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公知的要求
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群體的變化，能夠像知識分子的變化那樣隱喻「社會」的結構裂變。如今，「公知」一詞迅速貶值，甚至成為了被公眾戲謔的對象。然而真正為知識人所痛心的，卻是這泥沙俱下眾聲喧嘩之中，無法被清晰辨認的操守與良心。
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標准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其中大學教授、作家、媒體人佔了絕大部分。公知們往往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以治理天下為己任，所以非常關心一些所謂的公共事務，自認為是真正排除個人利益干擾而站在集體或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發言。所以人們發現公知們在很多問題上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批評政府，因而贏得了較高的公信力。
然而，關於「公知」的微詞不少，說他們貌似公正博學，以評判天下為己任，視政府和百姓問題多多，自認擔綱啟蒙責任，實則搖擺不定、肩膀不鐵、骨頭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網路輿論甚至罵之為「母知」。且不說這種評價是否包羅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狀而言，其實也只不過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老毛病。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而對於「公知」的精神，則是我們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2004年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說這些先生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著名評論人曹宗國在《公知與士節》的文章中說，他們是否堪當此評姑且不論，就這定義本身的內涵而言，也不過是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並指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名詞兒看起來挺有現代民主和「精英治國」的味兒，其實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按照儒家倡導的「士」的精神來培養和要求所有讀書人的，可以說中國最具有「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傳統。
在文中，曹宗國詳細論述了幾千年來中國都按「公知」的要求培養讀書人。在古代，當年孔子辦學的培養目標就是「士」。他的學生精通「六藝」，當然就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帶著一群研究生游說各國，也就是「進言社會」，他自己擔任魯國國相並號召大家都「學而優則仕」，無疑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而後世儒家在《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明確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會職責。孟子說「士」就是「無恆產而有恆心」，就是「士」要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保持獨立的人格。他還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價值，只是後世和今世的人們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節」的問題忽略了。其實，把孔子的「肉體」和孟子的「骨頭」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別是後來一些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英之士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表達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歷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是如此，在現代劃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其精神價值和文化傳統也一直在發生影響。可以說，「公知」精神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價值目標，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種優秀文化傳統，但問題是公共知識分子這種代表社會精英階層的群體，逐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說一個人是「公知」，已經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甚至還衍生出了「母知」的戲謔、調侃的名詞。公共知識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報》2004年6月19日發表文章指出，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研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范圍之內活動。另一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共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共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共利益、社會共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正如學者許紀霖（微博）所指出的：「這種學院化的專業趨勢，形成了知識分子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斷裂。在其內部，原先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一個個細微的蜂窩狀專業領地，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領域和共同的知識旨趣。在其外部，由於專業知識分子改變了寫作姿態，面向學院，背對公眾，他們與公共讀者的有機聯系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一個封閉的、孤芳自賞的階層。」
21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密集談論，實際上是對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分子群體蛻變狀況的嚴重不滿。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
但2011年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在互聯網和大眾媒體中開始被簡稱為「公知」。當「公共知識分子」被簡稱為「公知」的那一刻起，這一名稱就被嚴重貶低了。
縱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士」到「公知」的文化傳承和時代變遷，曹宗國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卻「公」不起來，「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正直人格，缺乏「士節」。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當代中國需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獨立思想、批評精神與人文關懷。
首先，知識分子不應從「學而優則仕」的立場出發，以從政入仕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無欲則剛」，只有和現實的權力距離較遠，才有可能對社會公權保持質疑的立場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對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權濫用的警惕，才有可能從思想啟蒙、思想批判的立場致力於社會的法制建設。對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來說，進行憲政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拷問應是超越個體利益的一種社會責任。這是識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真偽的試金石。
一般來說，公共知識分子和專業型知識分子相比，其內涵具有明顯的不同點。其一，公共知識分子具有相對獨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們以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來看待現實社會，是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其三，他們將關注世界、國家、人類、民族、社會的公益之事，視為自身義不容辭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其四，他們把是否將對人類社會的人文關懷付諸於實踐提高到個人道德高低的判別標准，即所謂「鐵肩擔道義」；其五，他們對現存的各種知識體系、觀念體系存在一種本能的懷疑和批判；其六，他們往往會藉助於職業平台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以此來影響社會各階層的思想選擇和價值取向。他們本身也成為社會公眾心目中的一種社會良知、社會理性的楷模；其七，他們更多地是從社會契約理性的高度，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精神來探索終極答案和完滿境界。具有這些特徵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法制社會里有可能成為一種相對獨立、具有很大社會影響和能量、代表社會的良知和人類理想的社會階層。
其次，公共知識分子應是一個職業道德操守優良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評價標准不僅體現在對信仰和理想的堅定性和實踐性，體現在他們的思想和批判的獨立性，而且也表現在他們個人的道德表現和職業道德的水平。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使他們成為社會公眾人物，社會公眾對他們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標準的要求遠比對一般職業知識分子的要求為高，往往是從社會公德的角度，提高到個人道德必須為社會負責的高度進行審視和評價。社會公眾不能容忍一個職業道德敗壞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上大談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大談社會誠信和社會公德的重要性，大談社會的公平、公正。對職業知識分子職業道德缺陷的批評、剖析是公共知識分子一個重要的社會責任。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必須面對社會公眾的審視和批判，必須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會公眾公開懺悔的勇氣。因為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是公開的，所以他們接受社會公眾的審視和監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識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會公眾人物的「紅利」，另一方面卻拒絕承擔社會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作為社會公眾人物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作偽最為社會公眾所不齒，認為這是對現代文明的公開褻瀆。
第三，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僅要展現思想魅力，更應該通過行動踐履。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具備的知識，使他們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比其他社會成員高。他們的人文關懷就是以人類基本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為前提，從而對人類、國家、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表現出深切的關注。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公共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人類生存實態的憂慮，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對特權群體的監督。公眾知識分子在各種場合表達人文關懷時，更多的是從思想、理論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現實的社會秩序，指出改進的途徑和應該實現的前景。
② 從公知女神到全網群嘲，「兩副面孔」的柴靜如今怎麼樣了
說到柴靜，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2015年自費拍攝的特別調查《穹頂之下》。這項調查一經啟動，立即在互聯網上引起轟動。短短兩天，網路播放量突破2億次，引起強烈反響。因此，柴靜被廣大網友稱為「女神」。
女神柴靜
2013年底她正式離職央視，並遠赴美國產女，這也成為她日後的被人詬病的一件事。
似乎每一個成功的獨立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被戴上了"依賴男人"的帽子，甚至認為自己能受到央視品牌和一群男人的歡迎。各種媒體場景給了她一個接一個的八卦，包括她的前同事白岩松、白岩松、邱啟明和陳曉卿，以及商界大佬周雲蓬、羅永浩，最廣為流傳的是好友馮唐。
你可能對這個人知之甚少。馮唐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詩人，文學藝術界的黃金句子"春風十里不如你"來自他。
可能是文人互相同情，彼此欣賞。柴靜還專門為馮唐發表了一篇文章，使兩人的流言蜚語更加流行，甚至把矛頭指向了馮唐離婚時的柴靜，說她干預了馮唐的婚姻，導致了他們夫妻的離婚，直到馮唐親自澄清事情才結束。
③ 國內的公知和律師總想讓中國的法律和西方接軌。他們有什麼企圖會得逞嗎
西方是律師治國，中國是工程師治國。法律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地位的手段，法律崩潰變革了，統治階級也會改變。
④ 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公知
原文在這里
不知何時何故，「公知」在當今中國的話語體系裡已悄然成了一個貶義詞。如此一來，是否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只要生活在象牙塔和書齋里？然而，知識分子都有「忍不住的關懷」（請允許作者剽竊一下楊奎松先生的絕好書名）。因此，「公知」必定會存在。
事實上，「公知」也必須存在。無論公知們如何相互攻擊和謾罵，永遠比沒有「公知」強。因為一個沒有「公知」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已經令所有人絕望的社會：連知識分子都不再有對社會的大關懷，或者說是壓制自己的這種關懷，這個社會就一定心脈已斷。
但是，我們確實也需要對中國目前的公知提出更高的要求。「公知」們不能僅僅停留在相互攻擊的水平上，他們的討論必須有一定的科學證據和理論的支持，而不能僅僅因為立場。甚至，盡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會應該有的大方向（「左」還是「右）」的水平上。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不能光靠「把握大方向」解決，因為即便大方向是對的，也不能保證善治和良政的出現和穩定。正確的大方向只是善治和良政在中國紮根成長的必要而並非是充分條件。善治和良政的紮根成長需要的是具體的制度體系的支撐。套用一個俗語：「成敗都在細節」。那麼，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公知？
中國目前的公知大概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媒體人士。這類人士通常都讀過不少歷史，也見過很多世面。第二類是文史哲和法學學者出生的公知。這些人士在某些領域的鑽研超過第一類人士。第三類是基於社會科學的公知。也就是說，這一類人首先是好的社會科學家，做出過出色的社會科學研究，然後才是公知。一個直覺的判斷是，中國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兩類。而我認為，中國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類公知，即，基於好的社會科學的公知。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社會科學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職責，是為制度設計和變遷准備知識基礎。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有相對好的治理，都必須有發達的社會科學。西方近現代的崛起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率先發展了社會科學，並且在很多制度設計上運用了社會科學所生產的知識：「堅船利炮」背後是一個相對好的制度體系。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國紮根成長，每一個好的中國社會科學家都應該試圖把自己的知識傳播到公共領域，並且試圖影響社會和國家的制度和政策進程。畢竟，這關繫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福利。因此，每一個社會科學家，特別是好的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是公知。
為什麼中國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類公知呢？我猜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長期以來，中國基本上沒有社會科學，更談不上好的社會科學。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對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解和態度都緊跟蘇聯，認為社會科學就是研究和傳授具體的國家管理技巧（比如，政府如何定價，如何調配物資），甚至直接就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1952年之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後，社會科學在中國基本消失，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漸恢復。因為這段慘痛歷史，我們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家）以及國家領導人都沒有受過社會科學的基本訓練，對社會科學，特別是什麼是好的社會科學，缺乏基本的了解。
我們現在的許多話語都凸顯我們對社會科學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社會科學通常都被和「文史哲」、「法學」一起，叫做「文科」，而大部分家長和學生認為文科都是相對比較笨的學生才學的東西。殊不知，社會科學與「文史哲」和法（理）學有根本意義上的區別。又比如，絕大部分人甚至還都認為「哲學」指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不知道在很多時候，哲學不僅不能指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且還阻礙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再比如，政治學仍舊被放在「法學」大類之下，而大部分領導人還認為經濟學才是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最後，在許多人看來，社會科學不外乎或最多就是「以史為鑒」。
而事實上，社會科學使用接近自然科學的方法，在基於系統性證據的基礎上，研究所有社會事實（因此，不僅僅是歷史）背後的因果關系。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科學更接近自然科學，而不是歷史學，更不是哲學、法理學或者是意識形態。
更具體地說，社會科學遵循下面的一個基本特性。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在確立一個真實的社會事實後，都會問一個「為什麼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問題。而對這個「為什麼」的問題，社會科學的回答方式是：什麼樣的因素（包括時空情境）、加上什麼樣的機制、經歷了大致的什麼樣的過程導致了一個特定的（發生了的或沒有發生的）社會事實。只要不滿足於這基本的要求的東西，都不是社會科學，至少不是好的社會科學。
其次，盡管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社會科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今天的中國，好的社會科學還是非常少的，離滿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是有很大的距離。今天的中國，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空洞的呼籲、沒有理論依據的預測、沒有理論依據的批評、借古諷今的歷史故事，似是而非、沒有好的理論和實證依據的政策建議，或者乾脆就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而這些都不是好的社會科學。更可怕的是，如今的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都還在大力支持許多隻能產生垃圾的所謂研究項目。這些所謂的研究或是一味的歌功頌德，緊跟主流意識形態，或者是一味的道德呼籲，全然不可能貢獻任何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真正知識。
最後，也有不少中國的社會科學家似乎只滿足於發表一些SSCI或者權威期刊文章，而幾乎不關心他們所產生的文章是否能夠真正促進人民的福利。加上公知已經成為了貶義詞，許多社會科學家也就缺乏成為公知的動力。
中國目前缺乏第三類公知的後果之一是，絕大部分公知都只是批評既有的社會事實。批評固然重要，但批評並不能替代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但現實是，要想解決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我們不僅需要批評，還更需要具體的解決方案。中國迫切需要社會科學家出生的公知。每一個中國的社會科學家，特別是好的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是公知，因為他們應該擁有「忍不住的關懷」。
最後，那些已經成為公知，特別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公知，也需要學習更多的社會科學。我們的公知不能只是停留在品味歷史和長呼短嘆的水平上。
⑤ 公知有哪些代表人物
經濟學界的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張曙光，社會學界的鄭也夫、李強、李銀河，法學界的朱蘇力、賀衛方、馮象、季衛東，文史哲學界的汪暉、秦暉、錢理群、徐友漁、雷頤、甘陽，政治學界的劉軍寧、俞可平。
這些人都具備了深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能夠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向公眾傳達出個人獨立而真實的意見，且帶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獲得公眾和媒體的大力推崇，占據了「意見市場」的多數份額。
(5)法學界公知擴展閱讀
公知們雖然通常具有一些專業知識，但是也不可能覆蓋所有領域。在一些新聞事件的判斷和評論上免不了過於依賴直覺。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公知年齡層次相對偏大，接受教育較早，知識相對也會比較老舊，有時候會跟不上現實的發展。所以公知們雖然心繫社會，也時不時會提出一些不靠譜的建議。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處政府供養的學術機構，加上年齡、視野的局限，也使他們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⑥ 公知，帶路黨，第五縱隊是指什麼
1、公知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是公共議題最活躍的群體，可追溯到法國啟蒙運動，但內涵和所指均不等同於公共知識分子。現為對有目的性引導輿論或發表批判言論，並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簡稱。
2、帶路黨該詞揆諸歷史，在滿清末期八國聯軍侵華時，已有不少中國民眾充當前驅，充當八國聯軍的帶路黨。概括而言，八國聯軍侵華時的「帶路黨」，大致有三類：一般民眾、特殊教民和華勇營。
3、《第五縱隊》是美國作家海明威創作的劇本，首次出版於1938年。
該劇本講述了菲利普·羅林斯的故事，雖然他表面上是與西班牙無瓜葛的旁觀者，但在夜裡他是位活躍專注的戰士。
該劇本是海明威一生創作中所寫的唯一劇本，具有很強的自傳性，男主角羅林斯就是以海明威為原型創造的。
(6)法學界公知擴展閱讀：
公知原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狹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概念，通常具有五個基本特點：具備學術背景和專業知識；擁有普遍價值的基本底線；保持個人獨立和正義立場；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能夠對重要公共事務發表真實意見。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知」。廣義的「公知」概念，僅指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的專業知識分子。自從有公共媒體以來，就有公知的存在。
早期公知是知識分子群體中最親民的一類人，肩負著開啟民智、引導輿論的作用。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著書立說，將人們從蒙昧中引領出來——比如在《哲學辭典》一書中冒天下之大不韙，揭穿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神話，「我們的史學家們大都對美化歷史比對真實更愛好。他們都說貞德英勇就義。
但是根據當時的記事和史學家維拉雷所述，她接到判決書時聲淚俱下，對社會上眾多的冤屈事件發出抗議，為之申訴直至受冤屈者終獲昭雪。
⑦ 公知的粉絲都是些什麼人
公知粉絲我覺得有5種。
第一種，確實是政策的問題，包括以前和現在，特別是以前，有些人受了很多委屈，可以理解。
第二種，義憤填膺的年輕人或不諳世事的小孩子，覺得公知的文化程度高，說的話高大上與國際接軌，全盤西化是最現代化的表現，民主可以解決一個14億人口大國的一切問題。
第三種，就是俗稱精外，這個外其實也不是真實的外，是公知長期渲染的一個完美的外，總所周知，不可能有完美的國家完美的制度，就連所謂燈塔美，社會某些矛盾也是尖銳的，那麼這個外，就是虛構的假象的理想的沒有任何參雜人的本性的完美國度，公知粉把他特定為，英國，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還有印度，真實夠「精度」。
第四種，有點文化，受過點高等教育，特別是西方教育，一般還是偏文科類的教育，經濟學，法學，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哲學等，這就是中國幾十年韜光養晦的弊端，學習別人的就要分辨夾帶的私貨，分辨不清，便看不起中國。
第五種，讀過點書，翻過點牆，會寫文章，不願意看見美好，極端的輕視，或者蔑視中國人的。大家應該都見過，就是典型公知文。開頭歲月靜好，中間不知哪裡搞得不知是不是自己編的「史料」，一頓分析，得出結論-------中國不行，美國行！結尾，世界怎麼了，沉悶，壓抑，流觴。 都見過吧，我看的多了，知道套路了。像這樣的文章，典型就是有點文筆知道如何表達能讓人印象深刻但就是邏輯不通，不顧事實，抽象分析的暗示，因為人都是有不滿的，用這種方式似乎有點像魯迅。
正所謂魯迅是塊磚，哪裡需要往哪搬。--魯迅
⑧ 從公知女神到全網群嘲，被丁院士痛批的柴靜，如今過得還好嗎
柴靜應該是大家都非常喜愛的一位主持人，有不少人都看過她主持的節目和拍攝的紀錄片，並被其打動，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一個關於非典的訪談，讓柴靜迎來了自己的事業高峰，通過這個訪談節目，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充滿感恩又無所畏懼的新時代女性形象。
再加上2012年她所自費拍攝的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更讓我們看到了她的才華，在中國有這么多記者的情況下，柴靜也是裡面能夠叫得出名號的人了，曾經被譽為大眾的「公知女神」。
尤其是在這一個信息化爆炸的時代，我們所接收到的信息也只不過是有些人經過刻意加工後呈現在我們面前，對於信息的真假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斷。如果說一味地去接受撲面而來的爆炸性信息，那我們本身大腦是無法全部接受，只會選擇一些能夠刺激我們神經的消息並把它認為真理，這種做法無疑是非常愚蠢的。
當我們人雲亦雲的時候，可能我們也已經成為了人人不齒的鍵盤俠。或許我們只是無心卻辦成了壞事，但柴靜的生活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轉變，也和輿論所帶來的壓力是分不開的，如果說我們不想看到另外一個柴靜的隕落，那麼我們保持自己的理智，能夠有明辨是非的頭腦是非常重要的。
⑨ 現在頭條里所講的《公知》是什麼人
公知原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其定義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一般地，公共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公認的。
早期公知是知識分子群體中最親民的一類人，肩負著開啟民智、引導輿論的作用。
美國哲學家雅各比最早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有專業素養，有世界視野，有社會責任感，有改造社會的行動，有擔當社會引路人的勇氣。這「5個有」，從正面意義上勾畫了公共知識分子畫像的基本輪廓，賦予了公共知識分子以神聖的期待。
起初，用「5個有」這個概念衡量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大都是教學、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如經濟學界的吳敬璉、厲以寧；社會學界的鄭也夫、李強、李銀河；法學界的朱蘇力、季衛東；文史哲學界的汪暉、秦暉、錢理群；政治學界的劉軍寧、俞可平等人，這些人都具備了深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能夠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向公眾傳達出個人獨立而真實的意見，且帶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獲得公眾和媒體的大力推崇，占據了「意見市場」的多數份額。
但是，近年來社會對於「公知」的認知和評價正在發生變化。
⑩ 中國公知指的是哪些人網上最為活躍的有哪些誰給舉例一些
從歷年的「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中可以看出，大學教授、作家、媒體人佔了當中的絕大部分。而且這類人群，尤其是大學教師，一般還具有某一方面（通常還是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這就使得他們的發言水平能夠有保證，也更具信服力。
例如2014年於建嶸教授發起「微博打拐」活動，發動網友拍攝街邊的乞討兒童，上傳微博並報警，並希望立法禁止兒童乞討。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他們本沒有權利無端懷疑並強迫檢驗，也無疑侵害了很多非拐賣兒童正常乞討的權利。
在葯家鑫一案中，一些法學專家「廢除死刑」的呼籲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公知們也常有對市場經濟認識不足，過多呼籲政府管制的毛病。
(10)法學界公知擴展閱讀
典型的公知一部分在體制外，還有一部分屬於體制內的另類人物。他們對體制持尖銳批評態度，往往在推動形成互聯網輿論事件的過程中表現活躍。對於揭露社會的一些問題，形成解決問題的壓力，他們頗具貢獻。所以我過去就說過，中國需要有他們，一旦沒了公知，中國就是朝鮮。
但必須指出，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是，很多公知是西方政治體制的忠實粉絲，主張或傾向於中國模仿西方進行自我政治改造。他們中一些人在立場上已經倒向西方，或者在中西之間嚴重搖擺。
因此他們揭露中國的具體問題時，常常不是就事論事，集中注意力推動解決問題本身，他們更感興趣通過揭露這些問題批判國家的體制，論證這個國家如何「爛透了」。
因此他們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又很容易走過頭，或者故意、或者客觀上做了國家政治體制的沖擊者，帶節奏，扮演了中國穩定和團結的瓦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