個性化的形成。[7]現在很多電視台都建立了節目質量評估體系，從觀眾、製作人、專家等多個層面對節目進行評議和講評，這是值得肯定和學習的。從月評、季評、年評到台評、省評、全國評這些都對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建構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評獎過程中，除了對獲獎的主持人獎勵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他們的不足和缺點，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評獎的真正目的和意義。同時業務評價的主體應該採取多元的組成部分，其中除去專家、主管領導之外更應該有主持人同行和受眾。多與觀眾座談，了解觀眾需要也是一個必要的途徑。
結 語
有聲語言中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建構雖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是它的建構元素會隨著時代的進步和電視業的發展而發展，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主持人在節目中不斷地調整和完善自已的風格。與此同時，「我們完全不必因為有些人的曲解而不敢提個性化，從客觀工作環境講，如果沒有積極的工作機制，不給有潛質的主持人機會和壓力，總是簡單的重復，主持人的創作個性也難以形成；從主觀角度看，對於年輕的主持人來說，不要把個性化作為首要的目標，急於尋找個性，更忌離開欄目硬去設計和孤立地追求自我的個性，只有當你全身心地融入到節目當中，關注社會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真誠服務受眾，你的創作個性才會漸漸凸顯和形成。」
⑻ 韓國語專業的畢業論文（韓國影視業的現狀分析),大家幫幫忙吧，我現在是一頭霧水。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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