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民國時期的國民大學詳細資料
孫中山先生為培養民主革命人才，於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學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學，宋教仁、黃興為第一、二任校長，中山先生自任校董。學校初名國民大學，1917年改名為中國大學，且建校伊始就有附屬中學，1952年附中更名為北京市第29中學。中國大學的創辦傾注了孫中山很多的心血。在中國大學的歷史上，一些國民黨軍界要員都曾任職。從其歷屆校董、校長的名單里可以看出這所大學在當時的地位。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曾擔任該校的名譽總董事，孔祥熙、孫科曾擔任總董事，宋教仁、黃興、何其鞏曾為校長。像中國大學這樣，以國家的名字來命名、由眾多政府要員來操辦的學校，在世界上恐怕也比較少見。中大及附中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釗、李達、吳承仕、楊秀峰等為代表的一批"紅色教授"在學校傳播馬克思主義，學校培養出了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華、段君毅、張致祥、任仲夷、徐才、李大偉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國家棟梁。
《中國大學十六周年紀念大會會刊》寫道，辛亥革命的硝煙尚未散盡，「孫總理在這成功的失望當中，深知欲貫徹革命的主張，謀真正共和的實現，非養成革命的人才從根本上改造不可，於是和宋教仁、黃興諸先烈規劃進行，以樹百年大計。這時宋先生恰供職北平，又以北平為全國文化的中心，逐決計組織搜羅學識經驗豐富的革命人才為導師，而宋先生則被推為第一任校長。籌備即竣——至是為時勢所要求的中大（中國大學），逐於民國二年四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成立前校名定為「國民大學」。豈料將要開學時，第一任校長宋教仁先生於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遇刺，22日去世。於是改由校董黃興出任第二任校長由彭允彝先生代行校長職務。
1936年10月，曾任北平市首任市長的何其鞏任校長，直至1946年10月。中國大學在何其鞏校長任職的十年是一段十分艱難卻又取得了長足發展的歷史時期。何其鞏(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樅陽縣)人。1927年至1946年任中國大學董事會主任，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國大學校長。1950年後，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在其執掌中國大學期間，堅持中國人辦中國大學，拒絕日偽經費援助，自籌經費，延聘愛國學者執教。北平淪陷期間，許多失學的河北、東北三省的學生都插入中國大學學習，在校生最多時達3000多人。1943年學校設立文理法三個學院、四個學系、一個研究院，並修訂了組織大綱。
據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大學革命歷史資料·中國大學革命史大事紀要》記載，何其鞏執掌中國大學期間，為增強學生的民族意識，對學生進行民族氣節教育。他擴充中國大學圖書館，並在館內正廳的牆壁上親書「讀古今中外之書志其大者，以國家民族之任勉我學人」楹聯，還親自選定《中國大學國文教本》選文百篇，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入選，要學生精讀。
中國大學地處北平，與抗日後方隔絕，全校教職員待遇微薄，忍飢耐寒，拒絕敵人資助。中國大學堅持「我們是中國人的中國大學」，「為教育而教育」的辦學方針，獲得淪陷區愛國知識界的支持，爭以教授中國大學為榮，北方青年爭以就讀中國大學為榮。1937年8月後，留居平津各大專院校的一批堅持民族氣節、不與日偽合作的教師，紛紛被何其鞏校長聘到中國大學任教。
1941年美日宣戰後，又有一些大學停辦，燕京大學的齊思和、胡魯聲、張東蓀、嚴孟群、袁賢能、李汝祺，協和醫學院的裴文中、馮蘭州、臧玉淦、徐希帆、謝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國大學執教。其他如清華大學的褚聖麟、劉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鎦生、嚴東生，北平師范大學的陸宗達、王桐齡，天津南開大學的溫公頤、翁獨健、王之相、唐紀翔、孟昭威、孫人和、邸維周、王靜如等，他們寧肯以微薄工薪應聘到中國大學任教，拒絕到有豐厚待遇的日偽主辦的學校任職。
何其鞏校長抗戰開始即肩負了在敵占區造就青年的重任，堅持做到：「董事會及學校一切機構無變動；不受奴化支配，拒絕日偽分子，優待忠貞人士；學生自由講習，並運送抗日後方；學校證件，從未加蓋過偽印；對參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別掩護」。
抗戰爆發後，中國大學受國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繼續辦學。由於政府撥款中斷，學校只能由學費來維持。校長何其鞏與敵人周旋，想方設法按照國民政府的辦學方針把學校辦下去。教師忍受飢寒，不用敵人資助，堅持對學生進行愛國教育。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學校不但沒有關閉，反而得到發展。學校設立文、理、法三學院，系所由六個系增加到十個系，學生增至3000餘人。
曾在中大任教的名人有李大釗、藍公武、李達、吳承仕、黃松齡、曹靖華、楊秀峰、呂振羽。自中國大學畢業的名人有李兆麟、白乙化、齊燕銘、段君毅、董毓華、黃誠、任仲夷、楊易晨、張友漁、張致祥、浦潔修、徐才、李大偉等。可謂人才濟濟，為一時之盛。
1949年3月，中國大學因經費匱乏停辦，部分院系合並到華北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舍成為教育部辦公場所。王府大院，已被列為北京市級文保單位。
2. 李廣田的主政雲南大學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李廣田先生服從組織安排，調到地處邊疆而又條件艱苦的雲南大學擔任副校長，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當時雲南大學校長由雲南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將軍兼任）。這是他與昆明闊別5年後，重新踏上邊疆這塊熱土。從此，在他生命的最後16個春秋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他以滿腔的熱情和強烈的事業心治校辦學，竭盡全部心血，直至含冤去世。
「春光似海」 「盛世如花」 1962年3月，春城昆明圓通山海棠花、櫻花綻放，春花浪漫，春光滿目。著名詩人、文學家，前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曾以《花潮》韻筆，欣頌清平盛世，抒發喜悅心扉。李廣田於1952在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初期，自清華大學調任雲南大學副校長，主持學校日常工作。校長當時由雲南省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即副省長）周保中兼任。雖然繁雜的行政事務佔去了李廣田的多數時間、精力，但他仍狠抓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學質量。他認真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團結全校廣大知識分子和同事，以忠於教育事業的赤子之心和滿腔熱情去領導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及教學改革，出色地完成了思改後期的院系調整工作。李廣田曾這樣說：「我對於教育工作、文學工作是不厭倦的，我願意終生獻身於此。」
（一）屯田積沃 厲兵秣馬 「下喬木而居幽谷」么？
自1952年—1968年這16年的日子裡，李廣田再也沒有離開過雲南大學。40年代就有人說過，「雲大是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李廣田到雲大來，卻不是為了安身立命，他為學術的進步和發展，為文明、為文化精神的積淀及人類心智的探索而努力。為提高教學質量，他首先抓師資隊伍建設，指定有學問和教學經驗豐富的老教師親自「帶徒弟」，給青年教師補專業基礎知識，補外語和古漢語，送青年教師到校外進修，並親自主持「殿試」檢查對他們的培養效果。他曾忍辱負重護學生，雖自己被錯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仍然為幫助畢業分配後長期未能學用對口的學生而甘冒帽子「升格」風險，毅然給省委書記寫信，同時轉去幾位學生寫回學校傾訴委屈遭遇的來信，建議省委把他們調回重新分配工作；他曾為嚴格學生錄取標准親自把關，褒揚尊師美德，擎樹良好學習風尚，對庸碌度日者橫眉，褒獎學有創造的莘莘學子。……為抵制謬批「白專」、誤反「法權」、錯唱「對台戲」、詭吹「火燒中游」等不適的活動，李廣田不避風險，因而被錯誤地免除校長職務，下放食堂勞動，甚至掛黑牌游校園示眾等。他為提高工作效率而篩選幹部，為提高師資素質和學術水平而選賢任能，乃至破格或不拘一格拔萃菁華擢才俊，他都精細過濾，事必躬親。還有檢查體育課教學的新鮮事例，他必親自深入運動場館，首先檢核教學大綱、教案等文字資料，要求教師當眾做示範動作，講解要領，甚至要求教師詮釋並完成全部運動過程。 10餘年的艱辛務實、以身作則，李廣田的舉動深深喚起了一輩學人的良知、膽識和勇氣，去執著追求進取，遠離盲從愚昧。雲大人胸懷東陸大學「自尊、致知、正義、力行」校訓，秉承熊慶來雲南大學校歌創新求真的辦學思想（其歌曰：「太華巍巍，拔海千尋；滇池淼淼，萬山為襟，卓哉吾校，與其同高深，北極低懸赤道近，節候宜物復宜人。四時讀書好，探研境界更無垠，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以作我民，文明允臻。」），在教學、科研中知行並舉、不斷奮進。
（二）克勤務實 營造名苑
李廣田是新中國著名文學家和詩人，其文采經綸錦織，但他亦深知研究和發展自然科學對富民強國之重要，他非常重視理、工、醫、農各科的建設和發展。他堅信數理學科乃自然科學之基石和支柱，基石不堅，高樓何起？他曾心志若一，著力培養數理人才，上世紀50年代，他首開雲南大學破格拔萃之風，袁基富、李作新、王文亮、李熾、李永材、李德修等六位青年教師被提前晉升講師，他們均原出於理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諸系。李廣田積極支持物理系自行研究製造物理試驗儀器，撥資成立金工車間並為之配備技術人員。 雲大自造高精儀器成功，在全國院校引起巨大反響；1953年暑期，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副部長黃松齡親率全國10大名校（含北大、清華、南開、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諸校）校長、書記，蒞臨雲大會澤院召開現場學習觀摩大會。上百套囊括力、熱、聲、光、電、電子、無線電、核物理等方面的嶄新儀器陳列於會澤院一樓西頭的兩大間物理系實驗室（即當今會澤院一樓西頭之第一、第二會議室）內，供貴賓們盡興參觀。各大兄弟院校的貴賓們千里迢迢送來千重嘉許、萬般勉勵，鼓舞我校師職生員戒驕戒躁、百尺竿頭、輝豐再創。楊秀峰部長在講話中宣布：「高教部決定，由西南高教局即時撥款為雲南大學建蓋一座教學實驗綜合大樓以示表彰。」（該綜合大樓即為現今之數理館，於1954年動工興建並建成。）
上世紀60年代，曾有前蘇聯一個專家考察組來昆考察，他們對雲大數理館特別贊揚說：「在中國邊遠的雲南見到這么美麗新穎的建築，這是我們所沒有意料到的。從這幢建築可以想像設計師的水平，這樣的建築在現在的蘇聯還不過時，即使過三、四十年也不會過時。」
不寧唯是，也就在1953年，高教部曾直接組織了面對全國高校物理系，事先不予通知的突擊性四門重頭基礎理論課程（理論力學、電動力學、量子力學和統計物理學）的統一期末考試。統試結果見分曉時，雲南大學物理系成績優異，居前三名（即兩門第一、一門第二、一門第三）。於是，雙喜臨門：首啟研造儀器創舉、錦添統試成績拔萃，雲大物理系頓時「蜚聲遐邇」、全國出名，以後連續塑菁華之輩出，數十年而不衰。
李廣田身居雲大，更熟悉雲南的自然環境與天然資源狀況，號稱「植物王國」和「動物王國」的雲南，獨特的天時、地利，為設立相應的學科專業形成了得天獨厚的優裕條件。他積極幫助生物系對原有辦學及研究的深厚底蘊予以總結提高、擴幅提煉；在李廣田的持續「追蹤」關注下，經過生物系師生們的不懈努力，緊隨物理系在全國聲名鵲起之後，數理館理科又一系———生物系被拔居雲南大學踞全國的第二個名系。正是
廣田運籌 珠聯璧合 璟閣名卉 溢馨萬里
（三）諧美天然寶庫 導建時代專業
1956年，全國學習前蘇聯之風蔚然興起，李廣田接任雲南大學校長後，繼續選擇物理系籌建雲大第一個學科專業，即金屬物理專業（時稱金屬物理專門化）。老一輩學人，學識造詣高實的教學「台柱」楊桂宮先生（楊時為物理系主任，後為雲大副校長）、顧建中先生，以及胡維菁先生等理所當然地成為這第一個專業的教學和科學研究領域骨幹。
李廣田高瞻遠矚，「金屬物理專業」在雲大的設置，率先享用了雲南的礦藏資源條件，名副其實地諧和了三迤人民和全國人民對雲南「金屬王國」譽稱所寄予的開發願望；李廣田主校、辦校的16年中，雲大金屬物理專業向全省、全國輸送了許許多多的金屬冶金、設計、金屬材料質檢、應用，貴金屬及其合金的提純、合成（合金化），單晶的制備、晶體缺陷、乃至超微結構材料，真空冶金、提純、濺射噴鍍、低溫超導、高溫金相、納米技術、激光全息、激波、熱處理、核輻照、超聲波、電磁輻射、微波和射線（涵CT、PET和中子射線、核磁共振等）的非破壞檢測，以及它們的綜合應用等方面的綜合人才。
作為一校之長，李廣田稱得上是一位難得的優秀「管家婆婆」，雲大理科學生在他的嚴格要求下學好了專業知識，打好了數理基礎，練就一身過硬本領，畢業分配到全國各地，受到用人單位的好評。中國科學院北京物理研究所黨組書記兼常務所長、原國立雲南大學航空系教授、校五聯會主席郭佩珊先生是這樣說的：「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每年都向雲南大學要求分配一批理科畢業生，不論是物理系、數學系或是化學系的畢業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基礎扎實、工作勤奮、作風誠朴、好求上進。」因此不用幾年，他們的業務便上去了，成為所里各個研究室的業務骨幹。
（四）厚用館藏書 承傳大學精神
雲南大學圖書館是國內大學藏書較多的圖書館之一，歷來館內外文書籍和期刊雜志名類豐厚，英、俄、德、日、法語、阿拉伯語、拉丁語等語種文籍豐富，泰文、朝鮮文、越南文等亦不鮮見。李廣田鼓勵充分利用圖書館的外文期刊，他強調說：「大學必須大搞科學研究，外國人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對我們搞科研有啟迪作用，不可不讀。外語是閱讀的工具，必須充分掌握。」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從大學二年級起，上課的理科教師多數都用英語講授，做作業也基本上用英語，也有使用第二外國語的情況，如法文或德文。50年代後期，在向前蘇聯學習的日子裡，李廣田積極動員老師們用最短的時間掌握俄文，並親自組織俄文速成班，調部分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參加突擊俄文訓練，規定4周內學成，然後經考試（當堂筆譯理科俄文叢書若干頁，合數千字），合格發給證書（筆者後來做科研閱讀俄文期刊並翻譯出版了俄文譯著，全得益於廣田校長主持的「俄文速成班」之突擊學習）。
1955年，雲南大學的自然科學雜志《雲大科研簡訊》出刊，這應算是建國後雲南大學自然科學學報的前身，李廣田聘請時任理學院院長、負責科學研究的副教務長張其濬教授為雜志主編，定為雙月刊，主要刊載自然科學的科研成果。論文一經刊登，稿酬是比較高的；張其濬按李廣田的解釋說：「這既有鼓勵大家搞科研的作用，亦有獎勵的性質。」
當雲大人走過雲大數理館門前時，定然會看到愛因斯坦所說的話：「對真理和知識的追求並為之奮斗，是人的最高品質之一。」李廣田是具有這一最高品質的人。
3. 黑子無損於太陽的光輝的作文素材
據劉澤華教授說，1971年夏，為了批判陳伯達的假馬克思主義，南開組織了一個由牛星熙、郭士浩、封毓昌和他自己一共四人參加的小組，把一些可疑的書刊盡量找來審查。其中有一本《社會學大綱》，沒有署名，但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著作，是「河北商專」的教材，石印本，大約是上世紀30年代初印刷。由於陳伯達在那個時期活動於京津一帶，於是懷疑是他的著作。在查閱中，封毓昌發現這本書在論述「矛盾」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多有雷同之處。他不敢聲張，悄悄地讓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論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觀點上，有些語句幾乎相同。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議封把這件事弄清楚，封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會學大綱》的作者是楊秀峰，於是他給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楊秀峰去信詢問，楊讓其秘書給封回了信，證實了該書的作者確是楊秀峰，但同時轉述了楊的意見，此事不要提了，《大綱》中的論述也不是他的創見，是從蘇聯學者轉述過來的。但劉又多次請封從學術史的角度把事情寫出來，但封總說等等、等等，等到現在，人都老了，《社會學大綱》圖書館也不知去向，無法核對，以致封說，「不找麻煩了」。可是，並非發現者的劉澤華卻積極性很高，不僅不與「發現者」封毓昌商量核實，也不和當年四人小組其他兩個成員商量核實，就憑自己並不準確的記憶和印象將這事「寫出來」了，而且還鮮明地亮出了他的結論：「《矛盾論》有抄襲之嫌」！看來，劉教授是很有一些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的。
1.所謂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成了一樁無頭案
劉文上網後，有網友激於義憤，對劉文所謂的「《矛盾論》抄襲《社會學大綱》」問題迅速撰文進行了批駁，指出: 「《社會學大綱》是黨的一大代表、我國著名哲學家李達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筆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麼陳伯達，或者楊秀峰寫的。」文章還指出，「毛主席於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讀此書，批讀原件《讀李達著<社會學大綱>一書的批註》，現刊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7年5月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毛主席1938年2月1日開始的《讀書日記》，逐日記錄了他1月17日起讀《社會學大綱》的情況，從第1頁到第852頁，一頁不拉，到3月16日讀完。」而「《矛盾論》寫於1937年8月，此時他還根本沒有批讀《社會學大綱》！」文章並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本書從上海出版後寄送到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延安，三個月時間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寄送到了，一本854頁的書，毛主席要讀完、要「抄襲」，也根本來不及。」
不過，這一批駁也確實過於匆忙了一點。作者以為《社會學大綱》就是李達撰寫的一本，殊不知用《社會學大綱》這一書名寫書的不僅有李達，還有其他不少人。據我所知，許多資產階級社會家都曾用這一書名寫過他們的社會學教科書。我查了一下，在中國，用這個書名編寫或編譯過《社會學大綱》的人就可以數出一大串，他們是：孫本文、吳景超、潘菽、游嘉德、黃凌霜、吳澤霖、楊開道、朱聚仁、曹源文、李劍華、黃國璋等。當然，也有人用《社會學大綱》這個書名來寫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材。在這方面，李達當然是其中著名的一個，但也不是絕無僅有的一個。從世界范圍來說，最早把歷史唯物主義稱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是布哈林。他在1921年寫了一本《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其副標題就叫做「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材」。 他在該書 「導論」的第6節還專門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論述：「工人階級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學，它的名稱是歷史唯物主義。從根本上說，這一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它又叫作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或簡稱為『經濟唯物主義』。這種最富有獨創性的理論是人類思維和認識的最銳利武器。藉助於它，無產階級可以搞清楚社會生活和階級斗爭中一些最復雜的問題。藉助於它，共產黨人曾經正確地預言過戰爭、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預言過不同的政黨、集團和階級在人類所經歷的偉大變革中的作為。」而在此之前，「所謂『社會學』有時被理解為有關原始文化和人類共同生活基本形式（例如家庭）的起源的科學，有時被理解為有關形形色色『一般』社會現象的非常含糊不清的論述，有時被理解為不加批判地把社會同有機體類比（社會學中的有機論學派即生物學派）如此等等。」布哈林指出，「這些論調都是不正確的。首先，我們不應當從籠罩資產階級陣營的一片混亂中給我們製造混亂。歷史唯物主義處於怎樣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經濟學，也不是歷史。它是關於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一般學說，也就是社會學。其次，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研究歷史的方法，這一情況決不抹殺它作為社會學理論的意義。一門較為抽象的科學給不大抽象的科學提供觀點（即方法），這是很常見的。」（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布哈林的這些說法究竟對不對呢？列寧曾經給予布哈林以十分高度的褒揚，同時又給予他非常中肯的批評，說他「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頁）應該說，布哈林把社會學區分為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無產階級社會學，提倡以歷史唯物主義來指導社會科學的研究，這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取代某一門社會科學的研究，這就不符合辯證法了。我國30年代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哲學稱作社會學，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受布哈林上述觀點的影響。據我所知，不僅李達的哲學著作被稱作《社會學大綱》，1932年陳豹隱（即陳啟修，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因在國內被通緝，故改用此名，並流亡日本）寫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也用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這樣的書名。看來都與布哈林的上述觀點有關。新中國建立以後，1952年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在全國取消了社會學系，顯然也是受布哈林這個觀點的影響。應該說，認識社會學的階級性，劃清無產階級社會學和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界限，是完全正確的。就這一點來說，布哈林不愧是列寧所說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但是，把歷史唯物主義等同於無產階級的社會學，用哲學來取代具體的社會科學，那就正好應驗了列寧對他的批評：「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可以指導各個研究領域的具體科學，但卻不能取代各個領域的具體科學；可以用一般來指導特殊和個別，但不能用一般來取代特殊和個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界整風時曾說，「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頁）毛澤東的這句話，無疑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對於我們正確認識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是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在30年代，人們還缺乏這樣的認識，布哈林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的觀點還有很大的影響，那時的人們用「社會學」或「社會科學」表示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不奇怪了。
當人們一聽說《社會學大綱》就斷定是指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時，應該考慮一下，劉文所說的「抄襲」的具體內容是「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觀點」，可是查了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其中並未談到這些觀點。而且，劉文已經明確地說了，他所說的《社會學大綱》的作者是楊秀峰而並不是李達，並且此事還得到了當時仍健在的楊秀峰本人的確認。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以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來說事，就不免是張冠李戴（應說是「楊冠李戴」）、無的放矢了。
問題是，究竟有沒有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呢？我曾查了南京圖書館和南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無論是用「題名」《社會學大綱》還是用「責任者」楊秀峰都沒有搜索到這本書。在大學數字化圖書舘合作計劃（CADAL）資料庫里也沒有查到此書。結果，劉教授所說的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竟成了一樁無頭案。
2.楊秀峰的講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而不是什麼《社會學大綱》
無奈之下，只好又回到劉文。劉文在描述楊秀峰所編寫的這個《社會學大綱》時說，「沒有署名，但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著作，是『河北商專』的教材，石印本，大約是上世紀30年代初印刷。」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那應該是正式出版的書籍，但是我們從「沒有署名」，「是『河北商專』的教材，石印本」上又可以斷定，這是一本未經公開出版而由學校內部印行的講義。因為按照通常的做法，學校印發的講義一般都不署編寫教師的姓名，其印刷的方式多為油印，當然也可能有石印的，不過少之又少，至於鉛印的講義，恐怕只有個別的例外，一般是沒有的。對於油印，人們過去都很熟悉，只是在有了復印機後它才被淘汰。至於石印，那是一種由奧地利人在19世紀上半葉發明而於下半葉由傳教士傳入中國的印刷技術，其方法是將要印的內容用特製的化學材料書寫在專門的紙上，再將此紙覆蓋於平滑光潔的石板上並且加壓，然後再揭去此紙，要印的內容就「轉寫」到石板上了。最後再在石板上刷上油墨並送紙進行印刷，所需的印的印品就印在紙上了。石印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非常盛行，幾乎完全取代了傳統的雕版印刷。1902年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原富》就是由南洋公學石印的（參見拙作《關於嚴譯「原富」一書的幾個問題》，載《學術月刊》2003年第9期）。但是，到了30年代後，這種石板印刷又讓位於更先進的鉛字排版印刷，除了一些小印刷社在印一些數量不大的印品時仍沿用石印外，多數正式出版的書籍已不再使用這種印刷方式了。至於楊秀峰這份講義的印刷時間，劉說是「上世紀30年代初」，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因為30年代初的楊秀峰還在國外，根本就不在國內，怎麼可能在河北法商學院教書寫講義呢？根據楊秀峰的傳記材料，楊秀峰於1929年秋赴法國留學，進巴黎大學社會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於1930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9.18事變後，他因為領導當地華僑和中國留學生進行抗日示威遊行而遭到法國當局的拘捕，並於1932年2月被驅逐出境。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到蘇聯列寧學院學習。在列寧學院，他因反對王明對於陳郁（解放後曾任廣東省省長）的錯誤批評而遭迫害，被遣送到烏拉爾山的加里寧鐵礦做電工。1933年1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決定他回國到蘇區工作，因赴蘇區有困難，故又決定改以公開身份回國。為了增加一些在國外的經歷，以便更容易地取得公開的身份，他又游歷了德國和英國：他於1933年5月到柏林，並參加了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工作；同年底，他又輾轉赴倫敦，並參加了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工作。1934年3-4月，他從倫敦返回上海。因當時黨組織遭破壞而未能接上關系，遂又赴日本。直到這年10月才從日本回到天津。就是說，直到1934年10月，楊秀峰才真正回到中國，怎麼能說他在「30年代初」就寫出那份講義來呢？事實是，他回國後，先在河北法商學院任教，1935年以後又在北平師范大學、平大法商學院、中國大學、東北大學等校兼課，講授「社會主義史」、「近代產業發達史」、「中國政治史」、「國際政治」「現代政治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論」等課程，實際上是以教授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他講這些課程，由於觀點新穎並且能夠密切聯系實際，很受同學歡迎，被人們稱為「紅色教授」。與此同時，他還是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主要負責人之一，積極參加領導了平津的抗日救亡運動，直至1937年2月，因為有人告密，河北法商學院解散，而他也被國民黨反動派所通緝，並被北平師范大學所解聘。（侯剛、麻星甫：《楊秀峰在北京師范大學二三事》，載《回憶楊秀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0頁；麻星甫:《楊秀峰傳略》，載《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8頁）因此可以斷定，楊秀峰撰寫那本講義的時間，不是劉文說的「30年代初」，而只能是在1934年10月到1937年2月這段時間。
實際上，楊秀峰所編寫的講義的名稱，也並不如劉文所說是什麼《社會學大綱》，而是上面已經提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楊秀峰的這本講義雖然當時並未正式出版，各大圖書館也沒有收藏，但是，由於楊秀峰是一位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成立後曾經擔任過河北省省長、高等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無論在政界還是在教育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現在要找到楊秀峰編寫的這本講義其實也並不那麼困難，只是劉教授太缺少嚴肅認真的態度，一心想著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盡快「寫出來」，沒有下功夫做這件事罷了。當然，要說此事也有一定的難度，那也不是毫無道理，因為楊秀峰在30年代中期任教過的那個河北省法商學院早已不復存在，這當然會給找書帶來一定困難。但是，他曾任省長的河北省還在；他曾就讀過並且兼過課的北京師范大學至今依然存在，並且還是一所名校；他曾擔任過部長、院長和副主席的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國政協也都還在，人們當然不會忘記這位當年教育有方、品德高尚的紅色教授和知名校友，也不會忘記這位這位被徐向前稱為「人民的公僕」、被聶榮臻譽為「高風亮節 楷模永垂」、被宋任窮譽為「全黨楷模」的老一輩革命家。為了紀念楊秀峰誕生90周年和100周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了由彭真題字的《回憶楊秀峰》一書；北京師大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楊秀峰教育文選》一書，後又在1997年出版了《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而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楊秀峰文存》一書。在《楊秀峰教育文選》一書的附錄里曾提到楊秀峰在30年代中期所開設的各門課程，其中有一門課程就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在《楊秀峰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里還收錄了該校梁中義教授寫的一篇紹介性的文字——《珍貴的哲學文獻——〈社會科學方法論〉簡介》。粱在這篇紹介的文字里說，「早在12年前，北京師大校史研究室的麻星甫同志，為編輯出版老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楊秀峰同志的文集，送給我他的一本哲學講義讓我閱讀。我們認為這是珍貴的哲學文獻，還是單獨出版為好，因而未收集到文集中。但是，好事多磨，輾轉十多年也未能如願，愧對革命先輩。時至楊秀峰同志百年誕辰，北京師大決定舉辦紀念活動，才把此書加以兌現。」粱文還介紹了原講義的外觀：「封面上寫著：《社會科學方法論》，『二十四年度』即楊秀峰同志1935年學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教授時編寫的講義。距今已60年有餘。」差不多與此同時，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楊秀峰文存》，更加完整地收錄了楊秀峰一生的主要著述，《社會科學方法論》當然也在其中。不過從其題注看，兩書還有一些不同。《文存》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題注中說，「此為天津河北省法商學院授課提綱，該院及天津寰球印務局印行。」題下所注的出版時間也不一樣，括弧里注的是「1936年上半年」。（見《楊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頁）看來，這里所根據的就是「天津寰球印務局」印的「石印本」。至於題目下所標注的「1936年上半年」看起來比法商學院講義標注的「1935學年度」似乎要晚一些，但是「1935學年度」是從1935年9月開始的，它應該到1936年8月才結束，是包括「1936年上半年」在內的，二者其實並不矛盾。這樣一來，劉文所謂的楊秀峰寫的《社會學大綱》其實應該是他寫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就可以確認了。
照理說，劉文既然下了「《矛盾論》有抄襲之嫌」的結論，當然應該拿出證據來加以證明。劉說楊秀峰的這本書在論述『矛盾』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多有雷同之處」，他顯然應該將《矛盾論》和楊秀峰的講義進行具體的對照，指出《矛盾論》在哪些地方怎樣抄襲了楊秀峰的講義才是。但是，劉文卻只有斷語而沒有提供任何論據，而且據他的說法，這本講義「已經不知去向」。當時那麼鄭重其事的一件事，而且當事人都還健在，怎麼連書也弄得不知去向了呢？如果他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的話，也應該想方設法把書找到以後再談「雷同」和「抄襲之嫌」，為什麼要在沒有掌握必要證據的情況下，甚至連所謂「抄襲」的書名都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就如此急急忙忙地用污言穢語來醜化和污衊毛澤東和他的《矛盾論》呢？難道這是一個「最講認真」的共產黨人和為人師表的高校教師所應該做的嗎？
我們從前面梁中義的介紹和《楊秀峰文存》編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所作的題注里可以得知，現在北京師大出版社重印的《楊曉光社會科學方法論》和《楊秀峰文存》所收錄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其實也就是劉教授所謂的《社會學大綱》，盡管它們的名稱與劉教授所說的的名稱有所不同，但所說的作者和講義的內容卻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楊秀峰；而講義的內容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出現這個名稱問題，顯然是劉教授求勝心切，但卻不專心致志，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孟子•告子章句下》,《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32頁）把原本應該做的更重要的事情都忘記了，連書的名稱都搞錯了，哪裡還找得到書呢？此事不僅使劉教授自己大出洋相，還讓別人因為他的錯誤而白白地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在社會上留下了許多罵名。這是咎由自取，不能怪人的。
4. 曾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擔任教育部長的楊秀峰寫過《社會學大綱》嗎
《社會學大綱》是黨的一大代表、我國著名哲學家李達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筆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麼陳伯達，或者楊秀峰寫的。
毛主席於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讀此書，批讀原件《讀李達著<社會學大綱>一書的批註》，現刊於中亖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7年5月編輯出版的《毛亖澤東哲學批註集》。
毛主席1938年2月1日開始的《讀書日記》，逐日記錄了他1月17日起讀《社會學大綱》的情況，從第1頁到第852頁，一頁不拉，到3月16日讀完。此日記手稿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毛亖澤東哲學批註集》也有刊印。
毛主席的《矛盾論》寫於1937年8月，此時他還根本沒有批讀《社會學大綱》！
5. 2016年高考全國卷英語難不難，全國卷英語難度系數答案點評解讀
【望採納】
「今年的試卷（Ⅰ）與前兩年的試卷相比不偏、不怪。試卷難易適中，考點分布全面，梯度把握較好，遵循了英語考試說明，符合課程標準的要求。」2016年全國高考英語項結束後，山西太原的幾位英語老師不約而同的表示。
山西省實驗中學 王秀萍
「今年的試卷側重對學生綜合能力的考查，較好地體現了《教學大綱》和《考試大綱》的要求。對中學英語教學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王秀萍老師說。
閱讀理解注重考查了學生綜合運用所學語言知識的能力，重點考查了學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概括能力，邏輯推理能力等。
從題材、體裁看，A篇為應用文，簡要介紹四位傑出女性的社會貢獻；B篇為社會生活說明文，介紹了美國老年人開始照顧下一代的潮流；C篇為記敘文，通過自述的形式介紹了運送造血幹細胞志願者的經歷；D篇為說明文，介紹了「沉默」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含義；七選五為一篇介紹網路加密的說明文。
從題型來看，主旨大意1題（35）； 推理判斷1題（24）；猜詞1題（29）； 細節12題（ 21，22，23，25，26，27，28，30，31，32，33，34）。
從能力考查來看，整體上偏重對文章事實細節的考查。重點考查學生對文本信息的理解以及對選項句意的理解。其中，主要體現在選項的命制上，除採用同義句、近義句的形式，部分選項還採用了歸納概括的方式，注重考查學生對語言形式和意義的理解。
完形填空主要考查學生結合文意，對詞語用法的掌握情況。整體難度適中。試題為一篇記敘文。講述了見義勇為的司機Larry及時撲滅出事汽車大火的事跡。
語篇填空考查學生在具體篇章或對話中，識別語法現象和運用語言知識的能力。其中65題，需要考生通過閱讀文章，把握文章內在邏輯才可以完成。其他小題從每句話中都較容易判斷並完成。
短文改錯試題覆蓋了學生的知識重點和易錯點。其中， 對學生把握英文句子結構作了重點考查。考點涉及冠詞、代詞指代一致、動詞時態一致、被動語態、賓語從句連接詞、狀語從句連詞、並列連詞、介詞、詞性變化以及形容詞、副詞轉化的問題。其中將honest( adj. ) 改為honesty (n.) 是學生的難點。
書面表達與以往試題類似，立足學生生活實際，要求寫一封信，請外教幫忙修改申請信和簡歷的文字及格式。內容貼近學生生活實際，難度適中，題目要求清晰、明確。學生容易上手，不容易跑題、偏題。難度在於如何添加有效信息，使文章內容充實、用詞得體，交際有效。
「綜上所述，2016年全國課標卷I突出了在語言運用方面的考查。不難發現，閱讀能力仍然是高考試卷中考查的重點。同時注重在語境中考查學生對詞語的掌握能力和理解能力。閱讀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需要扎實的語言基礎知識。對於2017年的考生而言， 注重基礎知識的掌握和對於語言知識的實際運用是高考取得好成績的保證。同時，考生應該加強時文閱讀訓練，選擇內容新、語言新的語料，在語言實踐中提高自身的語言素養，掌握英語語言的規律，以提高語言實際運用能力。」
山大附中 楊秀峰
老師表示：「今年的試卷不僅注重考查學生對英語語言基礎知識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而且強化了考生在特定語言環境中綜合運用語言知識的能力。同時考卷滲透了時代氣息和人文思想，傳播了正能量。」
聽力部分選材多是學生熟悉的日常交際場景，基本沒有生僻詞語，語速適中，考生們可以藉助播放聽力前的時間，通過讀題猜測文章可能所涉及的內容，有助於直接找到考點。側重考查考生在規定時間內對聽到的語料的反應能力和理解能力。但是因為不計入總分只作高校錄取時的參考，所以很多考生不太重視。
閱讀理解主要考查學生獲取信息的能力、預測推斷的能力和分析概括的能力。考生不僅要能正確理解文章的表層意思，還要能通過表層意思去合理推斷、挖掘文章的隱含意義。這是對考生知識儲備和心理素質的綜合檢測。今年全國Ⅰ卷秉承了多年來的一貫特點：
體裁多樣
閱讀理解的選材通常有記敘文（C 篇）、說明文（D 篇和七選五）和議論文（B 篇）；同時應用文（A 篇類似於應用文）的選材也比較常見。
題材豐富
閱讀理解注重題材的多樣化、現代化和生活化。選材多源於國外的英文圖書、報刊、網路媒體，語言地道純正，具有鮮明的英語語言文化特點。常見的題材有廣告信息類（A篇）、社會現象類（B篇）、逸聞趣事類（C篇）、政經文化類(D篇)、科普知識類(七選五)、健康環保類、人物傳記類、歷史地理類、教育科技類、新聞報道類和日常生活類等等。
題型穩定
高考閱讀理解的題型一直比較穩定，通常有四大類：事實細節題為主（直接信息理解題21、23、26、30、31、33、34；間接信息轉化題22、25、27、32）；主旨題（35）；推斷題（24、28）；釋義題（29）。
七選五介紹了密碼技術相關的知識，考查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但總體難度不大，學生通過抓住關鍵詞、分析語段的結構、意思的順延等基本上能定位答案。
句子結構復雜
雖然相對於前兩年今年高考閱讀理解在詞彙運用和句子結構方面難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長難的句子影響到考生對文章意義的理解。如B篇中句子 「In the 1960s we were all a little wild and couldn』t get away from home far enough or fast enough to prove we could do it on our own,」 如果考生對於固定的結構「...can』t ...enough to do...（再......也不過分）」不理解肯定會將27題答案選錯。
完形填空主要考察學生對語篇的理解能力、使用詞彙和運用語法知識的能力。做這種題型時考生不能孤立地解決每一個問題，因為完形填空中的每一處空白在內容上都與上下文密切相關。一處空白的失誤有時會導致對通篇文章的錯誤理解。今年的完形填空的體裁為記敘文，講述的是一位司機路上遇到發生事故的車輛並且英勇施救的故事。大多數考生都認為難度不太大，比較容易得分。詞語方面考查的重點仍然是實詞為主，其中7個動詞或動詞短語，4個名詞，3個形容詞，1個副詞，1個代詞，3個連詞，1個介詞短語。要求考生要有相應的詞語辨析、句法結構、邏輯推理，歸納概括、語篇理解、情景運用和文化、生活常識方面的能力。如41題：對於「travel」用作「前行，移動」這個意思學生不是很熟悉，很容易勿選touring；42題：如果不能明辨「passengers」和「customers」的差異，肯定會選錯答案；又如44和45題：如果不聯繫上下、如果沒有基本的生活常識就不可能選擇「another」和「flames」。
短文改錯語言明白易懂，基本不會涉及生僻的語言現象和繁雜的語言結構，內容和難度略低於學生的寫作水平。從詞法、句法、語篇結構考查學生能力。今年的考題涉及到詞法相關的有名詞和形容詞之間的轉換honest改為honesty、動詞短語dream of、冠詞a的添加、副詞steadily搭配動詞；句法相關的有名詞性從句中that改成where、被動語態的使用are used、；語篇結構相關的有上下文中平行結構的把握連詞but 的刪減、or改成and、上下文時態一致had 改為have、代詞指代要明確our改成his。
書面表達繼承前兩年的風格：依然是可以應用英語的場景、依然是書信體，依然是半開放的作文。試題內容為給外教寫信，請她修改你附的申請書和個人簡歷。有助於考生發揮自己的想像空間、展示個人能力。考生有話可說，較好把握，但對表達的流利性和順暢性要求較高
6. 石家莊政法職業學院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是經教育部批准設立的公辦全日制普通學校。
一、河北政法職業學院位於友誼北大街569號
二、石家莊政法職業學院附近公交站
政法西院途徑公交有113路;171路
武警指揮學院途徑公交有113路;171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