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法律的起源
法律淵源（來源）：1.形式淵源即法律由誰（哪個機關）所立及其法律的表達形式之載體（在我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立法機關或權力機關）2.實質淵源即法律的強制力來源於誰（哪個階級），代表著誰的意志及其利益（在我國法律是人民的意志的體現，代表著人民的利益）。
㈡ 在西方,法學最早起源於哪裡
古羅馬的羅馬法，從《十二銅表法》、市民法、萬民法再到後來的《民法大全》，於後世，尤其是西方法學產生巨大影響--
㈢ 法律起源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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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法治起源於什麼時候
一般認為：「『法治國家』起源德國。法治國的概念據認為起源於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
㈤ 中國法律的起源是什麼
中國古代法律的起源簡單地說，就是「刑起於兵，法源於禮」。
（一）刑起於兵
一方面，「師出以律」，中國古代最初的刑起源於軍事戰爭，最早的法脫胎於軍事中產生的軍法。另一方面，「兵獄同制」。軍事戰爭需要及時處置敵人、俘虜或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某些軍法同時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黃帝「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型用刀鋸，其次用鑽，薄刑用鞭折」（《國語·魯語》）苗民「五刑」：蚩尤時代，「苗民弗用靈，惟作無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尚書·呂刑》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尚書·呂刑》）
皋陶象刑：所謂象刑，一種觀點認為；象是象徵之義，象刑是讓人穿著不同色質的衣巾服飾，象徵處以不同刑罰；以示恥辱與懲戒。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象是畫像之義，象刑就是繪制受刑人身著不同衣巾服飾的畫像，象徵處以不同刑罰，以公之於眾引為鑒戒。飾的畫像，象徵處以不同刑罰，以公之於眾引為鑒戒。
（二）法源於禮
1.禮產生於祭祀，在祭祀過程中，儀式得到強化和系統化，隨著階級的分化，祭祀的儀式等級不同而不同，此
時禮成為確是等級的標志。隨著階級的劃分，上層階級演化為統治階級，他們藉助政治勢力將禮上升為調整人們社會關系的規范。
2.至此，禮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內涵，直至周公之禮，禮得到規范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中國古代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總稱。
3.禮是中國古代法的重要淵源，中國古代法的最初表現形式主要以禮表現出來。
㈥ 法律的起源
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對法的起源問題，存在過神創說、暴力說、契約說、發展說等。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
1、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產生的經濟根源。從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導致了法的產生。法是為了維護某種所有制、調整一定經濟關系和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
2、階級的產生是法產生的階級根源。法是為了維護和調整一定階級關系的需要而產生的，它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
3、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分配社會資源，維持社會秩序。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6)法學起源於擴展閱讀
法的產生是一個長期的社會歷史過程，有其獨特的發展規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法的產生經歷了從個別調整到規范性調整、一般規范性調整到法的調整的發展過程。
2．法的產生經歷了從習慣到習慣法、再由習慣法到制定法的發展過程。
3．法的產生經歷了法與宗教規范、道德規范的渾然一體到法與宗教規范、道德規范的分化、法的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
㈦ 法律最早起源於中國嗎
沒有，還有更早，目前已知最早的成文法典是漢姆拉比法典
㈧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8)法學起源於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㈨ 法學的法學發展簡史
在中國，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極為輝煌的時期，各學派相繼興起，百家爭鳴。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兩家）爭論的問題之一。這一時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對中國後來的思想家有深遠影響。春秋時期，中國古代法律已從習慣法向成文法、從秘密法向公開法發展。子產鑄刑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到戰國時期，魏國執政李悝在各諸侯國法律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封建社會的法典《法經》。這部《法經》雖早已失傳，但在一些歷史著作中載有其篇目。《法經》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法典的基本體系，以後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開皇律》、《唐律疏議》的體例都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韓非等人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與儒家相反，他們強調法律及其強製作用，而輕視聖賢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張「法治」。法家還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為一種權衡、規矩、尺度，提供一個判斷是非的客觀准則；法應隨時代而變；法由國家制定；法應公開，應平等適用；應嚴格守法，法與賞罰不可分，等等。那時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以加強君主專制和嚴刑峻罰為基礎的，不同於西方17～18世紀反封建專制 、反酷刑的法治。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採納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議，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代替法律，而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思想來立法。
漢武帝採納儒家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在思想領域中，儒家學說被奉為正統，儒家的法律思想壟斷了長達2000年的法學領域。通常所講的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法律思想就是指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實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其結果是導致法學在中國的衰落。
在這一時期中，繼百家爭鳴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學說，對以專制君主名義發布的成文法進行文字上、邏輯上解釋的律學，即通常所說的注釋法學。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等都曾對漢律作章句註解。晉朝張斐和杜預也曾對漢律作註解。東晉後，私家註解逐漸由官方註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長孫無忌等人於公元 652 年奉詔編寫《唐律疏議》一書，對《唐律》作了權威性的解釋，與唐律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獻。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輔」作為主導思想。《唐律》及其《疏議》集戰國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為唐以後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範。《唐律》對當時中國近鄰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法律也有重大影響。因而在國內外法學著作中，通常將以唐律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國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稱為中華法系或中國法系。
從三國魏明帝時起，設律博士職，專門傳授法學。這一官制一直延續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廢除。晚清法學家沈家本在總結中國歷史上法學的發展時曾認為，元明清時法學已日趨衰落。1740年編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律。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領域也發生相應變化。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思想、嚴復所翻譯的許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紀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又有社會學、進化論方面的內容。
如果說嚴復等人在中國傳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學方面的思想，那麼，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則主要傳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別是基於羅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訂法律大臣時，主持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國傳統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員和學生出國考察和學習西方法律，聘請日本法學家來中國修訂法律和講學，1906年創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學校；組織翻譯了大量外國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後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西方各種法律思想，繼續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 人類歷史上積累了豐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國外，還有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鄰近地區各國、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紀伊斯蘭教各國、日本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學的內容極為廣泛，通常指古希臘 、羅馬奴隸制社會、西歐封建社會以及近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學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盡管成文法並不很多 ，也沒有職業法學家，但當時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學等著作中，探討了關於法的許多基本問題。例如法是神授還是人定；法的基礎是權力還是自然、正義或理性；是法治還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關系 ；法和國家、自然法和實在法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思想對後世西方法學一直具有影響。
與古希臘不同，古羅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學極為發達。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教育和法學學派 ，第一次出 現了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 學家之一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部最早的並完整保存下來的西方法學著作。
歐洲中世紀，由於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佔有很大勢力，教會神學在思想領域中居於壟斷地位，法學與哲學、政治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到中世紀中期和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的出現和成長，出現了一種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法學，即自12～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以及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個法學流派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 ，羅馬法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傳播，從而為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基礎的統一的法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歐洲大陸不同，英國中世紀的法，主要是普通法。這種情況表明了以後西方世界兩大法系的淵源：民法法系（又稱大陸法系）是在羅馬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稱英美法系）是在英國普通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7～18世紀最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的H.格勞秀斯、英國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國的C.L.S.孟德斯鳩和 J.-J.盧梭等人。他們的學說和政治綱領盡管有很多差別，但總的來說 ，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是《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理論基礎。這個學派極大地提高了法在社會中的地位，倡導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則，創立了憲法、國際法等新的法律學科，沉重地打擊了神學，使政治學、法學擺脫了神學的束縛。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典《拿破崙法典》，就是在這個學派的思想基礎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學派起過巨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時代所給予它的限制。
《法國民法典》亦即《拿破崙法典》
在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確立，古典自然法學派漸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哲理法學派。在歐洲大陸，開展了廣泛的編纂法典的活動，比較法學和行政法學隨之興起。隨著英國和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從事殖民擴張，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響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西方兩大法系終於確立起在世界范圍的地位。
進入 20 世紀 ，西方法律和法學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所謂「法的社會化」問題，即強調法不僅應保護個人權利，而且應著重保護社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新的科技革命，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國家經濟職能大大增強 ，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較大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多地採用改良、讓步和福利主義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一般地說 ，資產階級統治相對穩定，資本主義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它們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國在戰後通過新憲法，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有所擴大，憲法和法律監督進一步加強。
②立法重點從私法轉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現。
③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已從17～19世紀的理性主義、概念論法學轉向現實主義、利益多元論和折衷主義，在強調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時承認這種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雖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乾重要法典，但一般採用單行法、特別法形式。
⑤對司法組織和程序進行改革，加強法官解釋法律的權利 ， 形成事實上的 「 法官創制的法律」。
⑥兩大法系逐步靠攏 、 國際立法增多。但與此同時，破壞法制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學領域中，學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學（或類似的價值論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別相互靠攏。非法學思潮對法學影響更不斷擴大，出現了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等新的法學派別。
馬克思主義法學
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法學領域幾乎一直是由有產階級思想家、法學家壟斷的。他們為法學提供了大量歷史資料，有的人在闡述法律現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或接近科學的觀點，有的法律思想也起過歷史進步作用。但由於階級地位和時代的局限性，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學地闡明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
馬克思主義3個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馬克思 、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它的出現為法學領域帶來了根本變革。它代表了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 ，以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使法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以往法學的原則區別
①以往法學主要以歷史唯心主義為基礎，否認經濟因素對法的最終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是掌握國家政權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最終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當然，法和經濟以外的各種因素也相互作用。但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
②以往的法學否認法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肯定法的階級性，同時肯定法的繼承性。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社會主義法都是在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優秀法律文化遺產的同時創立和發展的。
③以往的法學大都認為法是超歷史的，永恆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法也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那時當然還有具有某種強制力的行為規則，但已不是階級意義上的法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法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①他們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就說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②他們在考察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在直接參加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分析和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主要貢獻是：
①在領導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與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作斗爭的過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與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相聯系的資產階級法制的本質及其虛偽性。
②他在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開始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
法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政府《六法全書》的指示以及《共同綱領》關於廢除舊法律創建新法律的規定 ，都表明一種新的法學在中國大陸的創立。但在相當長 時期內 ， 這一法學的發 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 中國法學就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成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服務的法學，它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發展了法學。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個方面是在中共和國家重要文獻或領導人關於法制的重要論述中體現的發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法學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同時也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經驗，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作出了科學的論斷：「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發展了這一結論：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闡明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被忽視，為了防止類似悲劇的重演，就必須加強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觀經濟調控也促進了法學的發展。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指令，採用直接控制為主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人們已日益認識到法律在經濟領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提出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為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間接控制方式。中共十四大將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法律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為加強，法學研究隨之進一步開展。
同時，中共中央主要根據中國經驗，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方針，即在中共和政府的領導下，政法機關協同其他各機關、團體，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充分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種手段，預防和打擊犯罪，改造罪犯。十餘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種綜合治理的理論是對法學，特別是對刑法學、犯罪學等法學學科的重要貢獻。
此外，還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即設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一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實現就意味著「一國數法」的出現。這將推動當代中國法律和法學向多樣化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是一重大貢獻。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另一個方面是中國的專業的法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貢獻。主要是：
①對一系列重大法學理論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為此而撰寫專著、教材和論文，以及編寫法學工具書、召開學術研究會。在各個部門法學以及國際法學中都曾進行過有關本學科重大問題的研究。
②改進和發展許多已有一定基礎的法學學科（如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和國際法學），同時又創建許多在國內以往並不存在的新學科，如經濟法學、行政法學、軍事法學、科技法學、環境法學、現代西方法律哲學、法律社會學、比較法學、立法學等，並發表有關論著。
③專業法學工作者經常參加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關立法建議等，很多專業法學工作者出任兼職律師或參加其他法律實際工作。這些活動都有助於法學與實踐的結合。
④從事法律院校教師工作，培養中高層次的法律專門人才（大學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此編寫大量各種形式的法學教材。
⑤將國外法學（包括方法論）新動向引入國內作為借鑒，為此翻譯了不少外國法學論著、法律、法規、法學工具書等，並進行了廣泛的國際法學交流，大量的學生、教師去國外學習、進修和講學或參加國際法學會議，又有不少外國法學家來中國講學和學習。
法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不同於文學、哲學、史學等人文科學的一個特徵，就是法學、經濟學比文學、史學等更具有強烈的適用性。因此，強調法學理論要經世致用，不要變成玄之又玄的經院哲學，在總體上是不錯的。從主觀上來說，中國法學家們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學說遠離現實，但從客觀上來看，法學家的不少主張離實際操作過遠的現象，還是相當嚴重。這一問題不能僅僅用法學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來解釋，而就聯系中國的法學教育體制和法學家的出身經歷，作更廣泛的考察。
從法學教育體制來看，據筆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教授都有過擔任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經歷，他們把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一道傳授給了學生。而中國法學院院長、教授中有過官員、法官、律師、檢察官經歷的實在為數不多。他們大都是從高中進大學，然後留校任教，這種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深入了解實際，不可能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經驗，要他們的學說貼近實際(不是盲從、附隨實際)也多少有點勉為其難，要他們立場公正、持論公允，也非舉手之勞。
瀏覽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學家，他們大都有擔任過官員、法官等經歷。根據何勤華教授主編的《外國法律史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統計，古羅馬時代的著名法學家有四個：蓋尤斯、帕比尼安、烏爾比安、查士丁尼，除蓋尤斯出身不詳外，帕比尼安曾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近衛都督（相當於副皇帝）等。烏爾比安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查士丁尼是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著名的皇帝。
法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居亞斯和朴蒂埃兩位，居亞斯雖未當過官，但其師從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長的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則在奧爾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職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薩維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薩維尼擔任過普魯士樞密院議員、柏林上訴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顧問等，祁克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律師、見習司法官、軍官等。近代以來的著名法學家有科克、布萊克斯通、邊沁、奧斯丁、梅因等五位，這五位都有過官員或律師的經歷。科克做過律師，擔任過諾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倫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國副總檢察長、國會下議院議長、英國檢察總長、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樞密院成員等。布萊克斯通做過律師，大學校長、法院陪席法官、國會議員、王室法律顧問、王室副總檢察長、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邊沁做過律師，雖然他是個很內向的人，但為了自己的學說能緊密聯系實際，他走出書齋，曾經草擬了憲法、民法、刑法以及議會改革的要點，給俄國沙皇編製法律。奧斯丁當過陸軍軍官，做過律師，被大法官布勞漢任命為第一刑法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過皇家刑法和訴訟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近代以來著名的法學家有霍姆斯、卡多佐、龐德等三位。霍姆斯做過律師，擔任過馬薩諸賽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過律師，擔任過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紐約上訴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龐德做過律師，擔任過內布拉斯加州高級法院上訴受理專員和州最高上訴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顧問和教育部顧問等。
經濟學家中也有類似情況。作為首屆（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簡·丁伯根從年輕時起就投向仕途，在荷蘭中央政府任職15年。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1962年就任於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後來成為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遜1941年受聘到美國資源計劃局工作，1945年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1953年在美國預算局任職，擔任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委任為華盛頓戰時生產局計劃統計處副處長。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過柯林頓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因此，從事應用性很強的法學專業的學者們，如欲把學問做得扎實、有價值，就要勇於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讓自己的學說接受國情的檢驗，或者貼近現實，或者改造現實。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於法學家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的制度，促進理論聯系實際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