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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寶畢業設計

發布時間: 2021-03-20 04:44:23

1. 以 三十六計 為主題做一套平面設計的畢業設計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製作一本書《36計》從封面到內文的一套整體設計。。。
只要能做出中國風的感覺就可以了。。。

2. 「文房四寶」中的毛筆是誰發明的

毛筆據傳為蒙恬所創,所以至今被譽為毛筆之鄉的河北衡水縣侯店每逢農歷三月初三,如同過年,家家包餃子,飲酒慶賀,紀念蒙恬創毛筆。

蒙恬(約前250年-前210年),中國秦朝名將,祖居齊國,祖父蒙驁和父親蒙武皆為秦國名將。蒙恬北防匈奴多年,威震北方。秦始皇駕崩後,因為支持太子扶蘇,被趙高設計處決。

晉人崔豹《古今注》提到:牛享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據說蒙恬在鎮守北方時,見匈奴以獸毛沾顏料繪圖,又同時前方戰況告急,才改篆刻竹簡由絲卷書寫軍情。這才聲名大噪,並由史官記於史冊內。

晉 張華《博物志》(佚文):「蒙恬造筆。」(引自《藝文類聚》卷五十八)晉.崔豹《古今注》卷下《問答釋義》:「蒙恬始造,即秦筆耳(指以兔毛、竹管做筆)。」相傳,秦將蒙恬是以竹管、兔毫制筆的創始人。後因用為詠筆的典故。

唐 李瀚《蒙求》:「蒙恬制筆,蔡倫造紙。」

所以從司馬遷漢朝到唐朝,普遍認為,蒙恬是發明毛筆的,不是蒙恬始造,就是蒙恬造筆。

自元代以來,浙江湖州生產的具有「尖、圓、健」特點的「湖筆」成為全國最著名的毛筆品種。

(2)文房四寶畢業設計擴展閱讀:

文房四寶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文房四寶之名,起源於南北朝時期。歷史上,「文房四寶」所指之物屢有變化。在南唐時,「文房四寶」特指安徽宣城諸葛筆、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紙,安徽徽州婺源龍尾硯。

自宋朝以來「文房四寶」則特指宣筆(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縣)、宣紙(安徽宣城涇縣)、歙硯(安徽徽州歙縣)、洮硯(甘肅卓尼縣)、端硯(廣東肇慶,古稱端州),元代以後湖筆(浙江湖州)漸興,宣筆漸衰,改革開放後,宣筆漸漸恢復了生機。

毛澤東常說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四大家族

毛澤東一生非常熱愛書法,對毛筆及墨、紙、硯「文房四寶」特別愛護珍惜。他常說:「我用『文房四寶』要打敗國民黨四大家族。」

戰爭年代,從江西根據地到延安,他一直把晉唐小楷等他閱讀臨寫過的法帖帶在身邊。他交待警衛員陳昌奉:「我到哪裡,不吃飯、不洗腳也要先把『文房四寶』擺放好,隨時讓我工作學習。」除了批閱文件,撰寫文章,毛澤東一有空,就會抓緊時間練習書法。他說:「習練書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積極的消遣娛樂,也是養神健腦健身之法。」

紅軍長征時期他在遵義縣北的婁山關,見一石碑上刻的「婁山關」三字不僅寫得蒼勁挺拔,而且石工刻得也如眼前峻峰峭壁,堪稱佳作。他在這塊石碑前停留良久,感嘆再三,他反復揣摩,不斷用手比劃運筆,嘴裡說著:「可惜這碑不知出自哪朝哪代哪位名家之手啊!」

有一次,在一座廟里見到許多書法造詣很高的碑文,毛澤東也抽空研究。他說:「中國的廟宇也是書法勝地,許多古廟都有很有價值的書法作品,稱得上是書法藝術的寶庫。」

3. 誰能說說文房四寶的具體使用方法

標簽: 文房四寶 硯台 蔡倫 造紙 石墨
文房四寶:筆墨紙硯,是中國古代文人隨身必不可少的四樣文化用具。它既是寫作的工具,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而且更是一種文人精神的體現;由此派生的「文房文化」也成為反應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精粹。文房四寶也成為收藏界的一直關注的對象。

筆:一般的說法是「蒙恬造筆。」但從歷史的考證,中國出現「筆」的歷史至少還要上溯到周代。《尚書》記載說:「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春秋戰國的時候,諸侯列國對於「筆」的稱謂也各具特色。楚國稱之為「聿」,吳國謂之「不律」,燕國叫做「拂」,唯獨秦國稱之為「筆」。秦始皇統一天下,李斯做宰相,他們統一了全國的度量衡,統一了貨幣,作為文化傳承的主要工具之一的「筆」,猜測也在統一的范疇內。「蒙恬造筆」說也並非子虛烏有。早期的筆以「兔毫」為主流,在漢朝的時候,已經相當的普及,不過由原趙國人製作的「兔毫」是質量和書寫使用舒適度最好的。王羲之的《筆經》說:「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唯有趙國毫中用……」從那時起,人們對於筆的喜愛可以說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筆也常常作為一種禮物而相互贈送,同時也成為了給帝王的貢品。作為皇家的御用,筆也和尋常百姓不同,《西京雜記》說:「漢制,天子筆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又說:「天子筆以錯寶為跗,皆以秋兔之毫。」當時的制筆工藝主要體現在對固定兔毫的筆管和裝盛筆具的匣子上,每每不吝黃金美玉象牙瑪瑙,「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對於文人來說,能夠得到一支好筆,也絕對是人生的一件樂事。所謂:「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有一支好筆,可以是寫作者獲得了一半的成功。蓋「筆者,述也,謂述事而言之也。」對於筆的作用,後漢時期的李尤的「筆銘」說的最為透徹:「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重,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衍尤不滅。」後來的白紙黑字,大概就是從這來的。用筆能夠不慎重?

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伸手不見五指的日子叫做「晦」。古書對於「墨」的發現史沒有什麼記載,曹植的《樂府詩》說:「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用木炭做「墨」的原料是其中的方法之一。還有採集石墨來製作「墨」的,所謂:「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又:「築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大約是好墨的製作和來源不易,所以,古時,墨可作為一種恩賞,也可作為一種貢品。《漢書》記載說:「尚書令仆丞郎,月賜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文獻的記載好像是在戰國和秦漢之際,文人書寫不易,一是沒有紙張,而是缺乏墨。所以才頻繁有神仙給當時的名士賢達送紙送墨的傳說,比起當今來,那神仙們也實在寒酸的緊。墨的重要性也並沒有計算機的出現而消失其使用市場,就列印機來說,如果沒有墨,也不過是一堆廢鐵而已。講究的「合墨法」說:「以珍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杵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杵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雲雲。不僅如此,墨還被聰明的中國人用做治療疾病,著名的京墨,一直是用作止血的良葯。不過現在的臨床上已經很罕見用到這味葯物的。書法藝術是中國和東亞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一,一幅書法作品的水品評判,從其中一個方面來講就是看作者對筆和墨的熟練使用程度,所以對於一個書法家的一生,也常常用「筆墨春秋」四字來加以總結。淡淡的墨香,總是會給人一種清雅的遐想和對歲月恬靜的回憶。

紙:盡管最近的報道對於蔡倫造紙的說法提出了質疑,而且隨著考古的發現,特別是對敦煌地區的考古發現,紙張的發明可能在漢代以前就開始有了。但是這似乎並不能完全消亡我們對蔡倫的敬重。和同為宦官出身的鄭和一樣,蔡倫是中國歷史上記載的為數不多的對中國歷史有貢獻的宦官之一。更多的宦官則是奸詐、弄權、貪婪等的象徵。記載說:「倫,漢順帝時人,始以漁網造紙。」他的造紙方法可能是簡便了以往的造紙工藝,包括對原料的易得性。所以為後人所推崇和敬仰,其後出現的麻紙、谷紙等都是根據他的方法來改進的。後梁的宣帝寫了一首詩:「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紀事,寧同漁網時。」至少他是對蔡倫的貢獻表示懷念的帝王之一,難得。而「漢朝漁網」說的就是蔡倫造紙的事情。之所以稱之為「紙」,以為: 「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硯台一直是文房四寶中最為重要的收藏品,其價格也遠遠超過了其他三寶。原因之一大概是硯這種東西的製作可大可小,製作原料可以是純銀,可以是鍛金;其現狀可方可圓,不必特別拘泥於一端,作為隨身之物,大約最能反映物主的性格和抱負,也多在其上刻寫文字,所謂「硯銘」。王充為寫《論衡》在他的家中放滿了筆硯,這樣不論走到哪一間屋子裡,都能及時將心中所想立刻記錄下來。據說在倉頡造字的同時就有了 「硯台」,所謂:「顧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頡皇,傳之罔極。」魏繁欽的贊美硯台的一篇文字可以表明其對硯台的喜好之情:「方如地象,圓似天常;班彩散色,漚染豪芒。點黛文字,躍明典章。施而不德,吐蕙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光。」標準的硯台的製作,要充分體現方圓的結合,所謂天方地圓,大道生焉。比如整體是方形的,那麼其硯池就應當做圓形;反之亦然。對於硯,談不上喜歡和鑒賞,不過大學畢業的時候,父母曾送給我一方硯台,因為他們知道我喜歡胡塗亂寫的,那方硯說來也還真的有一定的份量,我不知道是否是端硯,但是年代應該比我大才對。很少用它來磨墨寫字,在我看來,總得找一塊好墨,一張好紙,還要有一直好筆,再有一個好心情,才能使用。否則豈不是辜負了那硯台的美意。不過,收拾房間的時候,時不時會抱起她摩挲一番,此時似乎只有用心靜如水可以來形容感受。

對於文房四寶,我的確沒有什麼研究,也很少注意什麼。不過是因為看了幾天古書,那書上對此四物記載詳細,而且是作為一種必備的知識在宣揚。在談道的時候,好像孔子曾說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話,恰好看到了晉朝郭璞寫的:「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群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他寫這段話是贊美筆的,不過我借用他的詩篇,來贊美文房四寶,算是結語,也算是對文房四寶重新認識的開端。

4. 急,求文房四寶包裝盒詳細製作尺寸!!!

包裝盒外面的圖案是其次,關鍵是你要清楚包裝物的尺寸才好製作盒子的尺寸,做這個你要先清楚盒內的東西有什麼,除了筆墨紙硯這些東西還有沒有放這些東西的底托,外盒製作很簡單的,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問我

5. 喜歡中國書畫的進,喜歡書法的您對文房四寶的包裝有什麼要求

不錯的意見啊,可是你不知道市場上有賣的那種工具箱嗎?好幾層的,都可以放東西的。你說的那個包裝感覺應該是平面設計里的吧?就是包裝外表吧?而你說的這個包裝……好像不是特別對題啊。我們外出畫畫的時候都習慣帶工具箱的。買書畫用品的地方有賣的。你可以去看看參考下。希望對你有幫助。

6. 文房四寶

文房四寶,是中國獨有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文房四寶之名,起源於南北朝時期(420年—589年),因為中國古代文人要經常使用毛筆、墨、宣紙、硯台,它們是文人書房中必備的四件寶貝

日軍南京大屠殺殺了34萬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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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南京大屠殺指1937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陷落後,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其中日軍戰爭罪行包括搶掠、強奸、對大量平民及戰俘進行屠殺等。屠殺的規模、死傷人數等沒有世界共同認可的數字,但一般認為死亡人數超過30萬。

在中國,南京大屠殺往往是民族主義的重要關注點。而在日本,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存在著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日本部份極右份子,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被誇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為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由於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著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是中日外交及人民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而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南京大屠殺一般英譯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殺)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強奸)等字眼,但總體上人民對其的認知往往遠不如對納粹的種族滅絕過程的認知。

親歷和目睹「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俱逝。但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決,讓我們活著的,尤其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絕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為「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4萬同胞伸冤。

日期與地點:在南京審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時,親歷「南京大屠殺」 ,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梅奇牧師(返美後任耶魯大學駐校牧師)、貝德士教授(金陵大學歷史教授,後任該校副校長,返美後任紐約聯合神學院教授) 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於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司庫和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也對南京審判法庭說∶「在最初的六個禮拜中,曾每天提出兩次抗議。」於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才有「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20萬人以上」 的裁定。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只為期六個星期。「南京大屠殺」不只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為嚴重。

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兩天後,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復南京秩序。盡管有松井上將和天谷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姦淫、掠奪、放火並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於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他於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家中國商店 。史邁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1938年3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著的。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於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國人所作之記述。南京失陷後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谷兩 位醫生於1938年2月15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後對市區的首次巡示 ,蔣氏於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於南京淪陷後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於1938年8月之《西京平報》。戰後,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為「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姦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國軍校,當即遄返報國。南京陷敵後,鈕落發為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並息影於美國洛杉磯。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 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餘了,日軍為了確保他們的統治權,憲兵當然已不便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地殺人,……在鬼子憲兵監視下,我不敢過分地東張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視線,閉上眼簾,一隻手搓著頸項上所掛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狀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於南京城西鄉村躲避兩個多月後,於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離南京,著有《淪京五月記》,連載於1938年7月的漢口《大公報》。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見∶「近來日兵姦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籍檢查為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為,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夏天,雖然明顯的在3月中旬以後,屠殺和姦淫的程度逐漸減少。可以說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殺」時期。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兩個慈善機關(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於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記載。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 ,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南京雖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漢奸自治委員會的成立,以陶寶慶及孫淑榮為正副會長,但未能使日軍的燒、殺、奸、掠稍擱,以致「小屠殺」繼續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鴻志的「維新政府」(3月成立於上海)還都南京時,始得恢復。客觀地判斷,「南京大屠殺」的期限應該說是「半年」,或者說三個月的「大屠殺」和三個月的「小屠殺」,才與事實符合。「東京審判」的判決說∶「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又說∶「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內的人稍稍好一點。在南京四周200華里(66英里)以內的所有村莊,大體上都處於同樣的狀態。」「南京四周200華里」應即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這正好是東起於南京城東北,長江南岸之烏龍山,經堯化門、仙鶴門、麒麟門、馬群、蒼波門、 高橋門、上方鎮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廟、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贛)鐵路,再東北上直趨江心洲對面之上河鎮。實際上,這也就是保衛南京的防線,主要是南京之東南兩方,也是人煙稠密的區域。同時,這一區域是南京防禦的戰場,村民多在日軍未到前遠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難,所留者多為老弱和婦孺。日軍所至,未及逃避者,幾乎極少倖免。

日軍一路屠城殺向南京

日軍20萬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姦淫,屋舍城墟,人煙絕跡。日軍第六師團於11月5日在杭州灣之金山衛登陸後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據英國「曼徹斯特 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報道一位英國記者於1938年1月14日親赴松江考察後 所發的電報∶「松江全城本來可以容納10萬人左右的居民,我卻只看見五個年老 的中國人,躲在法國教會的一幢宅子里,流著眼淚,他們已經斷食,懇求我帶到上 海。」 有中國威尼斯之稱的蘇州為日軍第三師團於11月19日攻陷。據1938年 上海《密勒氏評論》一篇文章報導∶「美麗古雅的蘇州城原有35萬居民,日軍占 領該城後,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還如下述∶「就是日軍侮辱各種階 層的婦女。獸欲勃發的日本兵到底姦汙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夠估計。」穌實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國婦女作日軍慰安婦》一文中說∶「蘇州城陷後有二千多婦女 被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慶《中央日報》所發 表的《抗戰建國與婦女問題》一文中證實,日軍不僅將被擄婦女編號供姦淫,甚至 當眾將被擄婦女「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一面讓我們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當他們的獸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稱的無錫,為一工業中心,平時人口達90萬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來幾乎每日均遭日機轟炸。據上述《密勒氏評論》文章所載,11 月10日日軍於一日之內竟投炸彈160餘顆,全城工廠與商業區盡成瓦礫,軍民 死傷無算。惡名昭彰的日軍第十六師團所屬之第二十聯隊(相當於中國的團單位) 於11月26日陷城後,大施屠殺,縱火焚城達十餘日。據該聯隊第三大隊上等兵 北山於1987年公布之《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入城後不分軍民一律屠殺。 上述穌實的文章里報導日軍在無錫擄奪中國婦女3000人,其中為軍官所佔有, 隨軍押向南京者為數不少。日軍於11月29日陷常州(武進)。按《北山陣中日 記》所載,日軍接上級命令,所擄居民皆殺,結果四千餘人被屠。 鎮江為南京之屏蔽,運河中樞,且系江蘇省會,日軍於12月9日破城後,數 千未能離境之難民皆遭屠殺,婦女被輪奸致死者極多。後來紅十字會收屍共300 0具。當時年僅7歲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鎮江城內,其祖母、母親、大爺和哥哥 皆死於日軍屠刀之下,本人之後背被日兵刺了3刀,後被救活,現居北京,其背後 3刀傷痕仍清晰可見。尹女士已撰文報導其受害經過,在《日本侵華研究》第十六 期發表。 田伯烈在其書中提到∶「中立的外國觀察家曾赴日軍佔領下揚子江下游三角地 帶旅行視察。據他們的報告,破壞毀滅的情形,決非局限於上海及其附近。……生 產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絕滅比較幾千幾萬人犧牲於姦淫屠殺之下,其影響實在更為可 怕啊!」田氏估計上海附近三個月的戰事,造成中國官兵傷亡至少30萬人,平民 的死傷數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殺」繼踵而至。

日軍近八個師團約20萬人,此外還有飛機助戰,海軍游弋長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優於中國軍隊的三倍),分六路圍攻南京。守軍約12萬人(除教導總隊 及憲兵兩團外,有十三個師)。日軍第十三師團之一部連同第十一師團之一部編成 之天谷支隊於鎮江北渡長江,先取揚州,再西向迂迴南京對岸之浦口。第十三師團 的六十五聯隊組成山田支隊沿長江南岸直趨下關。第十六師團於12月5日進據句 容後,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聯隊繞湯水鎮經紫金山(針山)北麓奔向下關之東煤炭 港江邊,以其第九及二十聯隊攻麒麟門經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門。第九師團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聯隊在第十六師團之南並進,奔向光華門及通濟 門。第十軍所屬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師團自杭州灣登陸後即西向,經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師團繞太湖南岸北上取宜興,經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廟、雨 花台、而中華門。第六及第十八兩師團西進,於11月30日陷廣德後,第十八師 團及偽滿於芷山旅繼續西進,於12月8日陷江南重鎮蕪湖。第六師團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聯隊即北上為第一一四師團之左翼進攻中華門;其第四十五聯隊由 最左翼直奔下關。另有第五師團之第四十一聯隊,由國崎登旅團長率領之國崎支隊 未參加廣德戰事即北上,經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於馬鞍山之北渡長江而東向浦口 ,對南京形成包圍之勢。 12月9日南京外圍要地龍潭湯山、淳化鎮、秣陵關盡失,於是環城防衛戰開 始。12日晨日軍攻陷城西南之中華門。當日下午五時,自告奮勇保衛南京之投機 軍閥唐生智長官召集師長以上人員開會宣布撤退,部隊由下關渡江北上與正面突圍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後,南京徹夜槍聲不停,各奔生路,無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裝到老百姓家,特別是國際安全區藏匿。日軍於13日晨9時許始由中華門及 中山門湧入市區,三個月的「南京大屠殺」隨即開始。

三十四萬同胞慘遭日軍屠殺

日軍圍南京城的幾天,不斷散發傳單,宣稱「日軍將盡力保護良善的人民,使 他們能安居樂業」。同時日機大量散發優待證勸守軍交槍投降∶待憑證(絕對不殺投誠者)凡華軍士兵,無意抗戰,豎起白旗,或高舉兩手,攜帶本憑證,前來投誠歸順 日軍者,日軍對此,必予以充分關照,且代謀適當職業,以示優待。聰明士兵,盍 興乎來? 日本軍司令部印

12月10日,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更散發傳單勸守軍總司令不戰而退, 並保證「對於非武裝的平民與不懷敵意的中國軍隊,則採取寬宏和善的態度」。1 2月12日唐鑒於大勢已去,乃請南京青年會負責人國際安全區副主任費吳生博士 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戰,但為時已晚,無由實現。 日軍於13日上午11時來到南京國際安全區,在費吳生和另外兩位安全區委 員(其中一位應該是梅奇牧師)的面前,就殺死了因驚駭而奔跑的20名難民。日 軍在入城後頭幾天的燒、殺、奸、掠有無數的資料可查證,但再沒有比已在華傳教 二十餘年的梅奇牧師(他當時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主席)於12月19日 給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寫的信更真實了; 「上周的慘狀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從來沒有夢想日本兵會是這樣的一群野 獸。一星期的屠殺和姦淫,我認為遠比近代所發生過的任何屠殺為甚;除土耳其人 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慘案可與之相比。他們不僅殺掉能見到的每一個俘虜,也殺了極 大數目的老少平民,他們很多人像被獵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殺。從南城到下關全城 堆積著死屍。」雖然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於日軍入城三天後,即僱傭100到2 00工人開始清除死屍,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自12月22日開始收埋屍體工作 ,收埋屍體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12月26日開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內仍是到處 死屍,德國大使館羅森秘書於1938年3月4日自南京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 「紅十字會在為埋葬眾多屍體而慢慢努力。部分屍體是剛剛從水塘和地下掩體 (以前防空襲的掩體)中成堆成堆地打撈和挖掘出來的。例如在大使館邸附近主要 街道的地下掩體就挖出許多屍體。郊區小港口下關尚有三萬具屍體,這都是大恐怖 時期集體處決的。紅十字會每天埋葬屍體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區在農田和水溝可 見零星屍體。 」 郭岐營長於1938年3月11日同教導總隊睢友蘭團長夫婦等11人搭漁船 逃離南京,報導離南京不遠登岸時所見∶ 「我們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屍。此地離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時間已經過三個 月,遍野死屍,無人過問處理。」 「南京大屠殺」的初期,以人數而論,集體被屠殺包括放下武器的戰俘和逃難 的難民比較多,零星被屠殺死亡的人數比較少。正如貝德士在東京審判作證時所說 ∶「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時間恐怖達於極點。」梅奇牧師於1938 年1月5日同貝德士談話時提到,直到那天各領事館人員還不準回南京城。並說∶ 「自從日軍入城便屠殺解除武裝的士兵和成千上萬的平民,現在還在繼續,機關槍 仍不停地響。很多的時候他們懶得用槍來射殺,而用刺刀一個一個把受害者捅死。 」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資料,為了中國審判戰犯和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 ,南京市議會自1945年8月即開始收集資料,歷時兩載。首先中國軍事法庭於 1947年2月初審判「南京大屠殺」首要戰犯第六師團長谷壽夫。親歷其境之證 人如美籍貝德士及史邁士教授等1250餘人出庭或具結作證,連同物證資料提作 審判依據。3月10日宣布判決∶ 「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 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19萬人以上;在中 華門下碼頭、東岳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 ,達15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30餘萬人。」 判決書所定之集體屠殺19萬人及零星屠殺15萬人,系根據身歷其境之12 50餘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才、盛世徵等具結證明; 具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43071具,崇善堂收埋屍體112266具之統計表; 靈谷寺無主孤魂3000餘具之碑文;及谷壽夫在法庭上猶洋洋自得敘述其以叢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萬人坑」五處所起出之頭顱數千具;並有眾多的出版物和照片為 物證。 其實,中國政府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十四個團體的調查,於1946年5月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殺」確定的被屠殺者294911人,未確定的 被屠殺者20萬人。同年九月,陳氏根據繼續收到的確實資料,又增列被屠殺者9 6260人,故確定被屠者應為391171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頗為 重視,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十餘人(包括貝德士、梅奇、威爾遜醫生 、許傳音、伍長德、粱延芳、秦德純等)的口頭證言並接受了百餘件書面證詞,最 後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決∶ 「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 20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15.5萬人 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 ,或以其他方法處理的屍體在內。」

1981年以來,在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聲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對華侵略和「南京大屠殺」。南京各文化學術團體,尤其是南京大學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組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重新調查研究並編寫「南京大屠殺」的史料與著述。據1984年的調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餘人,他們接受采訪的證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番重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對於19 47年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作了一些補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殺」的數目為34萬人,即集體屠殺19萬人,零星屠殺15萬人。 「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首先傳到外界是由《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竇奠安所發 的電稿《紐約時報》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標題為「南京強奸事件」;其 小標題為「日軍陷南京,屠殺兩萬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以後東京審判亦沿用 「南京強奸事件」一詞。事實上,南京淪陷後,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慘沒有了 。日軍隨時隨地不分晝夜強奸我國婦女。東京審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國法官梅汝 敖說∶「強奸和殺人是分不開的,因為日軍在強奸之後,通常是把被奸的婦女,甚 至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一齊殺掉的。」曾出席「東京審判」法庭作證的許傳音舉 一實例∶ 「水西門外某寡婦,有女三人,長女十八歲,次女十三歲,幼女九歲,均被輪奸,幼女當場死去,長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學校園內,一個十一歲的幼女,被日軍輪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個 七十九歲的老婦,被強奸,其子向日軍拚命,亦被殺死。兩年前受日本記者訪問之 李秀英,當時懷孕七月被刺三十餘刀而未死之奇跡亦為世人所周知。奸後必殺幾乎 成了日軍的一條規律。在國際檢查處向東京審判庭提出的證據里,有一件是日本軍 部發給戰區司令長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軍士兵歸國後談論他們在華的暴行,並引 用某中隊長關於強奸給士兵的指示∶「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 ,或者於事後殺掉。」該命令中又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 大概全都是殺人、搶劫、強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 在其《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中所說∶「不強奸的士兵幾乎沒有,(被奸婦女 )大部分在事後殺掉。」 東京審判確定「日軍入城後的一個月內,強奸中國婦女達2萬名」。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亦向德國政府報告南京被日軍佔領一月之內發生不只2萬起強奸事件。 麥加倫牧師送東京審判庭的證詞有「強奸——強奸——又是強奸,我們計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語。東京審判判決書說∶「全城中,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 人,多數都被強奸了。」貝德士在作證時說過,從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嚴重的暴行還在發生。因此,據「安全區」的國際人士的統計與估計 ,「南京遭受強奸的婦女至少8萬人之多。」 日軍四齣強奸婦女而奸殺並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婦女,人人自危。日軍 蹂躪我婦女之方式離奇慘虐,古今史冊前所未聞。我婦女堅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懸梁自盡者何止萬千。

日軍入南京後大肆搶劫放火,不僅把南京商業區搶劫一空,而且縱火焚燒。日 軍入城後,見人就殺,遇屋即燒,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晝。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華路太平路、中山東路,繁華商業區不數日而化為灰燼。日軍總 司令松井石根於12月17日抵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後復作有計劃的縱火燒城,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是日費吳生博士同史邁 士教授駕車外出所見∶ 「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太平路一帶,烈焰沖天。向南行,我們看見日兵在店鋪 內放火。更向南行,我們看見日本兵忙著把東西裝入軍用卡車。青年會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時間顯然不久。我們無心細看,匆匆前進,夜間我從窗 口眺望,十四處的火舌向天空飛騰。」 日軍放火是在軍官指揮下,先由他們在認為可燒的門上劃一記號,士兵們再使 用汽油和化學葯品縱火。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曾收集了日軍放火用的幾種化學引火物 的樣品。 費吳生在給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說∶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駕車外出時,還看到四處火警,並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鋪動手放火。從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幾乎沒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魯治君曾設法溜出東門,回來告訴我們,他所經過約二十哩的區域內,廬 舍均已焚毀,闃無人跡,連家畜也看不見。」 羅森於1938年1月15日給外交部的報告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 佔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全城三分之一被燒毀。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師在其12月19日信中說∶「整個 過去的一星期,日軍已把南京城搶奪一空,任何東西都要;他們甚至搶走德國領事 館的汽車。」費吳生在其給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說∶「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被 佔領的或未佔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 」美大使館職員晉欽,女傳教士苞爾,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損失嚴重。德國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搶劫。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有計劃的,上自師團長下至士兵無不從事搶掠,很多發了 橫財。於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師團長谷壽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是滿載而歸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蔣介石的文房四寶。社會學家 史邁士率領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新培訓之工作人員作三個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縣(即長江北的江浦、六合兩縣,江南的江寧、句容、 溧水、高淳四縣)的農村調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調查,而完成《南京戰禍寫真》由該 會於1938年在南京出版。調查結果南京市內房屋遭破壞者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戰因素毀壞的有百分之二,毀於縱火焚燒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於掠奪和搶劫。城外地區房屋及房內財產損失估計為二億四千六百萬元 (當時國幣三點五元兌換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南京抗 戰損失調查表」,估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公私財物之損失約為國幣兩千三百億元 (當時二十元兌換一美元)。

誰負「南京大屠殺」的責任?

34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產遭到日軍 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 。首先,日軍士兵和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奸。我們前已提到隨軍 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奸的士兵幾乎沒有。」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 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為「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 「在城內掃盪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 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 刺中國兵。」 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向井敏及野田岩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 南京20公里)時即分別殺死我無辜平民78和89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 山時,已分別殺至105和106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150人為止。這兩位 「殺人魔鬼」的競賽為東京報紙所贊揚,稱之為勇士。但「殺人競賽」之主凶為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300餘人,惜尚未為世人所周知。 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 七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冢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 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

7. 喜歡中國書畫的進,喜歡書法的你對文房四寶的包裝有什麼要求

我也常常這么想,在家裡都覺得很不方便。但只想做了自己使用。不同的人具體的需要差距比較大,比如有些人不寫大楷,有些人不用墨汁,甚至習慣使用的硯台大小和擺放方式都不一樣。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洗硯涮筆了。其實過去的人在這上也動了不少的腦筋,比如各種行囊硯和木製的文具盒,當然現在已經很難見到了。

8. 文房四寶的製作工藝

在唐代初期廣東肇慶(古稱端州)東郊羚羊峽欄柯山的端溪一帶,就出現了依靠采硯石、生產端硯為生的勞動者。這里,滾滾東流的西江水,穿峽而過,直奔南海。夾岸叢山峻嶺,氣勢磅礴,重岩疊翠。端硯名坑中的水岩(老坑)、坑仔岩、麻子坑、朝天岩、古塔岩、宣德岩......就錯落的分布在這風景如畫的環境中。生產的端硯慢慢地成了肇慶獨有的工藝美術品;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並得到達官貴人和帝王將相的賞識。宋朝開始把端硯列為「貢品」,蜚聲中外。

端硯之所以名貴,除了石質特別幼嫩、純凈、細膩、滋潤、堅實、嚴密,製成的端硯具有呵氣可研墨、發墨不損毫、冬天不結冰的特色外。還與其開采、製作的艱辛有關。一方端硯的聞世,要經過從探測、開鑿、運輸、選料、整璞、設計、雕刻、打磨、洗滌、配裝等十多種艱辛而精細的工序。歷代採石工人都是按石脈走向,順其自然向深層採掘,從接縫處下鑿。采出來的硯石如能有三、四成可用,已屬難得。坑道向下傾斜、曲折蜿蜒,工人進出要下蹲彎腰,有些地段僅能容一人裸體匍匐爬行。古人雲:「老坑匍匐仔坑斜,採石人同隔世賒。刈取紫雲煩鏤削,千金一砍未為奢。」

端硯製作工藝

端硯的發源地在廣東省肇慶市黃崗鎮白石村、賓日村一帶。白石、賓日兩村相鄰,八成村民無田可耕,世代靠採石制硯謀生,如今這一帶依然是端硯製作的核心區域。端硯的原料端溪石產於肇慶市東郊羚羊峽斧柯山和北嶺山一帶。

端硯創興於唐初,唐代中期已風行全國,因下墨如風、發墨如油、不耗水、不結冰、不朽、護毫等優點而聞名於世,被稱為眾硯之首。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中,端硯藝人不斷總結經驗,因地制宜,形成了一整套科學、嚴謹的製作工藝。端硯的製作過程十分復雜,主要有採石、選料制璞、設計、雕刻、配盒、打磨、上蠟等工序。端溪石大多不抗震,所以一直以來端硯生產的各個環節均為手工製作。

主要工序有採石、選料制璞(維料制璞)、設計、雕刻、磨光、配盒等。

採石:無米何以下炊?硯石是端硯製作的基礎,坑洞不同,硯石的石質會有很大差別,端硯石坑大多不受震,自古以來都以手工開采。在開采中,要看清石壁,根據石脈走向尋找石源。

選料制璞:在山上採石是粗選,而第二道工序則是細選,去粗留精,去除硯石表面的瑕疵、裂痕和廢料,剩下適合制硯的「石肉」,選料的師傅要懂石,能發現好的石品花紋,將硯石製成硯胚。

設計

它是從拿到硯石後,先進行設計後雕刻。設計的目的是將硯石中的瑕疵變成無瑕,以達到錦上添花的目的,增加其藝術價值,硯的設計要求「因石構圖,因材施藝」,除了傳統硯形硯式外,不要充分利用天然石皮,匯集文學、歷史、繪畫、書法、金石於一休,可以說是將硯升華為一種綜合性藝術品的重要環節。

雕刻

端硯的雕刻上端硯製作過程中砐其重要的工序。要使一塊天然朴實的硯石,成為一件精美的工藝品,就需要創作設計和雕刻的過程。這個過程處理得當是錦上添花,處理不當就會畫蛇添足甚至弄巧成拙。故雕刻藝人要對硯璞因材施藝,因石構圖,還要根據據璞的石質,去粗存精,認真構思,並考慮題材、立意、構思、形制以及雕刻技法如刀法、刀路。雕刻端硯要線條清晰,玲瓏浮X,一目瞭然。端硯雕刻主要有深刀(高深雕)與淺刀(低浮雕)雕刻,還有細刻、線刻,適當的通雕(鏤空)。

採用什麼雕刻技法和刀法,要視題材和硯形、硯式而定。如要表現剛健豪放的多以深刀雕刻為主,適當穿插淺刀雕刻和細刻,要表現精緻古樸,細膩含蓄的,則以淺刀雕刻,細刻、線刻為主。總之,細刻和線刻均屬「工精藝巧」之「工精」部分,細刻要求雕刻精細、准確、生動,線刻則要線條細膩、流暢、繁而不亂,繁簡得當。

磨光:首先粗磨,磨去鑿口和刀路;然後再用滑石、幼砂紙反復細磨,到手感光滑為止;有些硯台要染墨,隔一天後再退墨;此外還要上蠟,過後又要退蠟。

配盒:端硯製成後,還要配備木盒,硯盒可以保護端硯,它自身也是一件藝術品,使得硯台更加古樸凝重。

端硯製作中的採石很關鍵,古代硯坑洞高約80厘米,採石工人只能蹲著、坐著或斜躺著採石,所用開采工具往往因石材所處環境而制,雕刻工具則因硯石的硬度、雕刻的技巧和題材需要而制。20世紀70年代前,這些工具多由採石工或硯匠自製。採石工具主要包括粗細不等的尖口鐵鑿、鐵筆、鐵錘、炮鑿及燈等,雕刻工具主要包括錘、鑿、鑿卡、木鑽、鋸、滑石及工夫台等。

與眾多傳統手工藝一樣,端硯製作也有自己的行業崇拜和行會組織。端硯藝人崇拜伍丁,每年農歷四月初八都要舉行盛大的祭拜活動。端硯行是端硯的行會組織,藝人入行方有資格製作端硯。

端硯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收藏價值和人文價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機械生產沖擊著手工端硯製作,傳統記憶的傳承方式導致工匠後繼乏人,只有認真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切實保護和延續傳統端硯製作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