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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地理學會

發布時間: 2021-03-15 21:09:28

Ⅰ 2002年3月15日,英國學者加文·孟席斯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了令世界震驚的新觀點:中國明朝航海家鄭和

目的與性質: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宣揚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滿足統治階級對異域珍寶的需求,是封建制度下的政治行為和不計經濟效益的貢賜貿易;西方遠航是為了開拓市場,攫取暴利,具有資本主義海外殖民性質。
歷史影響: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友好往來,但貢賜貿易無益於國計民生;西方遠航為新興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加強了世界各地的聯系。
原因:明初貢賜貿易「倍嘗其價」,造成重大消耗,缺乏生命力;明清閉關自守,實行海禁,航海業每況愈下。西方為資本原始積累所驅動,遠洋航海事業蒸蒸日上。

Ⅱ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怎麼樣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IBG) )創立於1830年,現有會員16500餘人,是英國久負盛名的學術團體,也是世界最大的地理學術團體之一。她的前身是1827年成立的「地理學家晚餐俱樂部」,其宗旨是促進和傳播地理科學;在此基礎上,1830年成立了英國倫敦地理學會(GSL),1859年後改稱皇家地理學會(RGS)。它因資助大型探險活動著稱於世,對英國探險的「黃金時代」起了巨大推動作用。1933年又成立了英國地理學家協會(IBG)。為了推動地理學的發展,擴大地理研究成果和地理知識的傳播,增強學會實力,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和英國地理學家協會於1995年合並,仍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一直以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積極組織各種國內和國際活動,鼓勵和資助地理學研究和高等地理教育,並與眾多從事研究、教育、政策研究、專業以及面向公眾的地理機構建立合作關系,以探究如何應對來自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挑戰。

英國的皇家地理學會是一個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科學機構。它曾組織南 極探險、攀登珠峰以及探索尼羅河源等多種大型科學考察活動,在此過程中也積累了豐富的地理學資料。

皇家地理學會檔案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地理學檔案之一。 經過六年的准備,耗資1300萬美元,皇家地理學會日前將200多萬份歷史資料——地圖、圖表、書籍、藝術品、文物以及照片等等——從倫敦總部的地下室移到了新翼的現代化展室中,並於6月8日起向公眾開放。人們可以去展室參觀展品,也可到閱覽室瀏覽資料,還可以在網上檢索檔案。學會收藏的許多文物都承載著人類早期探險的歷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學會的收藏中有戴維·利文斯頓(DavidLivingstone,1813-1873)在非洲探險時所戴的尖頂帽,有第一個登上珠峰的埃德蒙·希拉里(EdmundHillary)用過的氧氣瓶,有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上使用的六分儀,還有來自羅伯特·斯科特(RobertScott,1868-1912)南極探險隊的一隻皮箱。上百年的老照片保存了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往昔風貌,而1887年的南極地圖與現今地圖之間的對比則是南極冰蓋融化的直接反映。

學會主管瑞塔·加德納說,地理學是「對於我們理解當代世界、社會及環境最有幫助的學科之一」。而曾到過南北兩極的英國探險家彭·哈多則認為探險家在科學發現的過程中佔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探險家的責任之一就是走出去、收集信息並把它帶給最廣泛的聽眾……去激發更多公眾對科學研究的興趣」。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創立於1830年,現有會員14000多人,是歐洲最大的地理學術團體,也世界最大的地理學術團體之一。她的前身是1827年成立的「地理學家晚餐俱樂部」,其宗旨是促進和傳播地理科學;在此基礎上,1830年成立了英國倫敦地理學會(GSL),1859年後改稱皇家地理學會(RGS)。它因資助大型探險活動著稱於世,對英國探險的「黃金時代」起了巨大推動作用。1933年又成立了英國地理學家協會(IBG)。為了推動地理學的發展,擴大地理研究成果和地理知識的傳播,增強學會實力,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和英國地理學家協會於1995年合並,仍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英文名稱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RGS-IBG)。

作為非營利的學術團體,RGS-IBG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增加經費來源。除會員會費外,他們通過開展培訓活動、資格人證、租用辦公場所和資本運作等方式廣開財源,同時也申請政府和企業贊助。

RGS-IBG的主要學術活動有:每年組織召開一次大型的國際性學術年會,同時每年在全英及世界許多地區組織200次左右的短時(半天)學術講座或考察活動。

RGS-IBG的主要出版物有:《地理學報》(The Geographical Journal)、《英國地理學家協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區域》(Area),以及科普刊物《地理雜志》(Geographical Magazine)。另外,還不定期出版許多研究與探險類圖書;每兩年出版一本《地理單位簡介》。

RGS-IBG另一個重要作用是鼓勵和資助地理學研究和高等地理教育。一百多年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通過地理學研究,極大地促進了地理科學的發展。

鼓勵和支持探險與野外考察是RGS-IBG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們專門成立了世界著名的探險指導中心,對致力於探險與野外考察的人以培訓和指導,每年幫助500多個探險隊伍,主要來自有關大學,還資助小規模的探險活動。

見證人文地理學的定位

這些檔案也見證了皇家地理學會自身的改變和地理學身份的轉變: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是地理學「重新定位」最為成功的例子之一。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與著名雜志《國家地理雜志》一樣,它曾多次資助探險家和自然學家到世界各地進行考察,並實現了超越地理學、歷史學、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的跨學科考察。其成員把自己從繪制地圖的自然科學家,變為揭示人類各種生存狀態的社會科學家,把枯燥的地理資料成功轉變為趣味叢生的人文地理。學會出版了許多權威性學術出版物、地理期刊《地理學》,囊括區域旅遊和南南經濟合作等諸多學科研究焦點。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源於1827年成立的地理學餐會俱樂部,1830年被正式命名。1837年學會獎章頒給羅伯特·菲茲羅伊(Robert Fitzroy)船長——他曾載著達爾文離開英國考察,促成了進化論的提出;1842年學會表彰了發現南極洲的羅斯(James Clark Ross);1847年表彰了發現澳大利亞的斯圖爾特(Charles Sturt)等。

Ⅲ 求十個最具影響力的地理學家名字

埃拉托斯特尼 (276BC - 194BC) - 計算地球大小。
托勒密 (c.90–c.168) - 編譯希臘及羅馬知識而成著作《地理學》(Geographia)。
吉哈德斯·墨卡托(Gerars Mercator) (1512-1594) - 創新的地圖學家製作了麥卡托投影法。
亞歷山大·馮·洪堡 (1769–1859) - 被視為現代地理學之父之一,出版了《宇宙》(Kosmos)及創立了地理學的分支。
卡爾•李特爾(Carl Ritter) (1779-1859) - 被視為現代地理學之父之一。穩占柏林洪堡大學第一把交椅。
阿諾德·亨利·蓋奧特(Arnold Henry Guyot) (1807-1884) - 在冰川結構、冰川運動,特別是快速冰流(ice flow)的高度認識享譽盛名。
威廉·莫里斯·戴維斯(William Morris Davis) (1850-1934) - 美國地理學之父及侵蝕循環(cycle of erosion)的發展者。
韋達‧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 - 法國地質政治學學校創辦人及提出人文地理學原則。
麥金德爵士 (1861-1947)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共同創辦人,之後幫助創立了英國地理協會(Geographical Association)、雷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並成為英國地理協會會長,《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及心臟地帶(Heartland)理論作者。
瓦爾特·克里斯塔勒 (1893-1969) - 人文地理學家及中心地理論發明者。
段義孚(Yi-Fu Tuan) (1930-) - 美籍華人學者,開展人性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作為一個學科。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1935-) -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Marxist geography)家,空間及城市地理學理論作者。
邁克爾·弗蘭克斯·古特柴爾德(Michael Frank Goodchild) (1944-) - 著名地理信息系統學者及在2003年獲頒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創會獎項。
奈傑爾‧思瑞夫特(Nigel Thrift) (1949-) - 非表象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發起人。

Ⅳ 優生學的奠基人高爾頓是誰

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優生學家、遺傳學家、實驗生理學家、統計學家。他是英國著名的博物學家《物種起源》的作者查理·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博學多才,研究領域廣泛,家境富足,人們稱他為「博學的紳士」。

童年時代的高爾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智力,出生12個月後,他便能認識所有的大寫字母,18個月後則能辨別大寫和小寫兩種字母。在他咿呀學語的時候就能背誦拉丁文。到了兩歲半左右,高爾頓已能閱讀《蛛網捕蠅》之類的兒童讀物。3歲時他學會簽名,4歲時他能寫詩,5歲時已能背誦並理解蘇格蘭敘事詩《馬米翁》,6歲時,他已精熟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美國心理學家特爾曼(L.M.Terman)曾根據有關文獻的記載,用他自己設計的斯坦福——比納標准對幼年的高爾頓的智力進行了估算,他認為高爾頓3~8歲之間的智力年齡幾乎等於實際年齡的2倍,其智商約為200。顯赫的出身與罕見的天賦,大概是促成高爾頓日後創立優生學的部分原因。

在高爾頓15歲時,他的父親安排他隨一家英國醫學機構到歐洲大陸作巡迴醫療活動,回來之後,他就在伯明翰市立醫院做了兩年內科見習醫生,這段經歷使他積累了許多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1839年,17歲的高爾頓來到倫敦,開始在國王學院醫科學習醫學、生理學、植物學和化學,並且成績優秀。但不久,他的興趣就轉移到數學和自然哲學上,於是1840年他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也就是牛頓的母校,希望學到更多的數學知識,但成績並不理想,後來由於身體原因中途退學。

與童年的眩目光輝比起來,高爾頓的這段經歷顯得太平淡了,但是正是這一大堆雜亂無章而又沒有驕人成績的教育,為他日後成為一個博學之士奠定了基礎。1845年~1856年,他到處旅行、考察,收獲不斐。1856年,34歲的高爾頓被接納為英國皇家學會聯絡員,1860年成為正式會員。他是以地理學家的身份進入英國皇家學會的。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了。高爾頓很快就成了他表哥學說的信奉者,他自己的科學興趣不久也轉移到與生命有關的領域中。高爾頓是實驗心理學和人體測量學的開拓者。

1883年,高爾頓出版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書中概括地表述了兩項在實驗心理學中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第一個是關於自由聯想的實驗:他事先在75張紙條上各寫一個單詞,每次只讓受試者看一張紙條,再用一個精密的計時器測出由此引出的兩個即興到來的聯想所需的時間,然後對這些聯想在受試者的經驗中的可能起源加以分析,他發現最經常的聯想往往來自遙遠的童年。在這項實驗中,他還證實人類具有一種看到或聽到某一數字就能聯想到某一特定形狀的能力,他稱這種現象為「數目形」。第二個是關於心理意象的廣泛調查:他要求受試者先想一件確定的東西,然後盡量注意自己的「心視」畫面,並回答如明亮度,清晰度「色彩等一系列問題,並按其強度記分。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研究中,他首先在心理學中引進了調查表和評分辦法。

盡管這本書後來被認為是個體心理學及心理測驗的開始,但高爾頓的初衷並非如此,他想通過實驗和統計數據來揭示狂熱的宗教情感不足以作為判別真理的依據。

19世紀後半葉,實驗心理學脫胎於哲學和生理學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實驗科學,在這一歷史變革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德國的威廉·馮特(W.Wundt)和英國的高爾頓。但實驗心理學之父的美譽給了馮特,因為馮特試圖建立一個系統,努力使實驗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科學。他於1879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建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被認為是現代實驗心理學誕生的標志。雖然高爾頓沒有想到要把實驗心理學獨立成一門科學,但他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高爾頓對實驗心理學的貢獻還包括一系列他所發明的心理測驗儀器和測驗方法。有些儀器後來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例如測量聽覺閾的高爾頓笛和測量視覺范圍的高爾頓棒,這些儀器直到20世紀30年代都是心理實驗室的標准儀器。他還用盛有不同物質的瓶子來測驗嗅覺,這一方法被後人沿用至今。除此之外,他又設計了測量肌肉感覺、反應力、觸覺的儀器和方法。

1892年,高爾頓在《指紋學》這部著作中制定了一套按照紋型(斗、箕、弓三種類型)及十指順序排列的編碼程序。他在書中又指出指紋具有終生不變性、可識別性和可分類性的三條原則,從而為指紋學的理論和應用奠定了基礎。隨著指紋學方法不斷充實和完善,現在,指紋已成為最重要的個人鑒別手段。

高爾頓致力於廣泛的人體測量,從而獲得了大量的詳細資料,這些資料有力地支持了高爾頓關於人類個體在體能和智能上都存在著巨大差異的觀點,這成為他從事遺傳學和優生學研究的一個原動力。

高爾頓在19世紀遺傳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他對這門科學的突出貢獻是引進了定量分析法,這種方法在他的《遺傳的天才》一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高爾頓對英國歷史上有名的法官、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科學家、詩人、畫家、牧師等類人物家族進行系統考察,力圖證明智能遺傳的存在,並給予定量描述。他把1865年出版的《時代名人辭典》收錄的人定義為「名人」。通過調查,高爾頓發現平均每100個英國法官的親屬中有8.4個「名人父親」,7.6個「名人兄弟」,11.7個「名人兒子」

………共38.3個「名人親屬」;而根據他的推算全英國平均每4000個人中產生一個名人,由此證明天才在法官家族中是遺傳的。當然,高爾頓的調查和統計還比較粗淺、籠統,同時他把人的才能同他的地位一道作為遺傳性狀加以研究也是站不住腳的,但從中我們看出高爾頓相當重視統計學,並將其應用於遺傳學研究。另外,高爾頓還開創了對孿生子的研究,其目的是盡量排除環境,特別是後天教育的影響,只考察遺傳作用。他的研究指出,遺傳是先天決定的,如果環境較差,可以通過教育來加以補償,使其具備較高的素質。

高爾頓針對不同人種的遺傳特質進行了比較研究,指出不同人種的發展力是由於他們對其特定環境適應的結果。他把進化論中關於變異、選擇和適應等基本原理應用於對人類個體和種族的研究中。他提醒人們,由於低能人大量繁殖和有天賦的人的相對減少將引起種族退化,同時他還指出,通過自身的能力可淘汰祖先留下來的劣性而選擇優性遺傳給後代。

1883年,高爾頓發表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個以人類的自覺選擇來代替自然選擇的社會計劃,為此他創立了「優生學」這個新詞。人們就把這一年定為優生學正式誕生的年份,高爾頓被譽為優生學之父。他在這本書的附錄中寫道:

「我們非常需要一個簡單的詞來表達這一改進種族的科學,這種科學絕不僅僅是有關明智地選擇配偶之類的討論,而應具有更廣泛的內容。特別是對人類來說,這門科學研究各種能使較優秀種族或血統得到更好機會的影響,不管這些影響程度如何,以便迅速地勝過那些不那麼好的種族或血統。Eugenics這個詞可以充分地表達這個意義,至少比我以前用過的viriculture一詞的含義更廣。」

高爾頓為優生學下的定義是:「對於在社會控制下的能從體力方面或智力方面改造或損害後代的種族素質的各種動因研究。」高爾頓對這項研究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先後撰寫了《在現存法律與輿論條件下改良人種的可能》、《優生學的定義、范圍和目的》、《優生學隨筆》等論文和專著。他還建議應對古今各國不同社會階層的生育情況作一廣泛的調查,收集可靠的資料來闡明一些家族之所以繁榮昌盛的原因,深入研究婚姻和婚姻制度的各種因素,普及遺傳學知識並促進其發展,向全民宣傳優生學的重要意義。

1904年,由高爾頓出資在倫敦大學設立一個優生學講座,邀請皮爾遜(K.Pearson)來主持。同時他還在學校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優生學檔案室,兩年後改為優生學實驗室,仍由皮爾遜來領導。皮爾遜後來成了高爾頓的學術繼承人,繼續他的學術研究。1908年,英國優生學教育會成立,高爾頓出任名譽會長,同年該會出版了《優生學評論》,不久優生學就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1905年,由德、奧、瑞典、瑞士等國學者建立了第一個國際性的優生學組織即國際民族衛生學會。1912年,也就是在高爾頓逝世後的第一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會議在倫敦召開,高爾頓的理想終於發展成為一種國際性的科學與社會活動。在以後幾十年中,隨著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科學的發展,優生學也有了很大進步,取得巨大成績,影響也越來越大。

1960年,美國遺傳學家斯恩特又把優生學分為預防性優生學和進取性優生學。預防性優生學又稱負優生學,是指研究如何減少以致消除有嚴重遺傳病和先天性疾病的個體出生;進取性優生學也叫正優生學,是指研究如何增加有利的個體。

我國是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大國,開展優生學研究顯得尤其重要。在我國採取的優生措施主要有禁止近親結婚,進行遺傳咨詢,提倡適齡生育,產前診斷等。

優生學的研究是高爾頓一生中最偉大的貢獻。初看起來,高爾頓的科學活動就像他早年教育一樣雜亂無章,但是通過認真研究,我們從中理出一個頭緒:40歲以前,他主要是作為一個地理學家為人所知;信奉進化論是他科學生涯中的轉折點,他的人類學測量和心理學研究都是為證明個體與種族在體能上和智能上存在著巨大差異;為了探索這些差異的原因,他又涉獵了遺傳學;而當他把遺傳學原理應用於社會改造這一目標時就創立了優生學。而在從事這些活動中,他始終充分依賴數據分析,他的一句名言是「無論何時,能算就算」,他把統計學方法引入到生命和社會現象的有關領域里來,是他最重要的科學貢獻。

高爾頓的優生學理論曾被德西法西斯主義者歪曲並錯誤地利用,他們認為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而猶太民族是劣等民族,這成了他們大肆殺害和虐待猶太人的借口,使高爾頓蒙受不白之冤。的確,早期的優生學確有一些非科學的成分,確實被法西斯無情地踐踏過,但把優生學和種族優越論、階級優越論說成是「一路貨色」,給高爾頓簡單地扣上一頂「資產階級學者」的帽子也是不公平的。

高爾頓之所以被中國人所了解,正是基於對他優生學的批評。好在現在我們已經重視優生學,並且一些優生學的臨床和試驗成果也已匯入世界先進潮流。在這種形勢下,對高爾頓進行較全面的了解和公正評價就顯得更為重要。

即使站在21世紀的高度來看高爾頓,高爾頓仍然是一位偉大的社會改造的理想主義者,一位多才多藝的科學家。

Ⅳ 誰是遺傳環境創始人是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

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年2月16日-1911年1月17日),英國科學家和探險家。1822年2月16日生於伯明翰地區一個富裕家庭,1911年1月17日卒於倫敦東南的薩里郡。曾就學於德國吉森大學,未畢業即到南歐游歷。返英後入劍橋大學,又去倫敦再學醫。曾到西南非洲探險(1850),因樹立勞績而知名,1853年被選為皇家地理學會會員,3年後又被選入英國皇家學會,晚年還受到爵士封號。他的學術研究興趣廣闊,包括人類學、地理、數學、力學、氣象學、心理學、統計學等方面。富於首創性,開辟了多種研究方法和途徑,但不企圖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他是C.達爾文的表弟,深受其《物種起源》一書的影響,主張將進化論引進人性研究。他注重個別差異,關於形成個別差異的原因,則著重遺傳的作用。所著《遺傳的天才:它的規律與後果》(1869)、《英國的科學家們,他們的秉賦和教養》(1874)和《自然的遺傳》(1889)是用譜系的調查證明天才的上代能生育出天才的子孫。因此,他倡導善於選擇配偶,以利於改進人種,並創造了優生學這個名詞(1883)。他的另一部著作《對人類官能及其發展的探討》(1883)開辟了研究個體心理和心理測驗的途徑,討論了聯想和意象等問題。除了早先用過的譜系調查法以外,又首創問卷法,用以調查表象的類型。他也是最早將聯想實驗數量化的學者之一。
應用統計法來處理心理學研究的資料,也是高爾頓開的端。他著重數據的平均數和離中差數;為相關系數的概念作了初步提示,即相關度的圖示法;還收集了大量資料,證明人的心理特性在數量上的分布,如同身高、體重一樣,是符合於常態分布曲線的。

Ⅵ 這是什麼電影

英國病人TheEnglishPatient(1996)


導演:安東尼·明格拉

編劇:邁克爾·翁達傑/安東尼·明格拉

主演:拉爾夫·費因斯/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馬斯/朱麗葉·比諾什/威廉·達福/納威恩·安德利維斯/柯林·菲爾斯

類型:劇情/愛情/戰爭

製片國家/地區:美國/英國

語言:英語/德語/義大利語/阿拉伯語

上映日期:1996-11-15

片長:162分鍾

又名:英倫情人(台)/別問我是誰(港)

IMDb鏈接:tt0116209

Ⅶ 最早提出優生學的是誰

最早提出優生學的是弗朗西斯·高爾頓。

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年2月16日-1911年1月17日),英國科學家和探險家。他曾到西南非洲探險,因樹立功績而知名並被選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三年後又入選英國皇家學會,晚年受封為爵士。他的學術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人類學、地理、數學、力學、氣象學、心理學、統計學等方面。他是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弟,深受其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該思想引入到人類研究。他著重研究個別差異,從遺傳的角度研究個別差異形成的原因,開創了優生學。他關於人類官能的研究開辟了個體心理和心理測驗研究的新途徑。

個人簡介
童年時代
1822年2月16日,高爾頓出生於伯明翰。外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是一位詩人、醫生、進化論理論家。父親塞繆爾·德丟·高爾頓是位銀行家。母親和達爾文的父親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他是家中 7 個孩子里最小的一個。他的三姐阿黛爾(Adele)是高爾頓的啟蒙老師。
他從小就聰穎過人,出生 12 個月後,他便能認識所有的大寫字母,18 個月後則能辨別大寫和小寫兩種字母。到了兩歲半左右,高爾頓已能閱讀《蛛網捕蠅》之類的兒童讀物。3 歲時他學會簽名,4 歲時他能寫詩,5 歲時已能背誦並理解蘇格蘭敘事詩《馬米翁》,6 歲時,他已精熟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7 歲能欣賞莎士比亞名著,對博物學產生興趣,並按自己的方法對昆蟲、礦物標本進行分類。
求學時代
8 歲時他被送進寄宿學校正式接受教育,行為突然變壞,常與同學打鬥,頻遭學校懲戒。14歲時進入伯明翰的愛德華國王學校讀中學。15 歲時,他的父親希望他學醫,因此安排他隨一家英國醫學機構到歐洲大陸作巡迴醫療活動,回來之後在伯明翰市立醫院做了兩年內科見習醫生,這段經歷使他積累了許多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1839 年,17 歲的高爾頓來到倫敦國王學院學習醫學、生理學、植物學和化學,並且成績優秀。但不久,他的興趣就轉移到數學和自然哲學上,於是 1840 年他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希望學到更多的數學知識。1844 年獲得劍橋大學學士學位後曾繼續研習醫學,但不久父親病逝,他就此放棄學業。
旅行探險
父親逝世後,高爾頓繼承了巨額遺產而變得十分富有,因此可以做一些他感興趣的事情。在當時英國的探險精神的影響下,他對旅遊探險產生了興趣。從1845年開始,他先和朋友一道赴尼羅河流域進行考察,然後單獨進入巴勒斯坦腹地。每到夏季,他喜歡到設得蘭群島去捕魚和收集海鳥標本,有時也駛帆出海,或者乘熱氣球升空。在這里他發現了一種順時針旋轉的大規模空氣渦旋,並把它命名為反氣旋。
1850年,經過與皇家地理學會協商,高爾頓決定考察從非洲西部和南部到恩加米湖的道路。這次探險充滿了困難和危險。在兩年的時間里,他與各種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歷盡艱辛,獲得了大量西南部非洲資源和風土人情的第一手資料。他的考察報告得到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高度重視,並於1853年當選為該學會的會員。三年後,34歲的高爾頓成為皇家學會會員。
從非洲回來後,高爾頓一度患抑鬱症和身體虛弱,這種病在他的後半生曾多次出現。從此以後他不再遠游。1853年他和路易莎·巴特勒(Louisa Butler)結婚,1857年在倫敦定居。
後期研究
1859 年高爾頓的表兄達爾文出版的《物種起源》引起了他對人類遺傳的興趣。他的科學興趣很快轉移到與生命有關的領域。他把達爾文關於圍繞著群的平均值的偶發變異原理應用於人類研究,開拓了以個體差異為主題的實驗心理學的新領域,並於1869年發表了專著《遺傳的天才》。
在完成了智力天賦的家族譜系研究後,高爾頓又致力於建立更精確的測量方法來考察人類才能的差異。1883年他出版了專著《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書中概述了自由聯想和關於心理意象的問卷調查兩項實驗心理學上劃時代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這本書中,高爾頓還第一次提出了一個以人類的自覺選擇來代替自然選擇的社會計劃,為此他還創造了「優生學」(Eugenics)這個詞。因此通常人們把1883年作為優生學正式誕生的年份。
從1884年起,高爾頓先是在國際衛生博覽會、後是在南肯新頓博物館開設了一個人類學測量室。在那裡人們可以測量出自己的身高、體重、握力等多種生理指標。在六年時間里,該實驗室共收集了9337位男女的詳細資料,為人類個體差異研究提供了大量數據。
1888年,他開始對指紋研究產生興趣,並於1892年在其專著《指紋學》中提出了指紋分類法。他的指紋編碼法被蘇格蘭場使用採用,作為伯特隆測量系統的補充手段來建立犯人檔案。
1904年,高爾頓出資在倫敦大學設立了一個優生學講座,邀請皮爾遜來主持。同時他還在該校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優生學檔案館,兩年後改為優生學實驗室。1908年,英國優生學教育會成立,高爾頓擔任名譽會長。1911年倫敦大學優生學實驗室和皮爾遜設立的生物學測量室合並為應用統計系。
1908年他的回憶錄《一生的回憶》出版。1909年他被英國王室授予勛爵稱號。1911年他以89歲高齡逝世於英格蘭南部薩里的庄園。

Ⅷ 黑水域文獻是怎樣蒙難的

公元20世紀初,俄國人科茲列夫一行跋山涉水,不辭辛苦,來到了地處巴丹吉林沙漠邊緣、草木不生、人跡罕至的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境內的黑水城。至此,中國西部大地上列強派遣的探險隊、考察隊接踵而來,造成中國古代珍貴文物的嚴重外流,黑水城目睹了這一幕幕屈辱的歷史。

公元10世紀,趙匡胤陳橋兵變,創立了綿延數百年的大宋王朝。此時,在我國的萬里版圖上,北有契丹耶律家族開創的大遼國,西有黨項、回鶻、吐蕃各族稱雄並立。

公元11世紀,黨項族第三代西平王拓跋元昊在我國西北地區建立起王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並不斷對外擴大疆土,管轄范圍包括今天的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的廣大地區。

這個神秘王朝先後有10位帝王登基,存在了190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滅亡。雖然僅存不到200年,但是西夏人卻創造了異常璀璨的文明。西夏建國前夕,已經創制了民族文字,當時稱為「番字」、「番文」或者「番書」,後世稱為西夏文。無論是立國以前,還是在立國以後,西夏的統治者都提倡儒學,發展漢學。他們實行了科舉制度,在所轄各地興建學府,並且大力弘揚佛教。地處漢、印度和西方文化等諸多文化中間的西夏,成為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在我國古代史上曾經舉足輕重的王朝,一個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擁有系統的典章制度的政府,元朝史臣在給遼、金、宋三家修纂專史時,卻沒有給西夏留下一部分量相同的紀傳體專史,而只在遼、金、宋三史中用一、二卷的篇幅給西夏作了簡略的概說。

西夏無專史,不僅宋、金、元諸史少了一部可供互相參考的珍貴文獻,也使當時公私擁有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納入一部專史而從此逐漸湮滅亡佚。相比之下,五代十國中有的王朝地域並不寬廣,時間又十分短暫卻反而擁有專史記載,這不能不說是歷史對西夏的不公正。

也許是感受到了這種遺漏,自清代乾隆、嘉慶以來,不少學者曾就前代文獻作過拾遺補闊的工作,想給散佚數百年的西夏歷史作些部分的補償。但發現散布在各種著述中有關西夏的關鍵史料實在是太少了。1804年,清代考據學家張澍在甘肅武威城內清應寺中,拆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壘,發現了著名的西夏文、漢文合璧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並判定碑陰書體為西夏國書。這是西夏主體民族黨項族在元明之際逐漸消亡,西夏文字因不再使用而成無人識讀的死文字後,歷經數百年首次被發現和判別。至此,中國學界才拉開了獲取西夏資料的序幕。

1907年3月17日,俄國人科茲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學會委派已結束對中國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備開始他的第4次遠征。他得到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的召見,接受了沙皇賜給的3萬盧布以及步槍、左輪手槍和子彈。

1908年3月,科茲洛夫一行抵達蒙古巴登札薩克王爺駐錫地,即將進入荒漠。科茲洛夫努力與當地老百姓,特別是與代表清政府管轄這一地區的王爺搞好關系,對巴登札薩克王爺和土爾扈特達希貝勒等盛情宴請,代為請封,並贈送了左輪手槍、步槍、留聲機等禮品,得到了王爺所遺的向導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據民間傳說,黑水城的一座佛塔封存有大量的寶藏和文物。貪婪的科茲洛夫就是奔此而來。他們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探察和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對發掘品未作嚴格記錄」。最後,他們將所獲的佛像、法器、書籍、簿冊、錢幣、首飾等裝了10箱,共重約160公斤,通過蒙古郵驛,經庫倫(今烏蘭巴托)運往彼得堡。

客觀地講,科茲洛夫的首次盜掘所獲並不算豐富,對他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遺址,雖然當時他不可能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盜掘物運抵彼得堡後,俄國地理學會很快就作出了鑒定反饋,因為其中有以西夏文這種早已消失、無人能識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寫的書籍和簿冊,引起了敏銳的俄國漢學家鄂登堡、伊凡閣等人的驚訝和重視。

1908年12月,科茲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學會要求他放棄前往四川的計劃,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時間從事進一步發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茲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與考察隊保持著「愉快的關系』」的土爾扈特貝勒的幫助下,僱用當地民工,由俄人指揮,在城內城外各處重新踏勘發掘。

6月12日,他們打開了西城外一座高約10米,底層面積約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現在眼前的竟是層層疊疊的多達2萬4千卷古代藏書和大批簿冊、經卷、佛畫、塑像等等。後來俄國人驚呼,他們簡直找到了一個中世紀的圖書館、博物館!他們在因此次發掘後名聞遐邇的佛塔內整整工作了9天,取出文獻和藝術品運往營地,粗粗分類打包後,以40峰駱駝裝載數千卷舉世罕見的文獻與500多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踏上了西去的歸途。令人可氣可恨的是,愚昧的持「友好態度」的土爾扈特貝勒還帶著自己的兒子及全體屬官,騎著高頭大馬來為他們送行。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這2萬多卷中國中古時期的珍藏,是繼殷墟甲骨、敦煌文書之後,又一次國學資料的重大發現。如果說15萬片甲骨卜辭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代,敦煌數萬卷遺書重現了從西晉到宋初傳抄時代卷軸裝書籍多姿多彩的風貌,那麼黑水城出土文獻則在時間上延續了敦煌文獻,展示了遼、宋、夏、金、元,特別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它們中絕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內容包括語言文字、歷史、法律、社會文學、古籍譯文以及佛教經典等;其餘則為漢文文獻,有直接從宋、金傳入西夏的書籍,有西夏刻印抄寫的書籍,還有不少宋、西夏、元時期關於官府、軍隊、百姓的檔案、文書;此外還有一些藏文、回鶻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資料。黑水城出土文獻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和版本價值,然而從它們再現於世的第一天,便被外國人據為己有。

1909年秋天,科茲洛夫盜掠的黑水城珍寶運抵彼得堡。入藏俄羅斯的黑水城文獻被編為5000多號,大體按語種分類。最多的是西夏文本,占總數的90%,其次是漢文本,不足10%,再次是藏、回鶻、波斯等文本。刻本、寫本皆備,都是宋夏金元時期的珍貴遺書。

對西夏文本的科學分類、登錄、整理和研究,首先受制於釋讀西夏文字的水平。西夏文是創制於西夏王朝早期元昊時代的表意文字,共計約6000餘字,形似漢字,但構造繁復,向有「筆畫繁冗,屈曲如符策」之稱。在中國中古西北廣大地區使用4000多年後,因西夏王朝被蒙古所滅,主體民族黨項族消亡後不再使用,逐漸成為無人能識讀的死文字,但它畢竟是西夏文化主要載體。對重現於世的黑水城文獻中的主體部分進行研究,首當其沖的就是必須釋讀這種語言文字。最初從事這種探索工作的俄國、中國等前輩學者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往往只能採取同一佛經的漢夏兩種文本對讀的方法比照考索。自然,猜測的成分多,而科學的依據較少。令人萬分慶幸的是在這批卷帙浩繁的遺書中發現了一本西夏王朝後期學者骨勒茂才編著的夏漢對照的雙解語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這本書雖然只剩下七十餘面,但涉及1000餘個常用西夏字,書中每個西夏語詞都有對應的漢字音義,同樣,每個漢字也有對應的西夏文音義。

《番漢合時掌中珠》的發現,標志著一個全新的起點,但要全面解讀西夏文字還要付出更艱苦的努力。俄國、中國的西夏學家又先後對另一部西夏文著作《文海寶韻》進行了研究。這是一本兼有類似《說文解字》和《廣韻》特點和功能的西夏文韻書,共有3000多個被注釋的西夏字,加上注釋字,涉及5000個西夏字,已達西夏文總字數的八成。對這本書的成功解讀和融會貫通,使西夏學的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對於黑水城的重大考古文獻發現,沙俄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國人更無緣見到原始文獻資料,因而我國的學者對這個西夏古國的歷史存在有相當多的迷惑,這段研究空白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至1913年,當寓居在日本的古文獻專家羅振玉從伊鳳閣手中得見《番漢合時掌中珠》一頁時,他立刻意識到有重大學術價值,我國對西夏王朝的深入探討就此成為轉折點。第二年羅振玉又借得該書9頁,石印流傳。1924年,羅氏之子羅福成抄印了《番漢合時掌中珠》全本。

20世紀30年代,閉門研究的俄國學者在發布專著與論文的同時,開始刊布相關的黑水城文獻與部分藏品的專題敘錄。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出版了一期《西夏文專號》,其中有一些俄藏西夏文獻片斷的介紹。1935年,羅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書《音同》。

羅氏父子的努力在中國掀起了一個不小的西夏學熱潮,它對中國西夏學早期發展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礎。

此後,前輩學界泰斗也紛紛投入或多或少的精力和熱忱開始研究這個古老王朝。陳寅恪、羅福萇、王靜如、向達等對文書進行考證、釋譯,學界眼界大開。加之民國時期寧夏靈武等地發現成批的西夏佛經,一些有遠見的學者開始殫精竭慮地識讀西夏文,研究和整理西夏文資料。他們在對西夏文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通過對同一佛經漢文、西夏文本的對讀,進行比較觀察,不僅能初步解讀已「死去」數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而且逐步摸索到其語法和造字規律。這一切無疑為開啟西夏文這一深奧的地下寶庫找到了一把鑰匙。

多少年來,唯有俄國西夏學者得天獨厚,可以足不出戶,對西夏文文獻從容研究,然而盡管他們代有人出,在發表研究專著的同時也刊布了文獻原文,但畢竟只佔全部文獻中極小的部分。世界上其他各國絕大多數的學者只能以俄人的研究為起點,無法見到更多的未刊文獻,徒有欲睹元由之嘆,全面的更深入地綜合分析更無從談起。

20世紀20年代,學術界流傳科茲洛夫所獲中有宋版(實際是金刻)《劉知遠諸宮調》的訊息。畢生致力於中國珍稀古籍保存與傳布的鄭振鐸先生便輾轉託人打聽,終無結果。1930年,他見到了此書的抄本與照片。其後的20餘年裡,他一直牽掛著這部中國最古的刻本諸宮調。直到1957年,鄭振鐸以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身份訪問蘇聯時,在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與亞洲民族研究所(現東方研究所)得見俄藏敦煌、黑水城、新疆的出土文物,不禁「大為驚訝」,魂牽夢繞幾十年的古本《劉知遠諸宮調》終於見到了,仿如故友重逢,頗生相見如故之感。

鄭振鐸在這里還看見了「維摩法經變文」、「四美人圖」等諸多珍稀古卷畫,似乎突然落入了浩瀚的文物海洋!由於當時蘇聯與中國關系正處於十分親密期,因而次年蘇聯政府便將《劉知遠清宮調》和另外20部蓋有蘇聯藏印鑒的西夏文佛經送還我國北京圖書館,文物出版社立即影印,廣為流傳。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西夏學研究重又升溫。經過長期鍥而不舍的努力和積累,中國已形成了新一代足以使全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最高水平的研究隊伍,他們自然更為迫切地希望推動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面刊布。50年代後期,蘇聯對漢學研究的管理體制出現了松動跡象,中蘇兩國學者開始了交流、互訪。

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寧夏社會科學院李範文作為中方學者訪問了蘇聯,短短三個星期,他們冒著列寧格勒50年來從未有過的嚴寒,在東方研究所特藏部閱覽室閱覽了全部西夏文獻。這是我國學者半個多世紀以來首次親眼目睹黑水城出土文獻之全貌。12個高大寬厚的書櫃儲藏著中國中古時期的珍籍。令人慶幸和欣慰的是,這些文獻都保存較好,一些重要文獻雖已殘破,但可修復和褥糊。

中國學界和出版界人士敏銳地抓住這一大好時機,抓緊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探討共同出版黑水城文獻的可能性。談判幾經曲折,但最終峰迴路轉,柳暗花明,1993年4月,北京、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兩國三方的代表就全面影印編纂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達成共識,並簽訂協議。同年10月與次年7月,中方聯合工作小組兩次赴俄,對文獻進行現場整理編撰,取得了圓滿成功。中方專家們回國後,在俄方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攜返的文獻攝片認真分析、考究源流,辨章學術,綴合切拼,定題斷代,並精心印製。全書以漢文文獻、西夏文世俗文獻、西夏佛教文獻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分編出版,計劃編纂20餘冊,每冊特精裝8開本,約400頁。現已出版的第一、二、三卷(漢文部分)與第七卷(西夏文世俗部分)是第一階段的成果。

蒙塵近一個世紀的黑水文獻終於重現於世,使人頻生感慨,「弱國無外交」,落後受人欺,國家只有強大起來,才能抵禦外侮,保住國寶,永享和平。

Ⅸ 地理學和歷史學跨越「楚漢河界」了嗎

阿蘭·貝克教授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在國際歷史地理學界享有盛譽。貝克全名為阿蘭·雷金那德·哈羅德·貝克(Alan Reginald Harold Baker),1938年10月出生於英國,為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的終身院士,主要從事英格蘭中世紀的農業和聚落地理,法國19世紀鄉村的社會地理,以及歷史地理的發展史和方法論等方向的研究。他長期擔任《歷史地理雜志》(Journalof HistoricalGeography)的主編,現為英國地理學家協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美國地理學家協會、英國農業歷史學會、經濟歷史學會、加拿大研究學會和(法國)科學通信學會會員,並受聘於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等多個大學,提供地理學家的專業資格等級評審鑒定。因其對歷史地理學的傑出貢獻,貝克榮獲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吉爾紀念獎,後又被法國政府授予法國文化教育騎士勛章,被譽為當代西方歷史地理學界最傑出的學者之一。自20世紀70年代起,貝克就致力於推動全球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交流,與此同時十分關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發展,曾三次到訪中國,促進中國與國際學界的對話。去年,國際歷史地理年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Geographers )於倫敦召開,會議期間,貝克教授接受《文匯報》的訪談邀請,就歷史地理學的問題和現狀、歷史學和地理學的關系等問題,與本刊委託的采訪者展開討論。
文匯報:由於「地理學和歷史學」是兩大宏觀學科,鮮有學者敢於以如此宏大題目進行闡述,最早有喬治先生(H.B.George)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出版了《地理學與歷史學的關系》一書(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Oxford Press,1901),而您的專著GeograPhy and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是第一次以地理學家的視角宏觀地來探討地理學和歷史的關系。此書一經翻譯成中文《地理學與歷史學———跨越楚河漢界》(商務印書館,2008)就成為暢銷書籍,相關學科的學者幾乎人手一本。經過此書的撰寫和多年的思考,您覺得歷史學和地理學最大的鴻溝是什麼?
貝克:在書中有一句我自認為十分貼切的話,就是「歷史具有場所維度,地理具有時間維度」
(History takes place,and geography takes time)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很喜歡這句話,我家人為我做了件短袖衫,上面就印了這句話。我們研究的歷史不可能僅僅是抽象的歷史,這些歷史發生在確切的區域、地區、河谷、山脈等等地理場所中,我們不可能單純研究歷史而撇開地理的因素。歷史附著於地理,以前的歷史學家只關注自然景觀,諸如環境、河流、地形、山脈,認為這些都是歷史事件發生的自然舞台。他們認為地理並非十分重要,地理只是附屬,尤其是自然環境。現在學界的取向開始有所轉化,大家開始更多關注地理,因為地理不僅是自然環境,還有景觀、選址因素等。因此,歷史學研究也必須顧及地理學。與之相應,地理學必須也要顧及歷史學。因為任何一個地方都經歷了不同時代,比如說我們此刻進行交談的場所是一幢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這座房子19世紀時就坐落於此,自有它的風格和傳統,如果要解釋這幢建築,僅僅坐在這里環顧周圍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了解兩百多年的歷史,否則是無法解釋這幢建築為何選址於此。我們不僅要關注現在,必須回溯歷史上的建築風格。所以,地理學家必須要有歷史學的深度和感覺。
文匯報:您在上述專著的序言中明確指出,該書「並不是歷史地理學的指南,不是給那些希望成為歷史地理學實踐者的教科書,也不是歷史地理學科的『米其林指南』(Michelin Guide,餐廳評鑒指南)。只是希望探索地理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關系,目的是加深地理學者的歷史學意識、拓寬歷史學者的地理學意識」。那麼,您覺得在這本書出版之後,歷史學和地理學兩者之間的關系變得如何?
貝克:我覺得兩者關系較之過去有所進步,現在歷史學和地理學之間有了更多對話和討論。19世紀時,歷史學和地理學還在各自的系統中成長,大學、組織、政府等各個場域中,這兩者是分開的。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密了。我與很多社會歷史學家一起工作,昨天我們開了一個會,很多環境史學家參加,同樣也有很多地理學家加入,環境史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有很多互動,就像我和很多社會歷史學家都有密切的交流一樣。我書中討論的「鴻溝」當時確實是存在的,因為歷史學和地理學是不同的學科,某種程度上,它們是相互競爭的———為了確保自己的獨立地位。然而,現在兩者開始逐漸融合。我可以確定,較之三四十年前,如今地理學界和歷史學界有了更多的合作和理解,這或許也是拙作的一點作用吧。
文匯報:正如我們所知道,雖然地理學和歷史學都關注過去,但是它們依舊存在一些不同。地理學能解決一些歷史學無法解決的問題,對此您能詳細討論一下嗎?
貝克:我自認為是一位地理學者,受過地理學的訓練,所以在我的研究中就會提出一些地理學所關注的問題,會在地理學維度問一些關於過去的問題。我關注的是地點(location):這些事件發生在這些地方的原因,以及這些地方又在哪裡?以我的關於運動俱樂部的研究為例,從地理學的角度提問就是:它們在哪裡?於是我們首先需要製作一些地圖,然後就能在地圖上發現很多問題:某地分布很多俱樂部,另外一處有一兩個俱樂部。首要任務就是要找到它們在哪裡,這就是地理學研究,定點工作很重要,地圖製作在研究中因此就至關重要了。接下來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會呈現此種分布狀態,問題就從定點轉變成了地理分布態勢的討論,不同尺度的空間安排等,即解釋地理分布的形成原因。簡言之,這樣一個研究過程就是首先定位、描述,然後是理解、解釋和詮釋,即搜尋歷史進程,以尋找為何會呈現此種分布態勢。所以這既是地理學的問題又是歷史學的問題,它們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
文匯報:對於大眾而言,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geography)和地理學史(geographical history)是容易混淆的概念,請您解釋下它們的不同之處。
貝克:地理學史探討的是政治運動、政治歷史與地形之間、民族之間和國家之間空間關系、地理關系,並且在某種程度關注自然環境。確實與歷史地理十分接近,正如城市史和歷史城市地理,十分相似,有很多重疊之處。有人將地理學分為三個中心論題:地方(places)、地區areas)與區域(regions),三個外圍話題分別是分布( distributions)、環境(environments)和景觀(landscapes)。我認為地理學家對景觀、地點和環境最為感興趣,可以說是最主要的三大主題,景觀是地方的外形(appearance),地點是這些特徵、人口等分布於此的緣由,是空間分布問題,最後就演變成環境問題——比如人類和自然環境如何相互影響、森林如何變成了農田……景觀變化了,於是環境改變了。雖然歷史也同樣關注這些問題,但是這更多的區域地理所關注的,什麼導致每一個區域變得與眾不同。
文匯報: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地理學家達比(H.C.Darby)在20世紀的50年代就開啟了對歷史地理學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認為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邊界難以界定,宣稱「一切地理學都是歷史地理學」,將歷史地理學界定為地理學的范疇,您就此有何看法?
貝克:過去在歐洲歷史地理學確屬地理學范疇,我想在中國很長時間以來也持此種觀點。但當時的歷史地理是國家形成的歷史(the history of state formation)的研究,即通過19世紀民族主義建造了民族國家的過程,這就是那時的歷史地理。在很長時間以來,歷史地理就是歷史政治地理,很多中國學者從事的是歷史政治地理(沿革地理)的研究,關注不同王朝、帝國的歷史形成和更迭。在很長時間內歷史地理就是如此,探討民族國家、政治團體等的形成歷史,實際上是歷史政治地理。正是達比將這一研究范圍進行了拓寬,歷史地理從一個很窄的范圍出發,討論邊界、邊疆等問題,當然這一領域現在還是很重要。你去搜索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地理出版物就會發現大多的論文、論著就是討論這些問題,討論民族國家的歷史創造過程,現在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是極大地拓寬了。我曾經編纂「劍橋歷史地理研究」叢書,希望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能負責中國卷,但是很明顯當時他關於歷史地理的觀念與我的觀念相差甚遠,他的關注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關於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形成的過程等,中國的王朝更替對於我或者是其他西方人來說,太容易混淆了。
文匯報: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和歷史學都緊密相連,在您看來,歷史地理在方法論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對於方法論的探討是中國學者較為薄弱的環節。
貝克:歷史地理和歷史學共享很多內容,兩者的技術、方法論等都是運用大量的史料、檔案等文獻資料。地理學者與歷史學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不是單純地解釋詞彙或者文本,而是更多地利用圖表,尤其是利用地圖來詮釋文本。即我所說的,通過時間看發展,通過空間看傳播(Developments through time and spreads through space)。就我剛才提到的運動俱樂部而言,第一個研究的問題就是俱樂部的分布,這就是地理學的分布問題,歷史學家大多未受過地理學的訓練,不會想到要製作地圖。當然,在研究過程中還需要利用時間表(time graph)來展現不同時段呈現的不同分布狀態,大部分的歷史地理學者利用地圖來展示分布狀況,利用圖表來揭示時間變遷,當然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如果說是方法論,那就是最基礎的描述階段。接下來就要解釋為什麼他們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它們在此處迅猛增長,為什麼那個時間又突然停滯下來。我想大量利用地圖和圖表是最基礎的地理學的技術,並非很多歷史學家會如此,這大概就是歷史地理學最主要的貢獻。
文匯報:無論在您的著作中還是在各種學術會議上,您一直強調跨越歷史學和地理學的鴻溝需要不同學科的融合,那您覺得歷史地理學者需要在歷史學、地理學以外學習、借鑒哪些學科?
貝克:歷史學、地理學都擁有寬闊的視野,屬於整體學(holistic)的范疇,它們試圖研究所有事物,將所有對象匯聚一起。其他學科則屬分析學(analytical)的范疇,它們將研究對象一層層剖析。如果你是歷史經濟地理學者,就會關注經濟學,考慮經濟對地理的影響等,單純的經濟學家並不都關注空間概念。其他可以借鑒的學科如社會學、植物學等,這些都是最基礎的分析法。歷史學和地理學是整體學,融合各類事物。譬如你要研究倫敦或上海的地理,你需要關注各個領域,不論自然地理還是人文地理。歷史學和地理學就是要把研究對象融合在一起,其他學科則是把研究對象分開,只是剖析其中的一層。這是很泛泛而談的區別,但是到實際操作層面,我們需要一點點的分析然後將它們匯總起來。所以歷史學、地理學對於學生來說是很難的學科,窮其一生可能也只是學到一點,十分具有挑戰。就像區域歷史地理,現在很少人研究,究其原因就是它涉及面廣,難度大。
文匯報:伴隨著計算機的興起,GIS技術在地理學的研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您如何看待GIS對歷史地理的影響?
貝克:GIS現在變得十分重要,但是GIS本身並不是研究問題,所以我對於將GIS置於論文標題之中的做法感到十分驚奇,因為論文題目應當是研究的問題而不是方法,GIS只是研究過程中使用的一種方法。當然GIS確實十分流行,它是一種製作地圖的新方法,一種十分精細並且復雜的分析方法,但是它不是一種新的議題(subject)。
文匯報:您不僅是《歷史地理雜志》的主編,還主持了兩套大型的國際歷史地理研究叢書,對於歷史地理以及相關科學可謂十分了解,如果請您為那些對歷史地理感興趣的人推薦書,有哪些可推薦?
貝克:我並不懂中文,就推薦些英文的經典讀物。William George Hoskins (1908-1992,英國區域歷史學家,建立了第一個大學的英國區域歷史系)的《英國景觀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Hodder and Stoughton Press,1955.至今已有35個版本,並翻譯成多國語言),這本著作後來還被BBC翻拍成電視,該書主要講述了英格蘭景觀的歷史,開創了區域歷史的先河。其他諸如法國歷史地理學家Xavier De Planhol的《法國歷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Oxford Universty Press,1988.阿蘭·貝克為合著作者),也是一本易讀的好書。
文匯報:此次國際歷史地理年會的地點回到現代地理學最重要的貢獻者之一的英國,您認為英國地理學教育和研究現狀如何?
貝克:這真是個困難的問題,因為這個局面正在改變,或者可以說一直在改變。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理研究有很明顯的擴張趨勢,現在則更趨向於收縮。然而,從此次會議的召開來看,歷史地理學變得更加重要,更加生機勃勃。我們可以說,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前,很多地理學者欠缺歷史地理的視角,所以並不能稱呼他們是歷史地理學者。現在的許多學者,即便他們研究的是現代地理學問題,但也充分認識到必須要回顧過去,只有了解了過去才能更好地解釋當下。如果研究者的關注點和興趣點只是在當下,使用歷史的視角來解釋現在,法國人稱之為「回溯性人文地理學」(retrospective human geography)。回顧過去,以便解釋現在,很多人都是如此。就我自己的研究為例,關於法國鄉村兄弟互助會的書( Fraternity among the French peasantry: sociability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he Loire valley, 1815 -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時間范圍為1815至1914年,我研究的是19-20世紀的社會地理學,所研究的僅僅是當時的狀況,並不用來解釋現在的任何事物。所以,判斷是否是歷史地理學,主要看研究旨趣和關注點是在現在還是過去。然而,現在每一個研究者都認識到必須要有一個歷史地理的背景來研究當下的問題。此前大家更關注於自然地理,現在更多關注於人文地理,要看看這中間發生了什麼變化。歷史學家或者歷史地理學家開始對旅遊、遺產感興趣了。過去遺產是旅遊的資源,人們出去度假是變換地點,從法國到英國、美國,他們更改地點以看到不同的東西。但現在很多人希望通過旅遊能感受時間的變遷,比如去中世紀的城堡或是庄園。人們找尋的不是21世紀的事物,而希望可以回溯到19世紀或者是15世紀。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研究旅遊和全球遺產,我認為這是歷史地理的現實意義。
文匯報:本次歷史地理年會議程十分緊湊,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規模可謂宏大,您覺得現在歷史地理研究者和研究機構發展如何?
貝克:本次參與會議的有39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而第一次會議當時只有英國和加拿大兩個國家的學者。這次有來自智利、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的學者,這個並不常見。中國代表來了很多,還有很多俄羅斯代表,這是新氣象,對於歷史地理的實踐來說是振奮人心。論文和報告都十分吸引人,我要考慮許久到底去聽哪個分會場。
文匯報:最後一個問題,您上世紀80年代就訪問過中國,1996年應邀參加了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開始與中國歷史地理界有實質性的接觸,距今已有近20年,請問您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界有什麼寄語嗎?
貝克:中國歷史地理學現在發展得不錯,開始逐步走向世界。我希望中國學者在專注做自己的研究時也能讓西方人更了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發展。這一方面日本學者做得好些,京都大學的Akihiro Kinda教授組織一批學者用英語編寫了一本關於日本景觀歷史的書(A Landscape History ofJapan,Trans Pacific Press,2010)。我們希望也能看到一本由中國地理學家撰寫的、用英語寫作的關於中國景觀或者是中國歷史地理的書,因為我們很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

Ⅹ 進化進化達爾文的戰爭中高尓頓是什麼學派的創始人

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年2月16日-1911年1月17日),英國科學家和探險家。他曾到西南非洲探險,因樹立功績而知名並被選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三年後又入選英國皇家學會,晚年受封為爵士。他的學術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人類學、地理、數學、力學、氣象學、心理學、統計學等方面。他是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弟,深受其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該思想引入到人類研究。他著重研究個別差異,從遺傳的角度研究個別差異形成的原因,開創了優生學。他關於人類官能的研究開辟了個體心理和心理測驗研究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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