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明朝提「格物至志」的哲學家叫王什麼，講一下他的觀點，學說，謝謝
王陽明 即 王守仁 。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王守仁（心學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立德、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謚文成，故後人又稱王文成公。
陽明學，又稱王學、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發展的儒家學說。根據王守仁一生中的經歷，其受到道家的影響明顯多於佛家，但其終究不離儒學本質，王守仁繼承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繫上，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
陽明學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學說之一，後傳於日本，對日本及東亞都有較大影響。
『貳』 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中的「程」「陸」「王」指得分別是誰
程朱陸王分別是指二程（程顥、程頤）、陸九淵、王陽明。
二程是兩個人
1、二程：即程顥和程頤，湖北黃陂人，出生於湖北黃安縣（今湖北省紅安縣二程鎮），他們的學說也稱為「洛學」，與同時代的張載所創的「關學」頗有淵源，二者理學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南宋朱熹正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
他們的理學思想主要見於《遺書》、《文集》和《經說》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該書校點本。
程顥字伯淳，又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又稱伊川先生，曾任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二人都曾就學於周敦頤，並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 死後葬於洛陽伊川二程墓。
2、陸九淵：陸九淵（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靜，撫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縣）人，南宋哲學家，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因書齋名「存」，世稱存齋先生。
又因講學於象山書院，被稱為「象山先生」，學者常稱其為「陸象山」。
陸九淵為宋明兩代「心學」 的開山之祖，與朱熹齊名，而見解多不合。主「心（我）即理」說，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學茍知道，六經皆我注腳」。
明王守仁繼承發展其學，成為「陸王學派」，對後世影響極大。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3、王陽明：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2)明代性理學王擴展閱讀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
是指中國宋朝以後由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他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
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
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抑制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間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持。
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叄』 明代的理學有哪些表現
宋代興起的理學，在元明兩代的經學領域中一直占統治地位。明回代的理學極盛，永樂間胡廣等答奉敕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特別是《四書大全》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因而在經學著述中對「四書」的注釋、辨訂、講章之作也越來越多。宋明理學到明後期逐漸流於空疏，清初自顧炎武、黃宗羲等人起，就一反明儒束書不觀、寡學空談的弊病，大力提倡實用之學，於是考據學興起，清代經學盛行繼承漢學、注重訓詁考證之風。清代考據學在考訂經書、名物訓詁、音韻字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們不僅對前代注經典籍作了大量整理工作，同時遍注群經，「十三經」在清代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清代經學方面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道光間，阮元編的《清經解》1400卷，選書180多種；光緒間王先謙編的《續清經解》1430卷，選書209種，可大致反映清儒治經的成果。
『肆』 明代理學的特點是什麼
明代理學的特點是辨化的儒學、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
1、辨化的儒學
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2、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
從儒學自身發展來看，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儒學復興運動，它所強調的義理之學，是對於漢唐儒學的一種反動，表現出一種想要擯棄漢唐訓詁之學而直接面向經典、回復聖人之道的氣勢，頗有一點「文藝復興」的味道。
因此明代社會在理學的籠罩下，變得因循有餘，創新乏力，整個文化思想界呈現出死氣沉沉的「述朱」、「遵朱」的狀態。
在教育取士方面，明朝取士重科舉，而科舉考試則以文章為重點，作文又以八股文為格式，並且明朝政府在洪武十七年取消科舉中的騎、射、書、算、律等考試項目，因此明代教育的重點放在了《四書》、《五經》的記誦和試文程式的訓練上。
(4)明代性理學王擴展閱讀
明朝推翻了元朝殘暴的民族壓迫統治，恢復了中華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審美情趣，把中華文化發揚到一個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程度。
明代理學的興起是因為政治家的需要，並且它之所以在明初期能夠深深地影響的生活，束縛著人們，也是因為明初屬於一個經濟復甦的階段，整個國家都在全神貫注的發展農業。
『伍』 明朝真的出現了性解放嗎 不是程朱理學盛行嗎
中國歷史上，「男風」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普遍流行於朝廷和民間，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和明清時期。這種風氣是受當時的動盪的社會環境，嚴苛的性禁錮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響的。它的盛行在破壞封建禮教的同時，也繁榮了同性文學。然而人們對同性之愛充滿排斥的同時，也應該要正視這種社會現象的正常性，為百年男風探索新的正規出路。
關鍵詞：中國歷史；男風
男風，指同性戀現象或同性戀活動。現代社會大多數人對「男風」抱以排斥態度，然而中國歷史上的「男風」記載卻是不絕於史書的，由此可見「男風」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對「男風」的贊同態度。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男寵大興，甚於女色」① 的記載。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詩文也從一個側面表現了當時歷史時期人們對「男風」的態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詩《詠懷詩·三》里對「安陵」、「龍陽」這些事情加以吟詠贊美：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月衣裳。願為雙鳥飛，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縱觀中國歷史上的「男風」，根據其中有無同性之愛可分為兩種：一、強權下的無愛之愛這種借風氣往往出現在君王貴族這樣的上流社會，他們權勢剝奪他人的性選擇，迫使年輕俊美的男子供其褻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稱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孌童，其男寵不計其數並且到處搜羅男寵，其一是從宮里的太監中鱗選孌童作貼身隨從，當然也與之進行性活動：「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幸，名曰「老兒當」（ 「老兒當」是當時男同性戀的代名詞。由於男風泛濫，當時對男同性戀有不少代名詞與「雅稱」），猶雲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②徐充《曖姝由筆》卷三亦曰：「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惟寵狎是尊。余近訪知老兒當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豈閎孺、籍孺之類歟？」而且，武宗獵艷對象也不限於內臣，當其外出遊幸活動中亦四處搜羅孌童：「武宗南幸，至楊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為上所喜。問其名，左右以「 頭上白」為對，蓋本代府院中樂部，鎮守太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諢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乎？」逮上起，諸大璫遂閹之。蓋慮聖意或欲呼入內廷，故有此問。③眾多的孌寵，或為功名利祿，或為榮華富貴，或屈服於強權之下，只有少數奮起反抗。公元370年，苻堅的前秦一舉摧毀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國，前燕的一對皇族姐弟：十四歲的清河公主和十二歲的慕容沖也落入苻堅之手。苻堅貪戀兩人的美貌，對這小姐弟非常寵愛，當時長安城中就有歌謠「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但是這一雌一雄豈願意充當符堅的性童呢？最終慕容沖反叛，苻堅倒台。慕容沖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個事實：被權力污染的性愛，帶給人們只有屈辱與痛苦。二、惺惺相惜的有愛之愛元代林載卿的《誠齋雜記》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階層中潘章和王仲先從相見到相愛，情同夫婦，甚至同死的事情。他們倆合葬的墓冢後來還長出一棵枝葉相抱的樹，可謂死後仍相愛如故，貞誠感天，這棵樹也稱為「共枕樹」。這個故事雖趨於神話了點，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到潘章於王仲先之間深厚的愛情。另外漢哀帝與董賢的故事也是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問及其父，即日征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起卧。又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④由此可見哀帝對董賢的情誼之深。孔子在《論語》中說：「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以色於今之世！」墨子亦雲：「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愛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於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於萬人之官。」由此可見「男風」是有違禮法的。那麼，在中國古代，這么一個無處不充斥著封建禮教思想的社會中，這種完全違背禮教思想的同性之愛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影響，乃至自成一「風」的呢？這里不得不提到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時期：玄學興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實行性禁錮的明清時期。一、魏晉南北朝時期1、動亂的年代男風的形成和當時的政治動亂，軍閥割據，民無所從的形勢分不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斷，政治黑暗，統治階級無暇顧及對倫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導致禮教鬆弛，人們的婚愛狀況混亂。在這種形勢下,不少人以頹廢、放浪、利己的態度對待人生，「風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時期可謂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學，好清談，講風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當時放浪形骸，人性自由達到到極致的社會風氣。正史上有段關於文學家庾信與梁宗室蕭韶同性之愛的有趣的記載：「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餚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⑤這段資料描述了當時庾信因為蕭韶對自己的冷落，致使雙方發生矛盾沖突，甚至於侮辱對方。可見，當時男風不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經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愛一般，禮遇冷淡之時，會有怨恨甚至爭吵沖突的現象出現。2、玄學的興盛間玄學的興起，使人們開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審察、批判過去的一些道德觀和世界觀。與何晏並為玄學宗師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論」，強調以自然無為為「本」，名教禮法為「末」，強調人的自然性。嵇康則更是明確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在玄學理論的強盛影響下，一些知識分子首先接受了這種觀念，開始強調人的真情實感、自然之性和個性，基於這個前提，追求聲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順的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以前名教經學桎梏及名利的束縛。所謂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當然也包括了性愛在內。因此我們可以說魏晉名士們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時，也追求著肉體上的解放。
3、獨特的審美出於對生命的珍惜和留戀，魏晉士人重視外貌打扮，在塗脂抹粉中尋求生命的美感。《晉書·潘岳傳》曰：「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⑥這種以男子修飾儀容、敷粉裝扮為美的社會風氣造成了當時社會上的男子脂粉氣過重，偏向女子的陰柔。而這種現象正是促進了男子同性之愛的發展。二、明清時期1、物極必反的性禁錮明代謝肇制所著的《五雜俎》中，詳細地闡述了男同性戀作為一種歷史傳統發展至明代的情形：「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鑒矣。史謂咸寧、太康以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仿效，至於夫妻離絕，動生怨恚。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為甚也。」由此可見，明代時男風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眾所周知，明代繼續受程朱理學、封建禮教的影響，「存天理，滅人慾」，實行著非常嚴酷的性禁錮：明宣宗以後，朝廷頒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對此項條令嚴格執行。無論官員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當性行為，輕則貶謫，重則加以革職，且永不錄用。然而，恰恰就是這種性禁錮促使「男風」的發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歸道德的初衷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南轅北輒，適得其反。因為在封建社會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間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說過賣淫和通姦是一夫一妻制的補充。現在宿娼這條「補充」之路既斷，於是只好在同性之間發泄了。《五雜俎》中有以下一段論述：「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即是說，與嫖妓相比，男風在當時既沒有和法律抵觸而且也花費較少的錢。此外，男子相親，妻子很難過問、追究、反對，家庭矛盾也不會十分尖銳。對宗室而言，同性之愛不會誕生後代，造成血統紊亂，這對滿清統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滿族人重視血統，尤其是皇族，為保持自己滿族人的皇族血統，滿清朝廷嚴禁滿漢通婚。這樣一來，同性戀就成為一種為統治者所默許的滿漢之間的性關系，於是社會就在嚴格控制異性性愛行為的同時，放寬了對同性之愛的限制。這樣，男風就越刮越盛了。2、思想解放以明朝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8）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漸沖破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宋儒理學的束縛，伸張自然情慾的主張開始萌芽。王陽明崇尚個人表現和個性發展，而他的追隨者隨後發展了這種哲學。他們提出慾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壓抑使人無為，人應該表達和釋放來自內心和本性的情慾。宮廷中的同性戀風氣固然會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真正使男風盛行的還是整個社會的性觀念和性取向的改變，尤其是廣大士人和官員的積極參與。在中國古代，士人是社會潮流的領導者，他們的趣味和傾向有時往往會比朝廷的詔令更具號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統自居的道學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僅不排斥或譴責同性戀，反而常把它作為一種風流韻事而津津樂道，並加以倡揚。這種道德觀念上的開放，導致了同性戀之風在明清兩代的空前繁盛。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紅樓夢》里，曹雪芹就描寫了寶玉和秦鍾、寶玉和蔣玉涵的戀情。清朝乾隆年間的學者袁枚的《子不語》中載有大量的同性戀故事，而袁枚本人與吳下秀才郭淳之間就有一段同性戀情。著名詩人兼書畫家鄭板橋自敘「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⑦算是承認了他也好男風。清代同性戀文學中一批專門描寫同性戀愛的《宜香春質》、《龍陽逸史》和《品花寶鑒》等作品的出現無疑反映了當時的男風之興盛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縱使男風在中國古代盛極一時，但是，基於男風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迷戀年輕男色為核心，享樂性和短暫性是其特點，它盛行百年，卻始終沒有形成一種社會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聯姻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機制，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清末以後男風的衰微。
從文明發展上看，同性之愛在中國受到壓制是中華民族百年悲劇的一部份。封建社會時期，同性戀者往往成為社會運動的犧牲品。男風興盛，招引了統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斯巴達同性情人軍團在保家衛國方面創下了豐功偉績，在這種環境下，同性戀受到社會的寬待以至贊美，可謂實至名歸。洋炮轟鳴下姍姍來遲的戊戌變法不幸胎死腹中，使當時康有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內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實行。五四運動提倡向西方學習，然而不幸的是當時的西方普遍視同性戀之愛為病態，而五十年代西方興起的同性戀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後來的平反政策，卻因學術交流的中斷而未能及時吸收，「斷章取義」的學習使同性戀至今在中國仍然被列為病態。而現如今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周年，部分中國人民已經漸漸重新認識同性戀的正常性，為同性之愛平冤昭雪。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戀，社會也漸漸開始接受同性戀。我想，我們作為國家的新一代，國家的未來，也有必要正視同性之愛，以史為鑒，在我們追求異性之愛的同時，也幫助這些長期受到歧視的群體探索出一條讓他們能長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陸』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簡介
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表示尊重。王陽明倡導的是主觀唯心主義。而中國一直倡導馬專克思主屬義，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所以，王陽明有些不被重視的感覺。王學在日本是比較盛行的。我個人比較贊賞他這個人，他的軍事才華不是一般的強，文武雙全。建議你去看這些書《明朝那些事兒》第三部（主要集中於後半部分，若想簡略了解，這本很好）《傳奇王陽明》百家講壇董平教授(全面了解)《明朝一哥王陽明》呂崢
『柒』 明朝理學家都有誰具體介紹
曹端（1376年－1434年），字正夫，澠池人。
祖籍山西曲沃縣閻村。五歲見《河圖》、《洛書》，能畫地詢問父親[1]。長大後讀周敦頤《太極圖說》，嘆道：「道字是矣！」18歲中秀才，永樂六年（1408年）河南鄉試，舉人第二名。任山西霍州、蒲州學正二十餘年，學者稱「月川先生」。曹端稱周敦頤為理學宗源，「周子《太極圖說》為宋理之宗」「手太極圖而口其說以示二程」；又認為陸九淵所謂「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說，是「不知周子理不離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著《太極圖說述解》一卷、《通書述解》二卷、《西銘述解》一卷。《明史·儒林傳》稱「論者推為明初理學之冠」。
孫奇逢（1585年—1675年），字啟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府容城縣（今屬河北省）人。明末清初理學大家。
原籍明直隸保定府容城縣（今屬河北省），後遷居河南衛輝府輝縣。萬曆舉人，與東林黨人來往密切。明亡，清廷屢召不仕，人稱孫征君。與李顒、黃宗羲齊名，合稱明末清初三大儒。有《讀易大旨》五卷、《理學宗傳》、《聖學錄》等著，晚年講學於輝縣夏峰村，世稱夏峰先生。錢鍾書認為，「方苞寫孫奇逢傳，人家看了不滿意，認為孫奇逢的為人，有三個特點：一是他的講學宗旨比較突出，主張身體力行；二是他的義俠之跡，在明末亂世，他能夠率領幾百家據守險要，保全鄉里；三是他的門牆廣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鄭可學（？～1212年），字子上，號持齋，莆田（今屬福建）人。
受學於朱熹，朱熹在漳州當知縣時，延聘他當西塾師，曾刪定《大學》一書，朱熹說：「此書惟子上可訛之。」寧宗嘉定四年（1211年）特奏名，授忠州文學參軍。嘉定五年（1212年），赴衡州司戶參軍任上，卒於途中。著有《春秋博議》、《三朝北盟舉要》、《師說》等。
鄒元標（1551年－1624年），字爾瞻，號南皋。江西吉水縣縣城小東門鄒家人，明代東林黨首領之一，與趙南星、顧憲成號為「三君」。
鄒元標幼有神童之稱，九歲通《五經》，萬曆三年（1575年）在都勻衛所（後改名南臬書院）講學。萬曆五年（1577年）中進士，入刑部觀察政務，與伍惟忠友好，為人敢言，勇於抨擊時弊，九月二十六日，張居正父親病死，首輔張居正居喪不丁憂，元標三次上疏反對「奪情」，「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根本與禽獸無異，結果被當場廷杖八十，發配貴州，潛心鑽研理學。萬曆十一年（1582年），回朝廷吏部給事中，他又多次上疏改革吏治，觸犯了皇帝，被皇帝視為「訕君賣直」，再次遭到貶謫，降南京吏部員外郎。以疾歸，居家講學近三十年。天啟元年（1621年）任吏部左侍郎，後因魏忠賢亂政求去。謚忠介。著有《願學集》8卷、《太平山居疏稿》4卷、《日新篇》2卷、《仁丈會語》4卷、《禮記正議》6卷、《四書講義》2卷、《 工書選要》11卷、《鄒南皋語義合編》4卷。有子鄒德淇。
胡居仁（1434年—1484年），字叔心，江西省余干縣人。
吳與弼弟子，與陳獻章是同窗好友。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人稱敬齋先生。成化元年（1465年），受提學李齡、鍾成的邀請，入白鹿洞書院主事。曾攻擊陳白沙，指斥為流禪的異端。其學承襲程朱舊說，無所發明。「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1]嘗作《進學箴》：「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萬曆十三年（1585年）從祀孔廟，追謚文敬。弟子以余佑最著名。著有《居業錄》。
吳與弼（1391年—1469年），字子博，號康齋，江西崇仁縣人。
父親吳溥，建文時為國子司業。弼年十九歲時，見《伊洛淵源圖》，放棄科舉，苦讀閩學語錄，推崇程朱，注重「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中年躬耕讀書，「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學者稱康齋先生。有弟子胡居仁、陳獻章。天順初授左春坊右諭德，兩個月後借口有病，回鄉講學。嘗言「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為？」著作有《康齋文集》、《日錄》等。
黃佐（1490年－1566年），字才伯，號泰泉。明代廣東香山石岐仁厚里人。
祖父黃瑜、父親黃畿，均以治儒學聞名。十二歲鄉試第一，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科二甲進士，次年選庶吉士，授編修，「陳初政要務」，嘉靖十年（1531年）任廣西按察司僉事，修成《廣西通志》。因母病辭官歸家，拜師王守仁，「與論知行合一之旨，數相辨難」，得到王守仁稱贊，「家居九年，簡宮僚」。嘉靖十三年（1534年），起用為南京翰林院編修兼詹事府司諫。後任江西僉事、廣西學督等職，因論河套事與大學士夏言不合，棄官歸養。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月二十二日卒，追贈禮部右侍郎。世稱泰泉先生。著有《廣東通志》七十卷、《泰泉鄉禮》七卷、《詩傳通解》二十五卷、《禮典》四十卷、《樂典》三十六卷、《續春秋明經》十二卷、《小學古訓》一卷、《姆訓》一卷等。
魏良弼（1492年－1575年），字師說，一作師悅，號水洲。明理學家、教育家，新建（今屬江西南昌）人。嘉靖二年（1523年）成進士，曾因直諫屢遭廷杖，然言之愈激。在家鄉的丹陵書院講學達四十二年之久，深得鄉人尊。受學於王守仁，與錢德洪、陳九川、劉邦采、羅洪先、鄒守益等往復論學，聯集講會，闡揚王學。 認為良知、天理非二也。為學力主「悟道」。在道德修養上反對時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認為人本得天理良知，但人被習心遮蔽，故不能呈現。強調「良知之學不待教」，要在「四端」 處「擴充」，「以誠身為貴」。 隆慶初，進太常寺少卿，致仕。卒後，追謚忠簡。著有《水洲文集》，後人撰有《魏水洲先生行略》。
其弟魏良政和魏良器亦是江右王門重要學者。
陸世儀（1611年～1672年），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今屬江蘇）人。明亡不仕。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出生，學宗朱程，反對王守仁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卒於清聖祖康熙十一年（1672年）。
顏鈞（1504年～1596年），號山農，又號耕樵，江西永新（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三都中陂村）人。泰州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自幼體弱，智慧不開，被當成痴呆兒。十二歲隨父在常熟學宮讀書。二十歲以後家貧而廢學。不久接觸王陽明的《傳習錄》。由徐樾介紹到泰州王艮門下，受傳「大成仁道」，人稱「嘉隆江湖大使」。嘉靖十九年，王艮卒，顏鈞為其守墓三年。嘉靖二十五年，在江蘇揚州、泰州等地傳道，後因思想過於激進，被朝廷逮捕，發配充軍。有《顏鈞集》傳世。
『捌』 「理學『素王』」和「白衣卿相」指的分別是誰
宋代大詞人柳永稱自己是「白衣卿相」,乃柳永自視為未入仕的卿相之才
素王是孔子的眾多稱呼中的一個，理學素王可能指朱熹
『玖』 宋明理學主要代表人物都有誰
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
1、周敦頤
周敦頤（1017年-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實，字茂叔，謚 號元公，北宋道州營道樓田堡（今湖南省道縣）人，世稱濂溪先生。
周敦頤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學思想的開山鼻祖，文學家·、哲學家，著有《周元公集》《愛蓮說》《太極圖說》《通書》（後人整編進《周元公集》）。
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欲、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後世的理學家反復討論和發揮，構成理學范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
2、程顥
程顥（1032—1085.7.9） 字伯淳，號明道，學者稱其「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北宋理學家、教育家，理學的奠基者，「洛學」代表人物。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舉進士後，歷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程顥在北宋嘉祐年間考中進士，宋神宗時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反對王安石新政。
在學術上，程顥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
3、朱熹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
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後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准。
4、陸九淵
陸九淵（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靜，撫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縣）人，南宋哲學家，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
因書齋名「存」，世稱存齋先生。又因講學於象山書院，被稱為「象山先生」，學者常稱其為「陸象山」。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進士，調靖安主簿，歷國子正。有感於靖康時事，便訪勇士，商議恢復大略。曾上奏五事，遭給事中王信所駁，遂還鄉講學。
紹熙二年（1191年），知荊門軍，創修軍城，穩固邊防，甚有政績。紹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卒，年五十四。追謚文安。
5、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
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謚文成，故後人又稱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學說思想王學（陽明學），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立德、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
弟子極眾，世稱姚江學派。其文章博大昌達，行墨間有俊爽之氣。有《王文成公全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明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