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兩宋理學的形成及發展
經過周敦頤、張載、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便大體形成。而理學作為一種典型的形態正式形成，還要歸功於 " 洛學 " 的興起。洛學是宋明理學中的重要學派，由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所開辟。前面說過，二程與張載有著親戚關系，他們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張載的思想影響，但從根本上說，二程的思想具有相當的獨創性，不僅別具一格，而且自成體系，特別是他們進一步擺脫了道教的影響而回歸到儒學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理學的正統與典型形態。
當然，二程的思想並非絕對一致，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二人之間的分歧也並不算小。先看程穎，程顥為程頤的胞兄，人稱明道先生。其學據《宋史》本傳說，是以述仁為主，力主 "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盡性至命，本於孝悌，窮神知化，通於禮樂，是儒學道統的真正傳人。乃弟程頤評價道： "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 至於程頤，於書無所不讀，以《中庸》、《論語》、《孟子》、《大學》為基本途徑，而達於 " 六經 " 。其為人不苟言笑，一副聖人派頭。
性格及行為方式的差異對於二程來說尚是次要問題，從學術史的觀點來觀察，他們之間的理論區別可能更有意義。雖然他們二人都是理學的創建者；但是他們對於 " 理 " 的理解卻是同中有異。
程顥認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趨勢，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 " ；對於 " 道 " 與 " 器 " ，則認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將道視為無始無終的萬物主宰。強調 " 天人本無二 " ，人心與萬物不可分，人心本無內外，天地萬物皆與我渾然一體。只要 " 誠敬存之 " ，使心寂然無事， " 郭然大公 " ，內外兩忘，便可以達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強調 " 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為天理內在於心中，窮理盡性， " 當處便識取，更不可外求 "," 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闊無根，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 顯然，按照程顥的理解，理心一體，萬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們不須去認識客觀世界，而只需認識自心即可。這不僅上承周敦頤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開啟了此後的陸王心學。
而程頤則不然。程頤認為，所謂 " 理 " ，重在指客觀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都是因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須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萬物之理，而萬物之理就是一個天理。顯然，這種主張雖說與程顥的主張並不根本沖突，但差別卻是極其明顯的。在氣與道的關系問題上，程頤以為離開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是道。陰陽者，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為此，程頤特別強調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區別，以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觀性，此點顯然與程顥的見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間的不同是一種本然事實，但是這種不同並不影響他們在創建理學的過程中的相同點，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他們的不同只是細節，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論，盡管程顥說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的 " ，然而從實際情況看，他們二人在天理問題上基本一致，都是將天理作為宇宙本體，並把全部學說建立在天理的基礎上，從而開創了宋明理學的新體系。
理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早在先秦時期業已出現，《易·系辭上》有 "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 ，這兒的理便明顯具有事物的規律的含義。再如《孟子》所說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謂理也，義也。 " 這里的理便具有準則的含義。而且，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理作為哲學概念基本上是與氣的含義相一致，即中國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將氣視為世界的本原。這樣一來，理、氣三字便不是相對待而存在，而是有點理氣不分。二程的貢獻是將理氣的性質與功能作了明確區分，並將二者視為一組相對立的基本概念。當然，這一點在程顥的思想體系中表現得尚不明顯，但在程頤的思想體系中則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程頤認為，理是精神的實體，是宇宙萬物產生的根源， "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也就是說，理是無形的，天地萬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體現，受理的支配，理比萬物更實在，更根本，更具有本體的意義。舉天地之間萬物萬事只是一個理，這個理既是客觀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則，也是超越於客觀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實體。
至於氣，二程認為，氣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為有形的物質實體，氣來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氣；有此氣才有此形。因而理氣二者雖不可分，但二者實有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別。
如果二程僅僅將理氣作如此的區分，問題或許並沒有多麼復雜。然而由於他們將本體論的問題引進人性論和修養論，遂使問題變得並不那麼簡單。其中最著名的命題便是天理與人慾的絕對對立。在二程看來，天理是道德本體，倫理道德是天理的具體體現和主要內容，因而要求 "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 " ； " 禮者，理也，文也。 " 換言之，這種理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等級秩序所要求的人倫規范， " 父子君臣，天下諸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 " ； "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個以仁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學倫理精神體系便基本形成。
本來，強調天理的人倫性質應該說具有人本主義的意義，因為它肯定人的慾望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然而由於二程將天理與人慾絕對對立，並以天理遏制人慾，遂使其天理說具有明顯的非理性色彩。在這一點上，二程實際上是接著孟子以及張載的意見往下說，其理論的致誤之由也主要源於此。那就是將人性一分為二，即所謂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在他們看來，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體現，因此，可以說性即理；而氣質之性是人愛生之後形成的，因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是氣在生成過程中與生俱來的，故而又稱性即氣。為此他們將天理絕對化，將物慾非道德化，並使二者絕對對立，強調個體道德對社會倫理的絕對認同，從而提出 " 存天理、滅人慾 " 的口號，以此化解個體與社會、個體慾望與社會秩序之間的矛盾。
" 存天理，滅人慾 " 是二程理學的最高境界，也是其倫理修養的最高要求。那麼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和要求呢 ? 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義 " 與 " 克己改過 " 的主張。在他們看來，道教的絕聖棄智與佛教的生禪入定只能達到寂滅浪靜的初級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無法達到存理滅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靜的方法，便很容易達到對倫理綱常的敬畏心，從而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感，並能真心實意地去履行社會公認的道德規范，達到 " 慎獨 " 的精神境界，以虔誠的心理專一於天理。這樣，天理才能存在，人慾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倫理規范才能變為現實。至此二程完成理學思想體系的基本建構，從而成為理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門人、門戶並不明顯，學大程者，亦師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畢竟有所不同，於是門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學術造詣各不相同。其後學最著者，有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臨等所謂 " 程門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當數謝、楊二人。二程的學術也王要是經過他們的傳播而流傳到南方，並最終形成以朱熹學術為主體的新儒學，開啟儒學史上的新篇章。
楊時號龜山，在程門弟子中是最為有名的，深得二程賞識。據《龜山先生年譜》記載， " 時明道之門，皆西北士，最後 ( 楊時）先生與建安游定夫酢，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說，明道最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獨以大賓敬先生。後辭歸，明道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見程顥對楊時學術的推崇。
就場時學術的本身而言，其特徵在於基本上不提佛學與道教，而更著力於儒家經典本身的探討，他多次強調，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 " 故而他著力從儒家經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闡發新文，格外重視《周易》和《中庸》，以為《中庸》合內外之道，精義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為聖學之淵源，為入德之大方。其學南渡之後，傳於羅從彥，羅傳於李侗，三傳而至朱熹。由此可見，楊時在理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門弟子中，與楊時地位相當的是上蔡謝良佐。明清之際學者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上蔡學案》中評價說： " 程門高弟子，竊以上蔡為第一 " ； " 上蔡在程門中英果明決，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發明師說者也。 " 也恰恰在這一點上，上蔡學術深受後人詬病，朱熹便說：上蔡論仁說覺， " 分明是禪 " 。
和謝良佐學術相類似的是游酢。作為程門弟子，游酢為學也有明顯的偏禪傾向，以為禪宗所說，當時儒家學者並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禪儒異同，必須親自閱讀佛教經典。他說： " 前輩往往不看佛書，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從禪師游，幾成程門 " 罪人 " 。
至於呂大臨，初學張載，張載去世後，改從二程學，是有名的藍田呂氏三兄弟 ( 大臨為小弟，其兄為大防、大鈞）之一。其為人深淳近道，其為學以防檢窮索為宗旨。以為君子之為學，主要在於變化氣質，以赤子之心為良心，以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養功夫在於存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門四先生稍後一些或三傳弟子有胡宏、李侗、張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國之季子，安國雖未及二程之門，但由於其與謝良性、暢時、游醉等人 " 義兼師友 " ，乃 " 私淑洛學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學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說，幾與楊時的地位相埒。安國竭力倡導 " 窮理盡性 " 之學，又以治《春秋》學見長。所著《春秋傳》三十卷深得官方贊賞，宋高宗以為其書 " 深得聖人之旨 " ，為元、明兩朝科舉取士的官方經文定本，對後代具有相當的影響。胡宏在繼承家學的同時，又從楊時、侯師良 ( 侯仲良）問學，優游衡山之下二十餘年，潛心玩索，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關心國事，力主收復中原。其學以論心性為基本特色，分析頗為精細，以為心由性而分，以性為本體，主張性體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發而派生出來的。故而強調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即心是性的體現，性是被體現者。性是內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現。由此可見，胡宏把心與理排除在宇宙本體之外，只有性才被賦予宇宙本體的屬性而被置於心與理之上。這樣一來，胡宏對心、性、理等理學概念的解釋都頗有新又，一方面超過了洛學已有的范圍，有所創建；另一方面，這種超越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是對洛學的背叛，故而後來張拭、呂祖謙、朱熹等人都一直懷疑胡宏之學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屬程學。不過，也正是由於胡宏思想的獨創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時期成為開湖湘學統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師，學者稱延平先生。由於其為南劍州劍浦人，因而又與乃師羅從彥及楊時並稱 " 南劍三先生 " 。羅從彥原從楊時問學，又直接師事程頤，後人羅浮山靜坐，為學以主靜為宗，常教人 " 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 。年二十四開始從學羅從彥，退而屏居，終生不仕，謝絕世故幾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問而有《延平答問》。李侗之學以主靜為主，動輒教人靜坐，以體認大本末發之前之氣象，以達灑然之境。初學時，默坐澄心，以驗喜怒哀樂末發之前之氣象，久而用力，便會 " 理與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此；如此便能達到涵養的純熟境界，即「渾然氣象」，真有所見， " 雖一毫私慾之發，亦聽退矣 " 。對於程頤的 " 理一分殊 " 之說，李侗格外重視，以為是區分儒學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標志。他說： " 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 據此可知李侗之學大體能繼承程頤的學說而又有些微發展。
至於張九成，雖然也是理學發展過程中從二程到朱陸的關鍵性人物，但其思想傾向則明顯地表現出援佛大儒。他是楊時的門人，是二程的再傳弟子，所思經學，多與訓解，然其早年多從佛者游，受禪學的影響頗深，向為學者訴病。黃震批評道，蓋楊時言禪學，每每明言禪學，尚算是直情徑行，然而張九成則 " 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為禪，是為以偽易真，鮮不惑矣。朱熹更斥其書為 " 洪水猛獸 " ，以為張九成雖學於楊時，然而最終是 " 逃儒以歸於釋 " ，其所論 " 皆陽儒而陰釋 "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張九成在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尚能保持洛學的傳統，其 " 天理論 " 、 " 格物說」以及 " 慎獨說 " 等等，都能照著二程往下說。其天理論認為，萬物皆有理， " 天下無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義也 "," 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間。日用之中，天理每於此而發見。其格物論強調， "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窮一事之理以通萬事之理 "," 是故於一念之微，一事之間，一物之上，無不原其始而究其終，察其微而馳其著，通其一而行其萬，則又收萬以歸一 " 。即通過對萬事萬物之窮究，而後了悟萬理出於一理，顯然這是程頤所謂 "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窮理 " 的原初本意。至於通其一而行其萬，便是先了悟萬物出於一理，而後遇萬事萬物自然通曉。
此後，陸九淵強調的正是這一點，即以為心即理，只要明心，則一切皆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九成對格物窮理的發揮，正是從二程轉向陸九淵的一個重要環節。關於張九成的慎獨說，主要是受楊時的思想影響，而後又有新的發揮。他強調，君子慎其獨， " 禮在於是則寂然不動之時也，喜怒哀樂末發之時也。《易》所謂『敬以直內』也。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有得於此未可已也。釋氏疑近之矣，然於此而不進 " ；與此同時，他還強調， " 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末發以前者也，所以謂之中。 " 也就是說，張九成所謂的慎獨境界，就是所謂 " 中 " ，就是所謂 " 性 " ，就是所謂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樂未發時寂然不動的心理狀態。這種狀態近似於禪宗所謂 " 善惡雖殊，本性無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釋氏 " 於此而不進 " ，而張九成則更進一步，不僅將慎獨作為一種境界，而且作為一種功夫， " 有得於此未可已也 " ，即達到這種境界後，還要有所行動，以完成 " 修齊治平 " 的聖人事業。
㈡ 宋代著名的理學家有哪些
1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紫陽等。徽州婺源人。是宋代著名的理學家,對經版、權史、文學、樂律等有較大貢獻。有《晦庵詞》。
2 楊時(1053--1135年),字行可,後改字中立，號龜山，宋代將樂縣人，是我國著名的理學家。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登徐鐸榜進士，歷任州一級的司法、防禦推官、教授、通判等職，還擔任過知縣、秘書郎、著作郎、徑筵、左諫議大夫、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等。
3 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書齋名「存」，世人稱存齋先生，因其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稱象山先生，宋金溪陸坊青田村人。在「金溪三陸」中最負盛名，是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
4黃干(1152—1221)字勉齋,閩三山(今福建福州市)人,宋理學家朱熹四大弟子之一,配享廟祀。
㈢ 宋代理學內容
宋代哲學的主流，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又可稱為道學。因理學家主要討論的內容為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北宋時期的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周敦頤為宋代理學的開山祖，他將道家無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闡述了理學的基本概念與思想體系。邵雍是先天象數之學的創始人，並使之成為理學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張載則發展了氣一元論思想，為古代中國辯證法兩一學說的集成者。二程兄弟是理學的重要代表，他們為北宋的理學思想奠定了基礎。宋代理學思想以理為萬事萬物的本源，又稱為天理，承認事物的變化。但認為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還闡述了天人關系等問題，堅持天人相與的命題。在認識論上比較重視精緻的先驗論認識論，以格物致知為基本命題概念，講求窮理。南宋學者朱熹與陸九淵是理學的發展者。朱熹也是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學體系的完善與闡發上有特殊貢獻。他承續了二程的思想，認為理是存在的基礎，物質性的氣是第二性的，"'理在先，氣在後'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語類》)，理的最高境界為太極。但他又認為理無氣則不存，氣無理亦不能存，二者緊密相關。陸九淵為主觀唯心主義理學派別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多與朱熹對立，二人曾發生激烈的辯論。他反對朱熹的讀書明理，觀察萬物以窮理的思想，認為這些均屬支離事業，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題。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為核心，把格物致知的命題變為易簡功夫，主張發明人之本心，反對著述立說與博取群書。宋代理學的這兩派對後來影響較大，王陽明為明代理學代表，他基本上承續了陸九淵一派思想，對後代影響巨大。
折疊
㈣ 宋代理學的含義是
代哲學的主流，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又可稱為道學。因理學家主要討論的內容為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北宋時期的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周敦頤為宋代理學的開山祖，他將道家無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闡述了理學的基本概念與思想體系。邵雍是先天象數之學的創始人，並使之成為理學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張載則發展了氣一元論思想，為古代中國辯證法兩一學說的集成者。二程兄弟是理學的重要代表，他們為北宋的理學思想奠定了基礎。宋代理學思想以理為萬事萬物的本源，又稱為天理，承認事物的變化。但認為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還闡述了天人關系等問題，堅持天人相與的命題。在認識論上比較重視精緻的先驗論認識論，以格物致知為基本命題概念，講求窮理。南宋學者朱熹與陸九淵是理學的發展者。朱熹也是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學體系的完善與闡發上有特殊貢獻。他承續了二程的思想，認為理是存在的基礎，物質性的氣是第二性的，「『理在先，氣在後』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語類》），理的最高境界為太極。但他又認為理無氣則不存，氣無理亦不能存，二者緊密相關。陸九淵為主觀唯心主義理學派別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多與朱熹對立，二人曾發生激烈的辯論。他反對朱熹的讀書明理，觀察萬物以窮理的思想，認為這些均屬支離事業，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題。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為核心，把格物致知的命題變為易簡功夫，主張發明人之本心，反對著述立說與博取群書。宋代理學的這兩派對後來影響較大，王陽明為明代理學代表，他基本上承續了陸九淵一派思想，對後代影響巨大。
㈤ 兩宋時期的理學有誰
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次還有王陽明，程頤等
㈥ 宋代理學的發展概況及特點
北宋時期的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周敦頤為宋代理學的開山祖，他將道家無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闡述了理學的基本概念與思想體系。
邵雍是先天象數之學的創始人，並使之成為理學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張載則發展了氣一元論思想，為古代中國辯證法兩一學說的集成者。
二程兄弟是理學的重要代表，他們為北宋的理學思想奠定了基礎。宋代理學思想以理為萬事萬物的本源，又稱為天理，承認事物的變化。但認為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還闡述了天人關系等問題，堅持天人相與的命題。
在世界觀上，認為宇宙萬物是由「理」和「氣」兩個方面構成，理先氣後，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觀點。在認識論上，比較重視精緻的先驗論認識論，以格物致知為基本命題概念，講求窮理。
(6)理學兩宋擴展閱讀：
「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這幾句話說明，「理學」(道學)的作用，在宋代並未得到充分發揮，甚至還受到壓制。但它在當時的作用，仍不可輕視。
儒家學說，自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其地位一落千丈，歷經五代，每況愈下。到宋代，經眾多學人，特別是理學家們的巨大努力，方才得以重新振興。可以說，這是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對儒學從理論到實踐的真正回歸與變新。
理學在宋代官方的地位，很長一段時間並不顯赫。相反，卻是受到壓制打擊的情況居多。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它不斷發展完善、逐步占據主導的進程。
宋初「三先生」中，孫復、胡瑗皆為布衣，石介又因個人性格、政治見解與權貴不和而受到壓抑，所幸他們都以奉儒講學為業，而且都曾任教於太學，這對於振興儒學、端正世風大有裨益。
尤其是胡瑗在為學校建章立制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功德無量的事情。關於胡瑗的貢獻，他的學生劉彝曾就「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的提問，回答過神宗皇帝:胡瑗以道徳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
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至此，理學由北宋周、程以來事實上的社會主導學說，成為名副其實的官方哲學。理學的官方正統地位，此後再也沒有受到真正的威脅，直到中國封建社會的終結。
㈦ 兩宋理學為什麼又稱為程朱理學
因為宋代理學的奠基人是北宋的程顥、程頤兄弟。
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
所以又叫做程朱理學。
㈧ 兩宋時期的理學有誰
張載（1020——1077），北宋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
程顥和程頤：程顥(公元版1032年——1085年)，字伯淳，權又稱明道先生；程頤(公元1033年——1107年)，字正叔，又稱伊川先生。被世人稱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
朱熹（1130.9.15—1200.4.23），南宋著名理學家，理學的集大成者，著有《四書章句集注》。
陸九淵（1139年—1193年），世人稱存齋先生。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明兩代「心學」 的開山之祖。心學是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或者說是派別。
㈨ 宋朝理學對宋朝的影響
理學是兩宋時期產生的主要哲學流派,又稱道學。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至南宋末期被採納為官方哲學。
重要的理學家有北宋五子、南宋的楊時、朱熹、柴中行、陸九淵、林希逸以及元朝吳澄、許衡、劉因、 郝經、姚樞，廉希憲，張文謙，劉秉忠、趙汸、汪克寬、華幼武、吳海、戴良、李祁、張憲、梁寅、蘇天爵、張昶等等、明朝陳獻章、湛若水、王守仁、朱得之等，廣義上包含三蘇、王安石、司馬光等人。
他們哲學的中心觀念是「理」，把「理」說成是產生世界萬物的精神的東西。理學的出現對後世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