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理學的本質是什麼
宋時期，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巔峰，義理之學取代章句之學，回成為宋學發展的重要特點。創立答於北宋中期，綜合吸收佛、道思想對傳統儒學進行改造與創新的理學，逐漸發展壯大，並在南宋後期上升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數百年之久。 宋代理學使儒學遺產重獲方向並恢復元氣，它確應被稱作新儒學。在其形成期，曾被從不同的側面給予過其他幾種名稱。根據它最傑出的北宋先驅者程頤及其集大成的領袖朱熹，它被稱作程朱學派；根據意為「原則」和「推理」的「理」這個詞，它又被稱為理學，因為它的學說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理永存於萬事萬物之中，而且推究可致。總之，這些概念之間沒有太大差異，大都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背後都存在著一種支撐這種事業成敗與否的無形的精神文化氣質。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理學對當時的經濟、政治、科技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宋代輝煌燦爛的科技成就，與宋代理學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② 什麼是「理學」它包括哪些內容 還有「經世致用」和「格物致之」分別是什麼意思啊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
理學，基本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創立的新儒學，傳承於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學。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創造性地發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學，最後形成了程朱理學體系。
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抑制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間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持。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經世致用指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由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提出。他們認為學習、徵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應以治事、救世為急務，反對理學家不切實際的空虛之學，對後人影響很大。
格物致知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乃儒家專門研究物理的學科，已失佚，源於《禮記‧大學》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論述的"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此段。但《大學》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卻未在其後作出任何解釋，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過"格物"與"致知"這兩個詞彙而可供參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義成為儒學思想的難解之謎。《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發行的第五版將"格物致知"解釋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
③ 宋朝文化的理學
朱熹，南宋時期重要的理學家、教育家、史學家，一生著書立說儒學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復興，在佛、道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新的儒學思想—理學。理學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要內容，在建構儒家形而上學和本體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認為：「理」和「氣」是並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後之分。理是萬物之源。「天理」與「人慾」是對立的兩方，人慾是一切罪惡之根源，應當去人慾、存天理。經過二程與朱熹的發展，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南宋末年理宗時成為官方哲學。之後，陸九淵又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們應當去人慾，存本心，到達清明寡慾的境界，陸九淵之思想經過之後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繼承發展，成為新的哲學體系—心學，在明朝中葉以後占據了主導地位。除了理學與心學之外，宋朝晚期還出現了第三種學術勢力—浙東事功學派，其由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所組成 。
④ 「理學對宋詞的特點有何影響
理學對宋詞的特點有何影響：
宋代理學家的詞創作呈現出一定的相似性,大略可分為具有理學意味的詞作和詞人面貌的詞篇兩類。但按照一個文學流派的形成必須具備的流派宗主、文人群體和主導風格三個要素來衡量,宋代並不存在所謂的理學詞派。理學和宋詞的關系,不僅體現為理學家對詞創作的染指,更有理學對詞的深層次影響。在詞學觀念上,理學的浸染,使得文入學者對詞的品評,出現道學氣;在詞的創作上,以理入詞,擴大了詞體的表現畛域,強化了宋詞的哲理色彩,促進了宋詞的雅化。
⑤ 國學文化：什麼是程朱理學
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1] ，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由程到朱，所以叫「程朱理學」。
理學，基本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創立的新儒學，傳承於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學。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抑制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間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持。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其基本觀點包括：1、理一元論的唯心主義體系，認為理或天理是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2、理一分殊[3] ，認為萬事萬物各有 一理，此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於天理，此為理一；3、存天理、滅人慾，天理構成人的本質，在人間體現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人慾」是超出維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違背禮儀規范的行為，與天理相對立。
⑥ 如何看待理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理學直接承繼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時也有選擇性的吸收揚棄了道家、玄學、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理學由北宋程顥、程頤建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1130~1200)是中國歷史上繼孔子之後最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後歷代學術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學思想文化的傑出代表---朱子理學，受到朝廷的推崇，被欽定為官方的正統哲學思想，構成中國宋末至清代600餘年間一直處於統治地位的思想理論。
理學又稱道學。理學的出現，承擔了重建儒學價值體系的職能，通過對理論挑戰和現實問題的創造性回應，古典儒學通過理學而得以復興。可以說，宋明理學對漢代以後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有一個新的反省，並通過這種反省致力於儒學的復興。理學直接承繼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時理學思想體系也有選擇性的吸收揚棄了道家、玄學、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理學能夠在宋以後獲得這樣的發展，正是因為它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營養。
理學對中國文化史的影響是兩方面的，正面影響：開啟了忠君的高潮，從此封建王朝沒有再從內部瓦解過，權力之爭從外戚、權臣那裡轉化為對外族侵略的矛盾。很好的維護了內部的統一，社會相對穩定，有效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提高，發展了中華文化，創造了很多燦爛的文明。
負面影響：文人開始變得迂腐，重視繁文縟節，拖慢行政速度。開啟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導致國家國防力量羸弱，面對外來侵略不堪一擊。儒家孔子所倡導的「權」的思想變得僵化，行政機關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對婦女進行了多方面的禁錮，強化了貞潔等等葬送女人一生幸福的各種觀念，讓中國婦女從此陷入被壓迫的深淵。
⑦ 宋明理學的文化背景
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時代，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宋、明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稱為「理學三先生」。然理學實際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提出「理」先於天地而存在，將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體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征》，得出「理存於欲」，指出「後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學，理學一名始稱於南宋，朱子曾說「理學最難」，陸九淵也說「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明代，理學成為專指宋以來形成的學術體系的概念。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理學就是指宋明以來形成的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包括：（1）在宋代占統治地位的以洛學為主幹的道學，至南宋朱熹達頂峰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後來習慣用「理學」指稱其思想體系。（2）在宋代產生而在明代中後期佔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狹義理學則專指程朱學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陸九淵；明代：王陽明。就主導思潮而言，理學代表人物可概括為「程朱陸王」。
主要派別：按現代學術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學體系區分為四派：氣學（張載為代表）、數學（邵雍為代表）、「理學」（程朱為代表）、心學（陸王為代表）。
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隨不同時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學與唐以前儒學尊《五經》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四書》成為尊信的主要經典。價值體系和功夫體系都在《四書》。《六經》為粗米，《四書》為熟飯。理學的主要根據和討論的問題都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緊密相關。理學討論的主要問題大體是：理氣、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靜、涵養、知行、已發未發、道心人心、天理人慾、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
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化和哲學發展的又一個高峰。由於宋明時期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形態是理學，人們習慣上多以「宋明理學」的概念來稱呼這一時期的哲學。
宋明理學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是繼魏晉把儒學玄學改造之後，對儒學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學是對隋唐以來逐漸走向沒落的儒學的一種強有力的復興。這個復興儒學的運動，由隋唐之際的王通發其先聲，由唐代中期以後的韓愈、李翱、柳宗元諸人繼其後續，而至兩宋時期蔚為大觀，形成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而又影響久遠的儒學運動。在時間上，這場儒學運動持續到明清之際，影響直至當代；在空間上，這場儒學運動不限於儒學的故鄉，還牽涉到受儒學影響的東亞諸國，以至於在這些國家，所謂的儒學主要就是理學（或稱性理學）；宋明理學是當時中國有抱負有思想的學術群體對現實社會問題以及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戰的一種積極回應，他們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佛道二教展開了一種與孟子「辟楊墨」相類似的所謂「闢佛老」的文化攻勢，力求解決漢末以來中國社會極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國人在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後半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不得不面對由它所造成的社會及文化後果。然而也正是這個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應佛老而使儒學重新走上正統地位的同時，也同時改換了先秦儒學的積極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頹廢，因而就其後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極的一面。
我們研究理學哲學智慧，不僅在於了解它對回應與解決當時社會與文化問題作了怎樣的解答，更重要的還在於通過對其得失的分析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諸如「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確回應外來文化」、「如何正確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等對當代仍至為重要的哲學問題。而給這種思考以啟發和借鑒，正是理學智慧的意義所在。
⑧ 理學與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
從理學看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
宋明理學也稱道學，是以儒家為主幹，融攝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氣論，心性論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宋明理學把漢唐以來註疏五經的傳統一變為講求四書義理，討論身心性命修養問題的傳統，並以民間自由佛學之書院為依託，把傳統精英文化進一步世俗化，西方稱之為新儒學。新儒學可以說是關於「人」的學問，它所討論的大概都是關於「人」的問題。例如，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和任務，人和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性和人的幸福。理學的目的是要在人生的各種對立面中得到統一，簡單的來說就是對立面的統一。
再說說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它屬於觀念形態的范疇，它凝聚於文化傳統之中，作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思想基礎的文化基本精神，本身也是文化發展的產物，並隨文化的發展演變而發展變化，不斷擴大和加深自己的思想內涵。因此，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在中國文化中起主導作用，處於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觀念，是我們大家熟悉的，而不是莫測，高深的懸思妙想，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是一個包含著諸多要素的思想體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
下面就結合理學來看其中所反映的主體精神。
首先是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而西方文化則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共存和發展。而中國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對把天和人割裂，對立起來，而主張天人協調，天人合一，在他們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因而可達到統一。
作為理學奠基著之一的張載認為，人和自然都遵循統一的規律，即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的對立統一規律，它所體現的是自然界和人的共同的「性命之理」，他還認為，性天相通，道德原則和自然規律是一致的，性與天道，具有同樣的屬性，即變易，張載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他看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協調，他主張窮理盡性，「為天地立，為生民為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完成人道，實現天道，最終達到天道與人道的統一。
其次是以人為本，用中國傳統方式來說，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間，以人為中心；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中心。
宋明理學十分推行人本主義，氣本論以張載為代表，主張世界統一於理，萬事萬物不過是氣的聚散而已，張載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反對佛教所宣揚的神鬼迷信。在他看來，人的生死是氣化的必然現象，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死以後，其氣歸於「太虛」，無所謂生死輪回，更沒有什麼超脫生死的「涅磐寂靜」的彼岸世界。他認為鬼神只是表示氣的不同運動形態，不是什麼人神格。理本論以朱熹為代表，主張世界統一於理，萬事萬物不過是「理」的表現。朱熹認為，沒有理也就不成其為事物，如他說：「如一所屋，只是一個道理，有廳有堂；如草芥，只是一個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是一個道理，有張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這些事物之間的具體差別和聯系，都是由一個根本的道理所決定的，是理的分殊體現。他認為理是根本，是決定事物之所以為事物的根據，也就是說「理」是第一性的。這種先於具體事物的一般原則「理」，朱熹對它叫做「天理」。這無非是強調「理」是最高的，絕對的，永恆的和必然的。心本論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世界統一於「心」，萬事萬物不過是「心」的外化而已。陸九淵認為，世界的本源便是吾心，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他提出了一套所謂「簡易」的唯心主義認識論。
他認為，心中本有真理，真理本在心中，因此只要反省內求，就可得到真理。他所謂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就是認為道德意識是最高的實體，心就是世界的根本，世界就是依據這種道德意識而存在的。
這三派之間盡管有種種不同，甚至有尖銳的思想分歧和理論斗爭，但都反對靈魂不滅論，否認鬼神的存在，高揚人的主體性。肯定精神生活的價值，強調道德性對於個人境界的提升和社會發展的極端重要性。
接下來就是貴和尚中，貴和諧，尚中道，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但由於宋明理學是儒家的繼承，自然體現了貴和尚中的思想。王陽明較人要身體力行，在實踐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朱熹強調道德理念，規范與知識。
最後就是剛健有為，由於孔子剛提出過剛健有為的思想，他十分重視「剛」的品德，所以作為新儒家的理學，自然也就傳承了這一點，只是三個主要派別並沒有在此方面有什麼詳細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