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理學教育思想的正面和負面影響有哪些
程朱理學是儒家學說的發展,既繼承了儒家的精髓也發展了儒學.
1,二程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范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准則.在
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
2,在人性論上,二程主張「去人慾,存天理」,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化.二程學說的出現,標志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而朱熹則創建了一套「客觀唯物主義思想」,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慾,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范.朱熹學說的出現,標志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程朱理學的創建與發展為古代中國人提供了一套很好的「行為標准」,使人們能夠依其而「生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遵守「三綱五常」,愚孝與孝,迷信,堅忍,愚忠,百折不撓,以及辯證的看待這個世界等等一系列的性格影響.
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准.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慾,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范.朱熹學說的出現,標志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准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為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說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際,成為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為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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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史理學教育思想的批判與反思
1.理學教育思想的批判
(1)批判「存天理，滅人慾」，認為「理欲不可分離」;
(2)主張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3)提倡實學，重視自然科學和技藝的學習;
(4)主張擴大學校的職權，使學校成為集教學、研究和議政的中心;
2.黃宗羲的「公其非是於學校」
學校不僅是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機構還是評議政事的場所;
3.顏元的教育思想
(1)顏元與漳南書院：顏認為傳統教育的三大弊端為毀滅人才、滅絕聖學、敗壞社會風氣;
(2)「實德實才」的培養目標：培養的人才一是「經世」之才，二是「百職」人才，即有利於改造社會和建設社會的實用人才;
(3)「六齋」與「實學」的教育內容：
①教育內容上：提倡以「六藝」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為教育內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說;「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藝。「六德」為智、仁、聖、義、忠、和;「六行」為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
②書院的六齋及各齋的教育內容為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浩制、章奏、詩文等科)、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4)「習動」、「習行」的教學方法：在實踐行動中練習、鞏固知識，加深理解的過程，提倡「學用結合」和「講練結合」;其依據為
①符合學習規律
②有利於人的道德修養
③有利於人的身體健康
④有利於社會和國家充滿活力。
Ⅱ .朱熹理學教育的理論核心是什麼 A.心即理 B.性即理 C.致良知 D.知行合
選B 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慾 認為天理就是作為道德規范的三綱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
A是陸九淵的主張 他認為心既是理 把心作為宇宙萬物的本源 心學創始人
CD都是王陽明的主張 他也是心學的代表人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他的認識論
Ⅲ 朱熹的教育思想有哪些
朱熹是程頤程顥二成的學生。
歷史說是儒學集大成者，也是前儒學和後儒學的分水嶺。
Ⅳ 簡述朱熹的理學思想
因為朱熹是理學家,儒學家,教育家,關於他的理論簡單是說就是一種哲學觀念.是入世的哲學，是關於社會發展和人間萬物的哲學，以人為中心，"理"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准則，也是人類所憧憬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精神的理。 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 ①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 ②理是事物的規律。 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准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於理的第二位的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並寓於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後，是第二性。 其次，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並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並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再者，關於格物致知論，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系。他認為知先行後，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知輕行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此外，對於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專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於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於形氣之私，是指飢食渴飲之類。如是，雖聖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於「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慾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慾，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慾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的慾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慾望。
你是不是選修歷史的啊？我也是哦~~呵呵~~希望我的答案能讓你滿意~~~
Ⅳ 中國古代教育思想有哪些
我國的教育傳統源遠流長，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先秦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基礎。漢以後，儒家的獨尊地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得到貫徹，成為正統，是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的正統和核心。
1.因材施教啟發誘導
中國古代教育家認為每個學生的個性是存在差異的，每個學生的自然秉性也不一樣，所以教育方法也應因人而異。特別重視啟發教育，注意開發每一個人的智力潛能。二、溫故知新學思並重
2、循序漸進由博返約
孟子認為教學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應自強不息，不可鬆懈或間斷，另一方面，也不應該流於急躁。
3、長善救失教學相長
這是《禮記》提出來的：「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者，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者也。」
4、言傳身教尊師愛生
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荀子言：「詩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嚴師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Ⅵ 有關朱熹理學思想的問題
朱熹的思想，與當時官方所尊奉的傳統儒家思想不一致，所以被誣為「偽學」；而實際上他對儒學的發揮在本質上進一步適合了君主專制度制度的需要，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他的理學思想逐漸被官方奉為儒學正宗。
Ⅶ 與孔孟重教化相比,宋代理學教育的觀念有什麼不同
中國封建社會里，儒家經學在教育領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先秦子學階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得儒學主導地位得以確立；漢唐經學階段的箋註疏解，鞏固了儒學的經學地位，但也正是因此使得儒學僵化、保守，向繁瑣、空洞和虛無發展，有的學者，終其一生也不能通曉一經。進入宋代之後，這種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東來的佛學，給儒家思想造成重大的沖擊波，在與儒學斗爭和融合的過程中，也促進了儒學的變革和發展。宋代的儒學家適應大一統社會的需要，以原有的儒家教育思想為基礎，積極吸收外來文化，尤其是佛學的有益成分，重新建構儒家學說，開創性的產生了封建社會後期的主流教育形式——理學教育。
一、理學教育思想中的佛學印記
宋代理學家們在建構理學思想時，一方面極力排斥佛學思想，一方面又不斷接受佛學思想的浸染。著名思想家侯外廬在他主持編纂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說到：「闢佛的宋儒本質上往往不是佛學的批判者，而是批判的佛學者。」
宋代理學的奠基人張載，形成者程顥、程頤，集大成者朱熹，以及理學中另一派別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他們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與佛學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著名的學者，基本上都有出入儒釋的經歷。佛學滲透到儒學中來，是宋代思想和理論思維的一大特色。
張載，宋代理學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在理學教育思想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學說，尤其是他關於人性論的論述，為以後的理學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據史料記載，張載讀書「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故而張載雖然是在批駁佛教宣揚的佛性基礎上提出自己的人性論，但不能否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思想的影響。他說：「釋氏之說所以陷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需立本。」[1]他認為佛性以人生來就有的本能為性，容易使人無所立，而進一步的無所執守，是不完善的。他在統合儒家性善論和佛性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論觀點。他認為，人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氣質之性是人本有的自然之性，而天地之性是至高無上的太虛本性，是至善至美的。每個人在出生之時，秉受天地之性，被賦予了具有優良道德品性的可能，但由於秉受的陰陽二氣的偏差，各人所受的「天理」多少不一，摻雜了邪惡、慾望等雜質，氣質之性產生。但是氣質之性可以變化，普通人可以通過養性、學習、知禮來抑制氣質之性，從而不斷修養到純粹的天地之性。張載以水和冰的關系來形容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1]。早在盛唐時期，佛教名僧神秀提出，人能否超凡入聖，關鍵在於能否排除雜念，排除了就能使真如顯現。所謂真如，在佛教看來，是指不變的最高真理。與他同時代的凈覺，進一步闡發：「眾生與佛性本來共同。以水況冰，體有何異？」[1]將佛性之成，比喻為冰之成水。就三者而言，氣質之性和修行的僧徒，好比是冰，教育的過程和排除雜念的好比是加熱的過程，天地之性和真如佛性好比是純粹的水。「作為佛學的批判者張載，在他的二元論體系中也受了佛學的某些影響，他的『變化氣質』以求合乎天地的理論，便是轉識成智的儒家版。」[1]侯外廬先生的這段議論還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理學思想的形成者程顥、程頤，在倫理道德教育的哲學層面，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說。這一學說是他們在吸收佛禪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二程集·遺書》中記載：「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關，第二理事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1]他們將華嚴宗的理事關系概括為「萬理歸於一理也」，萬理即指事，一理即指理，就是理一分殊的意思。他們借用理一分殊的佛教理論，來說說明道德德規范里蘊含著共同的道德原理，是就儒家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意義而言。
後世朱熹將理學思想集大成，更是將「理一分殊」思想進一步發展。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引入了「太極」概念，將太極作為天地萬物總的法則，同時又是每個事物的具體體現。所以「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萬物分之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1]意思是說：萬物合而為一太極，是謂「理一」，每個事物有具體體現著太極，是謂「分殊」，合起來就是「理一分殊」。朱熹不僅接受佛教的這一思想，連佛禪所用的比喻也直接引來接一形象的說明他的「理一分殊」說：「入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不可謂月已分也。」[1]「釋氏雲：『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的道理。」[1]
綜上所述，無論是二程還是朱熹，在德育理論的哲學層面，的確受佛教影響頗深。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雖然經常研讀佛教著作，出入佛釋，但他們並沒有將自己禁錮在佛學的窠臼里，而是創造性的批判和吸收。佛教華嚴宗的理事無礙說是為了引導人們消除物我差別，泯滅生死界限，於日常生活中體悟佛禪；而理學的理一分殊論則是關注俗世，教導人們於日常行為舉止注重道德品節的修養，以達至賢境界，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在教育思想領域，理學家們批判佛教思想的同時，有意或者無意地將佛教思想引入儒學，開創性的提出了理學的人性論和理一分殊說，為理學教育的充實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走入低谷的儒學教育思想，提供了新鮮血液，鞏固了它的主流教育地位。
二、禪定和體悟
佛教教義的目的，是人拋棄虛幻不實的現實世界，最終達到精神皈依天國，這就需要佛教眾徒通過自我的修煉和體悟。佛教在長期的宗教活動中選擇和創造了很多教育教學方法，並逐漸的為儒家教育所利用。這種教育方法，主要體現在道德修養方面。
1、禪定。禪定，又稱為「止」，即坐禪入定的意思，也就是掃除妄念，根絕一切慾望，達到寂靜的境界。這是一種心專於一境而不散亂的精神狀態，而後，隨著佛教思想的發展，這種精神狀態發展為意識的鍛煉，和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通過這種心無雜念的境界，達到探究世界本源的目的。
從現代的教育心理學角度來看，禪定這種修行方法是有合理因素的，它注重意念的高度集中，思考問題時專心致志，另外也注重了意志力的培養和修煉。這種教育方法，被宋明時期的儒家學者合理利用。
在道德修養上，二程也主張「止」，「靜」，只是和佛家的禪定差別很大。他們所謂的「止」和「靜」，是要求在道德修養時拋卻物慾雜念，在道德實踐中，虔誠的對待自己，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職責。也就是說，他們的道德修養方法更注重了倫理社會角色的體認，雖然也是無私無欲，但內心卻堅持了儒家綱常禮教信念，這與佛家出仕的宗旨是截然不同的。
後世朱熹，最重「敬」。在著名的「朱子讀書法」中，就有一條是「居敬持志」： 指讀書要有專靜純一的心境和堅定久遠的志向。但是，與二程一樣，他的「敬」，也與佛家的禪定有所區別。在朱熹看來，佛學的禪定，拋卻了世間萬事萬物，是一種以為尋求自我解脫的自私自利的靜，而他的敬，則是積極入世的，時刻關注社會，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居敬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體察天理，更好的引起道德自覺。
盡管二程和朱熹的「靜」與佛教所主張的「禪定」區別很大，但不能否認，理學家們提倡的心性修養方法與禪學在這一方面的思維走向是一致的。
2、悟。所謂悟，就是指醒悟、感悟的意思。在佛教史上，悟是成佛的步驟和方法，有頓悟和漸悟之分。頓悟不需要長期的修習，一旦把握「真理」，就可以突然覺悟成佛，漸悟則需要長時間的精神修煉，以累積功德，到一定程度達成圓滿。無論頓悟還是漸悟，純粹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悟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教育方法，是符合人類知識逐漸積累的過程的，即在量變的基礎上發生了質變。
這種方法的利用，在宋明理學大家中，與佛教最為相似者，當屬理學另一派別——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他的心學主要觀點就是「心即理」：「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比理，是不容有二。」[1]而佛家早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0正因為如此，朱熹批判陸派心學「金溪學問，真正是禪。」11 「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為妙覺。」12當然，朱熹這樣「攻擊」陸九淵的心學派，是有失偏頗的，畢竟陸派心學與佛禪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但從側面也反映出陸派心學的確是與佛禪內省體悟的修養方式是有著很大的相似和相通性的。
儒家學者一般是把人的倫理道德修養放在首要地位，陸九淵則是將封建倫理道德修養作為學習的唯一內容。他主張道德自省，並且與客觀世界脫節，不依據書本文字，要求「發明本心」。「發明本心」是陸九淵方法論的中心內容。這種存養本心的修養工夫怎樣進行呢？陸九淵回答回答：「或問：先生之學，當自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13可見，他的這種修養方法，就是對封建倫理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認識和自我完成的過程。《六祖壇記》記載六祖惠能傳授教法：「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法流行，令學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14主張尋求文字以外和推理以外的表達思想觀點的方法，最終達到頓悟。這與前面所述的陸派心學修養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陸九淵認為「六經皆我注腳」，對自己理論觀點的闡述很少，同時也主張頓悟，所以有時也用示意等非邏輯的方法來表明自己的觀點。例如。他曾以他的徒弟楊簡斷扇訟之事來回答他「如何是本心」之問，說「本心」是先天自然本有的倫理道德品性和是非判斷能力，又以待坐在前的弟子，見他突然站起而即刻隨之站起的動作說明「本心」如同本能，是一種自然的安排。15陸派心學和禪學雖然相似，但在根本上是有區別的。禪學之心，是指一種沒有任何定型的、無善無惡的、本然的存在，而陸派之心則是一種先天具有的倫理道德內容並能判斷是非善惡的主觀意識。陸派心學的形成過程受到禪學的影響則是無疑的。清代學者羅聘說：「宋之大儒，有著腳佛門者，若指其人，則人人皆似。」16宋代學者經常出入儒釋的頗多，他們都標榜自己與佛門界限分明，實質上卻幾乎全不例外的有意或無意的已經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陸九淵自己也說：「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17陸九淵能這樣評介自己，說明他所受的佛教影響之深，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書院教育：寺廟教育的世俗化
宋朝時期，雖然結束了唐末五代十國的戰亂狀況，但是，國家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官學愈來愈腐敗和被廢棄，於是，理學教育家們立志通過創辦書院來實現教育改革，復興私學教育，繼承和發展儒學。尤其到了南宋時期，書院擔當起教書育人的重任，成為研究和發展理學的學術基地，並形成嚴格的教育教學制度。
書院，作為一種教學組織形式，萌芽於唐朝，在宋朝興盛發展，這與佛教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佛教，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形成了一種很有特色的教育制度：寺院教育。每座寺院可以說就是一所佛教學校。所謂寺院教育，是方丈以及大和尚根據佛教的教育目的、內容向寺院中的眾僧徒進行的教育。因此，在寺院教育中，也有一定的嚴格的教學制度。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
首先，地點的選擇。佛教將禪定作為修養的重要途徑之一，修行者為了做到專心於一境，往往在山林名勝之地建立禪林精舍，通俗說，也就是寺院，從事坐禪，依傍山林便於清修。書院大多也設立在名勝之處，很明顯是受到佛教的影響。宋初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等，選擇的就是廬山、嶽麓山、太室山、石鼓山、茅山等山林勝地，作為其講學的地點。而且，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嵩山書院的前身，都是寺院。嶽麓書院在唐朝年間，原為僧侶所建的佛寺，五代前期，才以此為基礎建立書院；嵩陽書院，在北魏的時候稱作嵩陽寺，唐代為嵩陽觀，石鼓書院前身是尋真觀18。
不管當時是何原因，使得理學家們選擇山林清靜之地作為講學之處，在講學地點的選擇上，的確是受了佛教很大的影響。
其次，講學與制度化。講學是向佛教僧徒講授佛教經典，也稱之為講經。這種講學最初是與翻譯佛教經典結合在一起的，隨著佛教的發展，逐漸的制度化。僧侶們把一年分為四期，前兩期講經，後兩期專門作禪，平時還要隨便開講，地點聽眾沒有限定。而且，在講經的過程中，大師們經常採用問答法宣講，有時講者自問自答，有時僧徒問，講者答。大師們的講學內容被僧徒們記錄下來，成為後世佛學的經典。佛教的教學活動還面向社會，一般有兩種方式：俗講和受戒。俗講是應用輕讀和唱導對佛經進行講讀，傳播佛教知識；受戒，是設立講壇為出嫁的僧尼，或者是在俗的教徒，傳授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
與之相似的是，書院也實行講學制，只是講解的內容與寺院不同。理學教育家在書院講解他們的理學觀點，向學生傳授知識，達到教育的目的。他們講學時，也注重問答法的使用，講求質疑問難，朱熹就認為，老師除了給學生講演外，還應該負責給學生解答學習過程中的疑難問題。書院導師們的講學內容也被他們的學生記錄下來，成為理學的代表著作。而且，理學家們往往不是以一所或者是幾所書院作為他們講學的場所，同時他們還積極邀請持不同或者是截然相反觀點的理學家來本書院講學，書院成為不同學術流派進行交流的場所。南宋時期，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制定了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將教育目的，教育教學過程，修身、處事、接物的基本要求，以學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完整的書院教學制度體系，書院教育走向了制度化。
第三，藏書。眾所周知，寺院內基本上都有專門收藏佛教經典的地方，通常稱之為「藏經閣」。收藏佛教經典，功能就像現代社會的圖書館一樣，為學習者提供學習的資料和權威性的言論。同時，藏經的多少，也是一個寺院在眾寺院中是否居權威地位的一個標志。
理學家們在主持書院教學時，非常重視書院的藏書建設。朱熹在重建白鹿洞書院的時候，積極主張建立藏書閣，一方面提倡學者們貢獻自己的書籍，一方面請求朝廷向書院賜書。在以書院為主要教學形式的時期，書院藏書的多少，也稱為以書院在眾書院眾是否權威的很重要的標志。
綜上所述，佛教寺院教育制度和理學書院教育制度，在地點的選擇、講學與制度化、藏書方面，的確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有著很大的淵源。宋明理學家們在進行儒學的教育教學方面，採納了很多佛教教育的經驗，更好的為當時的儒學教育所利用，推動理學教育的發展。
四、對當代中國教育建設的啟示
今天中國的教育面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引發的文化沖擊，外來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模式等，對我們傳統的教育是一種挑戰。面對挑戰，我們是迴避矛盾還是面對矛盾？是盲目抵制外來教育思想的進入還是通過對傳統教育思想進行改造來實現中國現代教育的復興？這都是當代中國教育發展必須面臨和解決的問題。宋明理學家們批判吸收佛教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對傳統的儒學進行改造和重建，不僅實現了儒學的復興，更使儒學步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他們並不是全盤的接受佛教教育思想，也不是全部的抵制佛教教育思想的「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理學家們是立足於本有教育思想——儒學的基礎上進行的改造和重組，他們改造的前提是前輩的儒學，尤其是先秦儒學。從這個角度來看，現代中國教育要想與世界教育接軌，實現中華教育的復興，不僅僅是要虛心接受外來先進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尋找我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現代價值，挖掘傳統教育思想中的某些能夠解決當代教育問題的義理和理念，換句話說，就是尋找傳統教育思想與現代教育現實的結合點，讓舊有的對當代社會有利的教育思想重新散發生命力的光輝。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我們一味得「訓詁」古代教育思想，我們要學習宋明理學家們，堅持自己的本來教育思想和風格，把我們自己的傳統教育理念作為基礎和根本，批判的吸收外來教育理念，合理充實我們的教育，使它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符合世界化的趨勢。這樣，我們的教育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Ⅷ 朱熹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階段，並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
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鑒於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
他對我國古代長期積累起來的教學經驗與理論，做了一番歸納、整理、總結、改造工夫，使之系統化了。其中很多是發人深思的見解，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遺產。
(8)理學的教育思想擴展閱讀：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於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構，並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構。
朱熹文學成就：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迴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