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為什麼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
大家知道哲學紮根於問題之中，甚至周期性地僵化在傳統中。要想在哲學中重
新找到一種邊緣活動，換句話說，要想恢復理論創新精神，我選擇離開哲學的本土——希臘，穿越中國。這是一種迂迴戰略，是為了重新質疑深植於歐洲理性當中的成見，追溯我們之所未想。
1，迂迴成邏輯
選擇出發，也是選擇離開，創造可以進行遠景思維的空間。這種迂迴與異國情調毫
不相關，而是有條不紊。我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盡管我們對希臘思想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於遺傳的緣故，我們與它還是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觀點。
那為什麼是中國?
這種被迫的選擇，是因為它同時符合了：a)脫離印歐語系(這就排除了梵文)；b)脫
離歷史聯系(這就排除了與我們歷史聯系得很近的阿拉伯、希伯萊世界)；c)遇上一種在文本中敘述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高階段的、原始的(排除日本)。剩下的形象，只有一種情況：中國。既然要做一個哲學家而不是人類學家，就必須與一種明晰的、能與希臘思想媲美的思想打交道。
歐洲——中國：在此中，就會有一種思維的交替。
人們會想起帕斯卡的「摩西或中國」和萊布尼茨：「……他們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機械製作和手工操作，甚至連游戲都與我們不同，彷彿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人。即使他們慣常使用的准確而不加修飾的描述也不可能帶給我們非常重要的知識，在我看來，也不可能比那麼多哲人執著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儀式和圖章更有用。」
2，異地
從此，要避開兩個暗礁：「同」與「異」。我們認為，一方面是種族中心主義的暗
礁，它是用其所在世界的眼光投射到其他地方，認為那些是顯而易見的——「明顯的事實」；另一方面，相反地(相反到經常是兩者同時出現)，是異國主義的暗礁，它在對差異的痴迷中和距離形成的海市蜃樓前屈服。
不過，雖然我們不能就此推測人們在中國發現的東西比別處更特異，但至少背景不
同(福柯稱之為「異」，與「烏托邦」相反)。換句話說，困難並不在於中國思想相對於歐洲思想的不同，也不在於它們自古以來相互之間的不相干；因此一旦進行剪接(這種剪接從沒完成)，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成功地將它們從這種互不相乾的狀態中脫離出來，使它們面對面，讓一個能看見另一個，另一個也這樣看著它。從這時起，就是從此到彼的這種背景的變化自發地產生思考。這樣回過頭來思考：a)如果脫離了印歐語系的大家族。人們一下子切斷了語言上的親緣關系，不能再依賴於語義場和追溯詞源，割斷了思想所習慣所流經的句法因果關系；b)抑或脫離了我們的歷史(「西方」世界的歷史)，又同時割斷了哲學的歷史，不能再信賴概念或主義的前後關系；——那麼思想會發生什麼，或什麼會發生在思想上呢?
同時，在中國，我們要接觸的是穩定明確的思想；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背景的變化會引起思考。因為，與自黑格爾以來的西方哲學歷史所認為的相反(盡管梅洛—龐蒂之後的德勒茲顛覆了黑格爾術語，但他也還是這樣認為)，中國並沒有處在前哲學階段；它創造了抽象思維的里程碑，經歷了思想的多元化(從古代起，在競爭的諸侯國而不是城市的背景下)。它不是處在哲學的童年階段，而是開發了其他心智源泉。
3、迂迴的益處——回歸
這種迂迴的益處是雙重的。首先是發現其他可能的溝通方式，我稱之為其他的心智
；以及由此探測思想的異鄉能一直走到哪兒。例如，思維沒有動詞「存在」——中國古文只有系詞或「有」(當然沒有它並非就是空白；它開發了其他連接資源)——那思想勾勒了另外哪種心智呢?假如思想不是在脫離敘述的話語(即辯論話語/神話敘述，中國不清楚muthos/logos的區分，因為它在文明的開端沒有經歷過神話和史詩的繁榮)之中展開，那它又開發了另外哪種心智呢?
人們由是明白，中國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觀念、自由理想等這些偉大的
哲學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軌跡思考：過程邏輯、作為機器的世界、調和的理想等。所以中國吸引我們把思想從自己的軌跡中解脫出來(使它發現它之所以為「它」)——也就是說，抹平思想的軌跡。
這種迂迴因此也就包令著一種回歸：從這種外在觀點出發，問題又回到了那種深藏
的、不明晰的成見，歐洲理性從這些成見上發展起來，歐洲思想把這些成見當作一種顯然的事實傳遞下來，因為歐洲思想吸收了太多這樣的成見，而且，它就是在其之上繁榮起來的。
目標也因此是回溯思想中沒想到的東西，在這種外在觀點基礎上，從反面研究歐洲
理性；脫離思想的偶然性(經歷另一種思維背景的考驗)；闡明在「我」理直氣壯地說「我思」的時候一直被含混地使用的「我們」這個詞的含義(語言與思維層次上的)。
這就會引導我們回到歐洲理性的特殊歷史。因為歐洲理性是在雄心勃勃之中在普遍
性的視野上醞釀形成的；但是，我們必須衡量這種普遍性的願望是在哪種特定的、混雜甚至退沌的歷史基礎上形成的——而並非如它所表現的那樣是必需的(特別是，在這種歷史過程中，普遍性的地位或模式有了多大的變化：從希臘的邏各斯的普遍性，到羅馬的公民身份和帝制的普遍性等等)。
4、外部「解構」
不過，人們要注意的是，穿越另一種思想不能通向相對主義：千萬不要從了解歐洲
理性的普遍性是在哪種特定歷史中形成的通向對這種普遍性的貶低。這兩個暗礁都是要越過的：輕易的普遍性和懶惰的相對主義。我談到歐洲理性的成見，只是想更好地探測它的豐富性，把歐洲思想當作思想的一種令人驚奇(反常?)的經歷重新去發掘；而不是為了降低普遍性的願望或雄心，相反，是為了從曾經激活思想的特異壓力之上更嚴肅地考慮思想的願望。
再說這種從中國的迂迴至少其出發點不是源於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雄心(像不久前的毛澤東主義)。這種作用是戰略上的。它目的在於逐漸進行一系列的移位——小小的移動。「移位」有兩層含義：相對於常規而言(即我們那些思維習慣)，從這個背景到另一個背景——從歐洲到中國，反之亦然——進行某種移動，移動我們的藝術作品，讓思維重新運動；移位，也有拿掉楔子，去發現一直以來思維所依附的東西——但是也就是因為它們，我們不能思想。
我稱這個為從外部解構。因為，從內部(即我們的傳統)行動可能會夭折；因為想對
形而上學拉開距離的，註定會因為這而顛覆「另一方」——有希伯萊—聖經源泉的一方(從海德格爾到德里達：有名的「未想之債」)。只有中國才可能成為有別於(希臘—希伯萊的)另一個原始的發源地。
5、「移位」的工作
不能居高臨下地「比較」，因為事先就懷疑那些可以一下子把差異整理出來的「普
遍」范疇；也不能把一張紙分兩半，來平行比較——一邊是中國，另一邊是歐洲，即東方和西方，因為「中國」和「歐洲」不屬於同一張紙(這就是我前面所指出的異)。我重又從一個點出發，在這種或那種迂迴的辦法之下進行不斷地嘗試：局部地嘗試。循序斯進地，一個節接一個節地聯結，結成一個網；就是通過這張中、歐之間仿若網狀的逐漸分枝的未定系統，我試著重新考問歐洲理性那未明確表達的選擇，試著對思維進行「移位」——這是一個「開啟」理性和重新勾勒可思區域范圍的冒險。
下面是一些最新的例子(既然，對那些泛濫的歸納表示懷疑，我只能給出一些例子，讓大家參觀一下我的工作區域)：
——在話語和意義策略范疇(參見：《迂迴與進入》)：與城邦中話語的對峙相反，
與列隊戰斗的軍隊對峙相似，這會是涉及迂迴的話語，就像中國的情況；同樣，用下定義的話語去試圖緊握真理，這是一句純粹的無以表述的話語，它不是試圖包圍它的目標，而是站在一旁，隔著距離提及，通過問離進入目標(這我稱之為隱喻的距離)。
——在「美學」范疇(參見：《平淡頌》)：指出平淡怎樣改變特徵，變成正面意義
：當具體事物變得審慎，不再排除任何可能的時候；當通向愉悅的最長線路在感性范圍內展現的時候，「平淡」是那既能是此又能是彼的事物。
——在倫理范疇(參見：《締造倫理》)：怎樣不以意願為參照、不以自由為理想來
「締造」倫理?同時有好的試驗群體(同情)和需求群體(能夠通過倫理達到絕對自由的價值絕對)。
——在戰略范疇《參見：《有效契約》)：與西方的塑造模式(和中-小關系)相反，
中國戰略在從條件到結果的關系中強調的是「情勢潛能」：不是直接地針對結果，而是讓結果間接地但是又是自然地從涉及到的情勢中得出；或者，與「行動」相反，行動總是局部的短暫的，而且針對某一主題(行動也是相互擺脫的，因此引人注目)；中國戰略強調的「變化」總是發展的全面的，因此不會相互擺脫，人們只會觀察到變化的結果。
B. 為什麼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
大家知道哲學紮根於問題之中，甚至周期性地僵化在傳統中。要想在哲學中重
新找到一種邊緣活動，換句話說，要想恢復理論創新精神，我選擇離開哲學的本土——希臘，穿越中國。這是一種迂迴戰略，是為了重新質疑深植於歐洲理性當中的成見，追溯我們之所未想。
1，迂迴成邏輯
選擇出發，也是選擇離開，創造可以進行遠景思維的空間。這種迂迴與異國情調毫
不相關，而是有條不紊。我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盡管我們對希臘思想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於遺傳的緣故，我們與它還是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觀點。
那為什麼是中國?
這種被迫的選擇，是因為它同時符合了：a)脫離印歐語系(這就排除了梵文)；b)脫
離歷史聯系(這就排除了與我們歷史聯系得很近的阿拉伯、希伯萊世界)；c)遇上一種在文本中敘述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高階段的、原始的(排除日本)。剩下的形象，只有一種情況：中國。既然要做一個哲學家而不是人類學家，就必須與一種明晰的、能與希臘思想媲美的思想打交道。
歐洲——中國：在此中，就會有一種思維的交替。
人們會想起帕斯卡的「摩西或中國」和萊布尼茨：「……他們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機械製作和手工操作，甚至連游戲都與我們不同，彷彿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人。即使他們慣常使用的准確而不加修飾的描述也不可能帶給我們非常重要的知識，在我看來，也不可能比那麼多哲人執著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儀式和圖章更有用。」
2，異地
從此，要避開兩個暗礁：「同」與「異」。我們認為，一方面是種族中心主義的暗
礁，它是用其所在世界的眼光投射到其他地方，認為那些是顯而易見的——「明顯的事實」；另一方面，相反地(相反到經常是兩者同時出現)，是異國主義的暗礁，它在對差異的痴迷中和距離形成的海市蜃樓前屈服。
不過，雖然我們不能就此推測人們在中國發現的東西比別處更特異，但至少背景不
同(福柯稱之為「異」，與「烏托邦」相反)。換句話說，困難並不在於中國思想相對於歐洲思想的不同，也不在於它們自古以來相互之間的不相干；因此一旦進行剪接(這種剪接從沒完成)，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成功地將它們從這種互不相乾的狀態中脫離出來，使它們面對面，讓一個能看見另一個，另一個也這樣看著它。從這時起，就是從此到彼的這種背景的變化自發地產生思考。這樣回過頭來思考：a)如果脫離了印歐語系的大家族。人們一下子切斷了語言上的親緣關系，不能再依賴於語義場和追溯詞源，割斷了思想所習慣所流經的句法因果關系；b)抑或脫離了我們的歷史(「西方」世界的歷史)，又同時割斷了哲學的歷史，不能再信賴概念或主義的前後關系；——那麼思想會發生什麼，或什麼會發生在思想上呢?
同時，在中國，我們要接觸的是穩定明確的思想；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背景的變化會引起思考。因為，與自黑格爾以來的西方哲學歷史所認為的相反(盡管梅洛—龐蒂之後的德勒茲顛覆了黑格爾術語，但他也還是這樣認為)，中國並沒有處在前哲學階段；它創造了抽象思維的里程碑，經歷了思想的多元化(從古代起，在競爭的諸侯國而不是城市的背景下)。它不是處在哲學的童年階段，而是開發了其他心智源泉。
3、迂迴的益處——回歸
這種迂迴的益處是雙重的。首先是發現其他可能的溝通方式，我稱之為其他的心智
；以及由此探測思想的異鄉能一直走到哪兒。例如，思維沒有動詞「存在」——中國古文只有系詞或「有」(當然沒有它並非就是空白；它開發了其他連接資源)——那思想勾勒了另外哪種心智呢?假如思想不是在脫離敘述的話語(即辯論話語/神話敘述，中國不清楚muthos/logos的區分，因為它在文明的開端沒有經歷過神話和史詩的繁榮)之中展開，那它又開發了另外哪種心智呢?
人們由是明白，中國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觀念、自由理想等這些偉大的
哲學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軌跡思考：過程邏輯、作為機器的世界、調和的理想等。所以中國吸引我們把思想從自己的軌跡中解脫出來(使它發現它之所以為「它」)——也就是說，抹平思想的軌跡。
這種迂迴因此也就包令著一種回歸：從這種外在觀點出發，問題又回到了那種深藏
的、不明晰的成見，歐洲理性從這些成見上發展起來，歐洲思想把這些成見當作一種顯然的事實傳遞下來，因為歐洲思想吸收了太多這樣的成見，而且，它就是在其之上繁榮起來的。
目標也因此是回溯思想中沒想到的東西，在這種外在觀點基礎上，從反面研究歐洲
理性；脫離思想的偶然性(經歷另一種思維背景的考驗)；闡明在「我」理直氣壯地說「我思」的時候一直被含混地使用的「我們」這個詞的含義(語言與思維層次上的)。
這就會引導我們回到歐洲理性的特殊歷史。因為歐洲理性是在雄心勃勃之中在普遍
性的視野上醞釀形成的；但是，我們必須衡量這種普遍性的願望是在哪種特定的、混雜甚至退沌的歷史基礎上形成的——而並非如它所表現的那樣是必需的(特別是，在這種歷史過程中，普遍性的地位或模式有了多大的變化：從希臘的邏各斯的普遍性，到羅馬的公民身份和帝制的普遍性等等)。
C. 有人來研究研究哲學嗎
1、哲學存在一定矛盾性,研究到一定境界,會在極度的矛盾性中。 2、哲學是研究邊緣問題,抽象問題,世界、宇宙和人生的問題,不像科學有確定性,哲學研究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